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式，薄熙来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一天后，他的身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与其去职新闻一齐漫天飞舞的，是各种吸引眼球的小道消息，以及对薄氏行踪和下场的诸多猜测。中国人的“国民性”习惯于“只讲立场，不论是非”，在混沌不明的局势下，媒体若贸然采信有派性倾向的谣传，必将造成自身公信力的打折。
　　
      “黄雀理论”：政治轮回现世现报
   
　　我不知道薄熙来那天在主席台上，是否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投了赞成票。甚至有网民幸灾乐祸地说，该案第七十三条提前在他身上实施了。人们想起了在重庆“黑打”中被处决的文强、樊奇杭，以及龚刚模、李庄等大批被薄熙来、王立军送进监狱的人。
　　
　　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关联案例：1955年全国人大代表胡风未经宪法程序（人大常委会批准）被公安部逮捕，两天后才补办手续。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没有想到，十多年后他身为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无法用宪法保护自己，被毛泽东发动政变推翻，幽囚迫害致死。
　　
　　今年2月初王立军职务变动时，有媒体问我的看法，我答八个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天后他就出事了。其实从文强到王立军、薄熙来，每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以是猎手，也随时可能变成猎物；黄雀之后更有猛禽，而那只最大的“终极黄雀”，则是一个没有法制保障的“循环互害”体制。
　　
　　此前坊间纷传，文强临死前曾对王立军说：“总有一天,你也会和我一样。”但现世报来得如此之快，还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更为讽刺的是，毛左们严惩“汉奸”、吊死“西奴”“带路党”余音未了，他们心中的英雄率先成了投奔西方的“叛徒”。

      激起“官愤”：唱红打黑断送仕途
   
　　薄熙来下台前夕，我与几位“红二代”聊起他的前途，他们与薄本人或家族都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比较中立的观点是，薄氏有能力也有野心，也确实想做事，但过于自负，博上位的手段咄咄逼人，效果却过犹不及。
　　
　　还有人回忆起大学时代的薄熙来，说他那时没多大野心，一心一意学外语，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当一名驻外记者，从北京大学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新闻专业。读研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但早期表现似乎并不出色，且被婚变事件闹得灰头土脸，于是外放到地方县、市工作。这种仕途历练，是中共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
　　
　　在大连市委书记任上，他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此后一路顺风顺水，先后出任辽宁省和商务部的一把手。薄在2007年10月进入政治局，但未能如愿留在中枢，而是外放重庆。此前其父薄一波已于同年1月逝世，老薄一生留下的政治负资产太多，党内各方侧目，也影响到了小薄的仕途。
　　
　　薄氏为博上位，四年来“唱红打黑”，经营劫富济贫、透支未来的“重庆模式”，不仅遭到自由知识分子和法律界的强烈反弹，其无底线的“酷吏”作风更令同僚侧目，激起了普遍的“官愤”。尽管中共长期屏蔽“文革”的恐怖历史，但大家都知道，“文革”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是干部，这样一个既不守明规则也不守潜规则的前红卫兵一旦上位，难免人人自危。尽管他在主政后期已开始修正形象，强调自己及其家庭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二次文革”恐怖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无法消除。
　　
       奇理斯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曾引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奇理斯玛”式的魅力型领袖，在专制积淀深厚的后发国家很有市场。平心而论，与冷无表情的中共官僚经典面孔相比，薄熙来是有亲和力的，他学会了西方政客讨好选民的手段，懂得运作媒体，挟民意以自重。在他任职过的大连和重庆百姓中间，颇有些口碑，像我这种对重庆模式有批评的人，不时会收到一些挺薄网友的留言指责或规劝，至今未断绝过。
　　
　　薄氏主政重庆，很像上世纪建政之初的中共政权，迅速清除黄赌毒和帮会道门，实现了社会一体化，并通过劫富济贫等手段，博取群众拥护。其“经营城市”的资金平台，则类似美国建国之初的“旋转门”财政，不断靠借新债还旧债周转维系信用，一旦资金链断裂，信用不可持续，很容易堕入“庞氏骗局”的深渊。
　　
　　自2007年出掌渝州，他用不到五年的时间将重庆变成了“西红市”，将自己树为毛左们心中的“小毛泽东”；而毛泽东取得无争议的革命领袖地位，则经营了二十一年，到延安整风才告确立。毛氏信用的崩溃，始于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辞世三十五年后，“红太阳”光芒黯淡；而政治明星薄熙来的顷刻陨落，则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起因是网民在第一时间追踪到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的行踪。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强人靠垄断信息维系公信力的优势不复存在，同是副手出逃,主子偶像的解构却大大加速，真应了黄炎培对毛泽东引用过的那句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若将其中“勃”“忽”二字换成同音字,则更像是一句暗讽中国极左派的谶语。

      公器私用：政治生态不可持续
   
　　“唱红”为“闯红”，“打黑”变“黑打”，官场成战场。随着薄氏在政坛的消失，各类“表态文化”异彩纷呈，种种不择手段的夺嫡故事也惊现坊间，看得让人心惊肉跳，不免引发我的逆向思考：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算好兵，如果薄熙来是一位西方政治家，可以循游戏规则“费厄泼赖”（Fair Play），即便竞争失败，仍可按规则重新开始。果如此，他还有必要以种种另类手段博上位吗？
　　
　　我曾经指出，中国大陆在出现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之前，一切政治都是会党政治。一统江湖后，不再有江湖。当国家名器成为单一政治团体的战利品，围绕最高权力的竞争，就只能在团体内部进行，团体之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无缘入围。缺少外部竞争的后果是，团体内部权斗将变得日益激烈和残酷，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族大劫难。
　　
　　毛泽东曾引用过陈独秀的一段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薄熙来事件从另一角度证明：公器私用、党同伐异、任人唯亲、私相授受的政治生态，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任何人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如不汲取历史教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一人一票的公开民主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公平竞争，就难免堕入新的权斗轮回，终至万劫不复。
　　
       强者出局：官场潜规难以为继
   
　　薄氏的下台，或许阻止了执政党沿“文革”的老路下滑，但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专制主义国家的改革与转型，往往被认为需要强人的推动，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南韩的全斗焕等。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随着革命年代的最后一位强人邓小平的逝世，中国进入了常人政治的时代，中共淘汰精英的选拔机制，也无法复制出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强人，官场潜规则本身决定了强者出局。
　　
　　“龙生九子，各有所司”，强人不出，政治格局就只能靠维稳来平衡，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薄氏目无余子争当毛式强人，有可能成为一个搅动死水者；从他的政治作风也很难预料，一旦上位，他将继续极左还是顺应潮流；但这类可能引发夺门之变的搅局者，永远是同僚高度防范的对象。此次薄氏之败，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这场挫败也未必是其政治生命的终结，他已成为中国毛左派系的旗帜。
　　
　　十年间改革停摆，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分裂，当今上层和下层都已意识到，原有的统治模式不可持续，改革或革命二选一，必须作出抉择。于是，一些红二代开始走向前台，以创业大股东继承人的血缘情感，向职业经理人喊话，指出分配不公严重违背创业宗旨，要求立即改革重振祖业。部分中共开国元勋后代与党内民主派老人、公共知识分子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推动改革，这是近半年来中国政局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尽管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一致，但基本共识是不能再搞“文革”。
　　
　　本届核心任期将满，经济民生乏善可陈，迄今未启动政改。其成员多起于草根，略似大公司职业经理人，地位不同于创业大股东；自身政治资本不足，事功的激情和撬动盘根错节利益格局的冲力均不足，惟有以维稳分红方式渡过任期。最后半年能否发奋蹈厉推政改上马，以补主政十年之憾，姑拭目以待。
　　
       何去何从：五年看改十年看埋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民智已开，民权待立，中国的希望在民间。任何改革的“顶层设计”，若无人民的支持和参与，都不可能成功。今春广东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官民博弈提供了一种双赢模式。如将小岗模式定位于经济民主的开端，则乌坎模式很有可能是政治民主的先声。汪洋在解释这一事件时说：乌坎的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扎实了。”
　　
　　回顾上世纪40年代，中共借助民粹主义的土地革命争取农民，以普世价值宣传赢得知识分子和青年，以民主宪政笼络民主党派，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但坐定江山后六十多年间，一直未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习惯于用革命党的思维治理国家，有法不依，自坏大局。
　　
　　乌坎事件从另一角度证明，全面践行宪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政治体制改革应优先兑现以往的承诺，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按照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的规定，“一人一票”普选产生从地方到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按照1956年中共提出的政治设计，从法律上确立政协的监督机构地位。
　　
　　今秋中共十八大开幕前的半年，是中国政局的高风险期，随时存在变数。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类似于清末或二战末期日本的“皇族内阁”，红二代“亲政”既标志着执政地位的深刻危机，也孕育着推动改革救党的冲动，但要看历史给不给机会和时间，任何不当的举措和走向，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的结局。
　　
　　当年，不是中共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中共。现在，历史已开始倒计时，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新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未能真正启动改革，则历史可能会重新洗牌。（转自章立凡的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