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o4cqz/cqz4o/cqz077/prof zhu of yzu

夏至教授自从踏访张公祠归来后，他回到淮南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不仅亲朋好友、同事同学陆续来东门大街探望，而且还惊动了新闻媒体，先后在广播和电视上作了报导和亮相，并在《淮南日报》上，刊出了《教授访谈录》专稿。这样一来，本想回乡安度晚年的夏至教授，却难得安宁了，不是官方要请他参加政协活动，参加旅游专家组，就是民间要请他担任学会和协会顾问，都被他一一婉言辞谢了。加上日本、韩国和美国学术和新闻界的朋友,从省城专程到淮南来相见，以及儿女们三天两日回来探视，整整一年的时间，全都泡在酬应和忙碌中去了。所以直到第二年的烟花三月，教授方才得以清闲，忽又想起了北门城外的张公祠和那两株老银杏树来，就急不可待地再访张公祠去了。

张公祠的景像，从表面上看，依然座落在两株高大银杏的浓荫之下，还如往日一样对外开放，在大门口检票的还是那个瘦老头。夏至教授步至张公祠时，已被瘦老头认出来了，热情地招呼道：“老先生长久不来了，精神还是那样好”。夏教授边跨台阶边答道：“是啊！你的身体也不错，还像去年那样精神啊！”瘦老头随又说道：“您是来看胡馆长的吧！他已经出国考察去了。”教授感到有些突然地答道：“是吗？他是什么时候走的？”瘦老头说：“已经出国两个月了，听说还要两个月才能回来哩。”教授答道：“真是机会难得啊！”瘦老头忙搬过一张椅子说道：“老先生是不是在这里坐一下，也好歇歇脚？”夏教授有所感动地说：“太谢谢了。”于是就在门廊里坐下，正好与门廊里的售票窗口直对，坐在窗里的售票员，还是去年见到过的那个中年女士，满面笑容地向夏教授点了点头，夏教授也向她点了点头，算是双方招呼过了。正当教授环视门廊四周的时候，瘦老头端了杯刚泡的茶过来，并在教授坐椅边上，放了张方杌子，把茶杯放在杌子上，向教授招呼道：“老先生请用茶。”夏教授连忙答道：“谢谢，给您添麻烦了。”瘦老头也在原先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说道：“您是胡馆长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自家人，有什么事情招呼一下就行了，请不要客气。”于是夏教授和瘦老头就攀谈起来了。日子一久，夏教授每到张公祠，必在张公祠的大门廊里坐着，也都有一杯热茶招待，也就自然而然地与看门的瘦老头，以及售票的女士熟悉起来，往往从家常谈到国是和天下事，谈得更多的，当然还是眼面前的和身边的事。一旦数日不见夏教授来小坐，他们居然还在惦念着他，担心他是不是生病啦？一旦重又见到夏教授来了，大家的心情重又那么的高兴起来，一个退了休的教授，和正在上岗的临时工，竟然交上了朋友。并且常在张公祠的门廊里，一边喝茶，一边毫无芥蒂地说古论今，既没有预定的话题，也没有言谈的止境。相处的日子多了，教授对瘦老头的家世和身世，以及在银杏树下发生的事情，自然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

原来瘦老头姓于，甄州破山乡人，年已六十七岁。由于长期家在农村和早年的风霜，长得一副瘦削高挑的身材，板扎而有精神。但面额上的皱纹，如同刻削般的凸凹，骤然一看，他的容貌要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馆里的人都喊他老于头，他到是声叫声应的。但由于他的历史背景，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自命不凡的脾气，藐视那些爱拿架子，无视“看门人”尊严的那些当官的人。居然在这年的大年初一的早上，他把前来张公纪念馆慰问的文教办的一个副主任，当场得罪了，以馆长不在的理由，将之挡在大门外。气得这个副主任恶狠狠地告了他一状，并对胡馆长说：“纪念馆是个开放单位，你们用这样不开窍的土老帽看大门，大概不合适吧！你们不怕影响到纪念馆对上级与兄弟单位的关系吗？”胡馆长也曾发过狠，并当众说过辞掉他的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老于头还是留在“门官”的岗位上了，而老于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那样，依然自行其是。

但是，老于头养成这种傲上的个性，也不是没有来由的。他早在家乡解放之前，还只有十七岁的那年，即已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了。并在渡江战役前夕，受地下党的指派，掩护渡江侦察队的队长易平，由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十二圩偷渡长江。这不仅要靠易平和当时还是小于头的机智勇敢，而且还要靠小于头的保护色彩。因为小于头的父亲，虽然家在农村，而是远近闻名的一方帮会老大，并经常出没在十二圩镇的酬应场上。驻扎在十二圩的军警，上至长官，下自士兵，没有不认识这个跺一脚，地都要震一震的当坊土地，也就没有不认识于家大少爷的人了。还有一层，当其时，小于头的二叔，不仅是破山乡出人头地的地主，而且还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还乡团团长，拿着他开的“通行证”，码头上军警再多，谁也不会怀疑有黑白两道色彩的于家大少爷，在鸡蛋篓子里藏有盒子枪，由他陪同过江的这位江南的表兄，竟是共产党的侦察队长，一切也就这样顺顺当当地渡过了被严密封锁的大江。
在江南地下党的接应下，老于头掩护易平队长，从敌军正面偷渡成功后，一直深入到句曲沿江一线。这支渡江侦察队，也几乎无一险失地到达了预定的敌后集中地点，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侦察活动，为渡江前沿指挥部，发回了准确的军事情报，为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于头在渡江战役取得全线突破后，跟随易平队长开进句曲县城。由于形势突飞猛进的发展，易队长在句曲连板凳都没有坐热，就要随军东进了，于是他把小于头介绍回到业已解放的甄州分区政府，当上了破山乡的民兵大队长。又由于小于头在反霸、镇反和土改等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六亲不认，表现出色，他把还乡团的叔子斗倒了，黑道上的老子抓了，取得了党和群众的信任。先是被提升为乡长，而后又被提拔为乡指导员。老于头成了众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既立了业，也就成了家。

可是，好景不长，即在发生高饶事件之后，紧接着开展了批判胡风的斗争，而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由于老于头在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党，就有个“真心向我，假心向敌”和“假心向我，真心向敌”的政治问题，又由于破山乡地下党员的身份复杂，成份不纯，加之一些关系人又逃到了台湾，难以甄审得一清二楚，因而就在全国取消一批地下党员资格的同时，破山乡的地下党支部，落得个不予承认的结局，自然整个支部的党员资格，也就随之被取消了。老于头一下子从人生的峰顶上跌落下来，党内外的职务被免得个精光，成了破山乡干部和群众心目中非同寻常的乡民。老于头着实若闷了一阵子，但还是振作精神，重操旧业，埋头种起田来了。正由于他的这段特殊经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乡干部虽然心里明白，但态度是冷冰冰的，有意避着他。到是群众对他一如既往，不以“唯成份论”的眼光看他，而是以他的现实表现对待他，只要有难办的事，常去找他商量。老于头也总是初衷未改，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充满信心，特别是在农村公社化的运动中，耐心细致地对乡亲们做解释和说服工作，促使破山乡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因此，县乡两级领导干部对老于头暗暗地器重起来，在破山乡与邻近两个乡合并成立聋河公社的时候，原破山乡的党支部书记，成了公社党委副书记，乡长当上了公社主任，在他们的默许下，就把破山生产大队的担子，在不公开任命的情况下，重新放在了老于头的肩上，成了上头承认，下面拥戴的“黑”大队长。居然在三年困难时间，全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没有一户农民外流，而且做到大田不误，自留田兴旺的地步，被地县两级党委和政府，评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标兵大队。但是，老于头在二度风光之后，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破山大队的大队长。反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临的时候，县和公社分别派出两个工作组，先后进驻破山大队，发动群众，把老于头揪了出来，当作混入革命队伍的黑手来斗，作为县和公社对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实际表现。刹那间，老于头家的大门上和门墙上，贴满了“打倒地主分子的残渣馀孽”，“把混进革命队伍的黑手揪出来”，“把老于头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与老于头斗争到底，不达胜利誓不罢休”之类的大字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老于头这个没名没份的生产大队长，倒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被拉去戴高帽和挂牌子游街，就是站在破山大队门前示众，还不分白天黑夜地拉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把他弄得家不成其为家，人不成其为人，困在凄风苦雨里过日子。

老于头开始纳闷了，心里想：“这不对啊！毛主席亲自发出的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号召，怎么会弄到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头上来呢？其中一定有蹊跷。”谁能料道，这一着棋竟是新城地县两级的一面红旗、公社副主任兼破山大队党支部书记、盲人协会会长阚风为转移斗争目标，藉以保护自己的阴谋。因为阚风自从扛上盲人红旗以后，步步高升，权势益大，成了公社里说话算数，大队里能决定群众命运的“第一书记”。他虽属双目失明，却用手中的权力，奸污过三十七名妇女。而且都是让他那十岁刚过的侄儿，搀着他抓住前来要求让儿子参军，要求出结婚证明，要求办离婚手续，要求到社办企业工作，要求民办转公办，要求保送上大学，要求参军和要求生育计划，以及要求分到口粮等乡民的弱点，把人家捺在办公室里和自家房里强暴的活“阎王”，即便是军人家属也不放过，还留下一个私生子，成了独霸一方的把头。因为阚把头的这些罪恶，只有老于头敢于向他展开无情的斗争，所以他就趁机先下手为强了。

就在这个时刻不断有人把县城和省城群众起来造反的情形传到乡里，老于头本已不平静的心潮顿起波澜，于是就逃窜到了甄州并到赤工大学造反司令部去串联，红卫兵小将把许多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讲给他听，如什么“造反有理”啦，“革命无罪”啦，“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啦，等等。听得老于头热血沸腾，义气高昂。决定再到省城去看看，正巧碰上那场以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力为目标的“一月风暴”，发生了他亲眼看到许多以往功勋卓著的，不可一世的省长、厅长、和工作队的队长都被“拉下马”，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或批斗。老于头心头实在按捺不住，他想：“阚把头那样的党内腐败分子，骑在群众头上的恶霸，难道不该打倒吗？”他于是连忙回乡里，回到村上，挨门串户，并与几个贴心的亲戚朋友秘密策划，组织了两个贫下中农造反队：一个叫井冈山战斗队，一个叫韶山冲战斗队。考虑到老于头的家庭成份不好，又是工作队抓住不放的对象，决定由贫下中农中血气方刚的青年当造反队队长，老于头在幕后指挥。原想在一个万事俱备的早上，突如其然地把两个造反队拉上街，戴着红袖章，举起造反队的旗子，敲锣打鼓，直奔公社和大队去夺权，然后把阚把头和工作队长揪出来，戴上高帽，挂上牌子，从公社一直游行到各个生产大队，把歪风邪气压下去。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谁知老于头还在省城串连的时刻，阚把头已和公社和大队里的一些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青年骨干商定，并与甄州红卫大学造反司令部取得了联络，以捉拿黑手，打倒保皇派，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道路的口号，抢在老于头前夕，宣布成立了东方红战斗队，由阚把头自任队长,夺取了公社和大队两级的权力，并已得到夺取了地县两级党政机关大权的红卫造反总司令部的承认和支持,宣称要把老于头这个黑手揪出来示众。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老于头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两个造反队也拉出来，同时在破山大队和聋河公社所在地举行大会，公开宣布井冈山和韶山冲战斗队的正式成立，并由甄州地区和新城县赤卫造反总司令部的代表，分别在大会作了热情洋溢、斗志昂扬的讲话，造成了磅礴的气势。顿时红旗飘扬，人声鼎沸，发誓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保卫以吕书记为首的公社党委，发誓要把混进党内的腐败分子，混进造反队的坏头头阚风揪出来，把他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他丑恶真面目。阚把头的家在破山大队的庄西头，老于头的家在庄东头，一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文攻武斗，就这样异常激烈地展开了。格外令人惊心的事突然发生，东方红战斗队配合红总司抢了附近的军械库，东方红战斗队的队员不是拿着刺刀，就是持着枪，背着子弹袋，无缘无故的朝着井冈山战斗队一方的天空开枪，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谁知老于头的两个战斗队，也在赤总司抢枪行动中，拿到了一批枪枝弹药，雄纠纠气昂昂地进行了持枪大游行，藉以向东方红战斗队示威。这下子可就热闹了，破山大队整天枪声不断，特别到了夜晚，更是笃成一锅粥，一场由党内腐败分子挑起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悲剧，已经到了一触即发到流血的地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只见“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就是不见“风云突变”，两派开战的迹象。谁知阚把头就在破山大队与老于头对垒的同时，暗地分兵前往聋河公社，将党委书记劫持而去。急得老于头团团直转，慌忙派出几个小分队，四处侦查扣押吕书记的地点，准备用武力夺取书记，然后召开群众大会，揭露阚把头的罪恶勾当，批判他转移文化革命斗争大方向的阴谋。正在老于头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之际，东方红战斗队又神出鬼没地将吕书记押往公社召开大会，批判吕书记包庇坏分子，批判老于头的“三黑”罪行，揭露井冈山和和韶山冲战斗队的保皇嘴脸。这下子弄得老于头晕头转向，他下决心与阚把头公开对仗，当即把两个战斗队分两路包抄了东方红战斗队召开大会的会场。一刹时，两派剑拨弩张，拔枪相向，其间还夹杂着众多凑热闹的群众，形势严峻之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罚跪在主席台上的吕书记，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喊到：“贫下中农同志们，党员同志们，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文攻不要武斗。两派都是阶级兄弟，今后还要在一块地里种田，在一个庄上居住，有的还是一家人，还要在一口锅里吃饭，决不能做出让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来。”这时，会场上被这意想不到的情景，一下子弄得懵住了，都把目光转向主席台，盯着吕书记那衰弱而又振作的身影，渴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案似的？吕书记稍稍停顿一下，声若洪钟般的说道：“我老吕是党派到公社来工作的干部，由于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学好，所以在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你们那一派批判我，都是应该的，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们之间的团结，伤了兄弟间的和气，那就要转移斗争大方向了，毛主席会不高兴的。”吕书记说到这里，干涩了的喉咙有些沙哑了，但会场上的情绪，已逐渐冷静下来。于是他接着说：“我老吕向乡亲们郑重宣布，我就呆在公社机关里不藏不躲，作深刻的检查，接受你们的监督，无论你们那一派要批判我，我一定到场接受教育，请大家相信我一次吧！”说完，吕书记向主席台下深深地了一鞠躬，转身又向主席台上鞠了一躬，不等造反派发话，他就挂着牌子，拖着疲惫的身子，迳自走下主席台，向公社机关走去。就在会场上的造反派和群众，一时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老于头从群众中冒了出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造反派和群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高喊起来：“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向四面八方纷纷散去，老于头忽又消失在人群之中。原本呆在主席台上的阚把头，尚在惊魂未定，但凭着他半生盲人的直觉判断，既然形势已经如此，还不如就此下台，再作他图。也就扶着他的小侄儿下了主席台，随着零零落落的自家队伍倖倖而去，心头涌起一股当年曹操败走华容道般的滋味。

但是，谁能想到，在那危急关头，天地间竟有如此浩然正气能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保卫住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虽然这场有惊无险的场面过去了，恰成了聋河公社深入人心的话题，人们在饭桌上，在场头上，在走街串门时，总在议论这件平生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的事儿，总在捉摸这件事情的是非功过。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破山大队由两派武斗演变成了相互文攻的局面。东方红战斗队在庄西头开会斗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以此来羞辱老于头。井岗山和韶山冲战斗队在庄东头开会斗那些贪污腐化盗窃而又被判过刑的坏分子，以此来羞辱阚把头，并藉以深入揭发他以权谋私、作恶多端的罪行。时常在一夜之间，羞辱于老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从庄西头一直贴到庄东头。忽又在一夜之间，不仅羞辱老于头的大字报，好似秋风扫落叶般的无影无踪，而且揭发和批判阚把头的大字报，从庄东头贴到了庄西头，甚至贴到了毛厕的墙上。在这场酷似严肃，实在是闹剧的你攻我斗中，受罪的却是那戴过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哪怕已经改造好了的，也要谁叫随到，低头挂牌子，接受无名的批判。觉得好玩的倒是那些心无“斗”志的男人，妇女，特别是觉得好玩的孩子，因为每天都有一场活灵活现的好戏可看。还有人把被撕碎下来的大字报，成捆地拣回去当柴烧。就连三尺之童，也可以和往日不可一世的生产队干部，开个不大不小的顽笑，，命令他们三点钟来不敢五点钟到，乐得一班小顽童欢心跳跃。惟一令人忧心的事，即是革命有人问，生产没人管了，孩子无学上了，大田抛荒了，无政府主义思潮日渐蔓延。

正在这广大群众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刻，伟大领袖发出了全国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示，并对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省市、地县实行军事管制，从造反派手中接管了一切权力，收缴了造反派手中的枪枝弹药。甄州地区和新城县军管会在一夜间，对那些大事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实行拘留审查，其中以红总司及其属下的战斗队头头为最多，聋河公社的东方红战斗队队长阚把头，自然在数难逃了，被押往县城立案侦查。到是打不倒的吕书记，不久被结合进了聋河公社革命委员会，他将原先当过破山乡乡长的聋河公社副主任曾天志，派到破山大队担任支部书记兼大队革委会主任，受到了破山农民兄弟的拥戴。老于头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大的过错，但他那“黑大队长”的职务，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复存在了，成了地道的破乡的自由民。

经过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老于头，每每谈到此时此际，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往事不堪回首”的情绪，也往往从口袋里掏出他那没有商标、没有文字的、白色精装的香烟盒子里，抽出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衔在嘴上，再摸出一个压破了的火柴盒，拈出一支绿头火柴，在盒边一划，冒出晃动的火焰，也总要拈在手上看一会，才不慌不忙地把那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慢吞吞地吐出一缕缕的烟雾，好像有吐不完的苦恼似的，也总以一吐为快。夏教授每在这个时刻，以他那悠然见南山的语气，不经意的问道：“那时你才人到中年，道路还长着哩，总得向前走啊？”老于头说道：“当其时，我好像被老天爷挂在了半空中，不知何处是边何处岸？好在我已成了官不睬民不扰的特殊公民，整天四处游荡，那里有酒喝，就在那里喝酒。那里有牌打，就在那里打牌。那里有人好骂，就在那里妈妈奶奶的骂人。再厌烦了，就到城里去逛个十朝半月，家里的事，田里的活，全都丢给老婆孩子去问了。总想在这人生的舞台上，找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夏教授不无安慰人心地说道：“一个人只要脚踏实地走下去，总会有个出头之日。”教授说的这句话，正中老于头的下怀，他显得有些兴奋地说：“老先生，给您说中了。我有个兄弟在甄州建筑工程公司工作，还是施工队的头头。他在装修地委组织部宿舍的时候，部长和他的爱人一道来了，我家兄弟陪着部长到处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谁知部长问我兄弟说：“听口音，你是新城县破山乡一带的人吧？”我兄弟说：“是啊！”部长接着问：“你们破山乡有个叫于长志的人吗？”我兄弟惊愕地说：“他是我大哥哟！你怎么知道的。”部长说：“四十年前，我到过破山乡，认识你哥。我是从你的口音和长相上猜出来的。你哥哥现在那里工作？家里还好吗？”部长这一问，就问出老于头那段几经风雨，几经周折的人生来了，部长不无感叹而又同情地说：“真没有想到会如此，请你带个信给哥哥，让他到地委组织部来找我。”部长说罢就和他的爱人一道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