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惟扬志》与民国《江都县图》甘泉山位置片断：

↑：民国《江都县图》甘泉山位置片断：

↑：扬州甘泉山双墩东汉砖室墓出土龟钮金印广陵王玺：

据《中国地名大辞典·甘泉山》条载：             

甘泉山，在江苏江都县西北三十五里，高二十馀丈，周二里。山有七峰，联络如北斗，平地错落。上有井泉甚甘，故名。

这《中国地名大辞典》，为民国十九年（1930）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故其所记“甘泉山”，属在“江都县”。但在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山川志》，载在“甘泉县”。志云：

甘泉山，在城西三十五里大仪乡，高二十五丈，周二里。上有灵雨台，国朝乾隆七年（1742），知县张宏运筑庙，立八卦台。（明）嘉靖志云：上有井，曰甘泉，七峰连络如斗，平地错落。诸圆冈凡二十八，如星宿拱斗云。第一峰环视旁围诸山，在江南者艥艥如列坐。前志云：或谓厉王冢。案（宋）《宝祐志》（云）汉厉王冢在东武乡。《后汉书·郡囯志》云：“广陵厉王胥冢，岁旱鸣鼓遶之，辄致云雨”。岂所谓甘泉者，取义于此耶？

由是观之，这甘泉山，即今人所谓：

扬州（市）北乡邗江（区）境内有座土山，称甘泉山，山有七峰如斗，最高峰称“老山”。南峰有口古井，水甘味美，久旱不竭，因名甘泉，称“天下第七泉”。

其实，无论“志载”或“人云”之“甘泉山”，早已不是一山一冈之名，而是乡里之域。在汉名为“东武乡”，今则名做“甘泉镇（乡）”。但甘泉山本身，早在唐宋时期，即被认为西汉广陵王（厉王）刘胥冢墓，早在清嘉庆十一年，阮元豋甘泉山时，即已发观刻有“宜王子”文字之“中殿石”，不可谓之记载不早，不可谓之记载不详。但这一传世两千馀年，且有千馀年记载的西汉厉王冢，却因20世纪70年代，在高邮湖西神居山发现的汉木槨墓木板上，刻有“广陵船官板”数字，而被南京博物院发堀主持人桃戴李僵了，定为“西汉广陵王墓”。殊不知西汉和东汉时期，皆有广陵王或广陵侯与广陵郡之设。广陵国或广陵郡，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县四。后在西汉末与新莾时期，于今高邮湖西，置平阿县，属在广陵。为监视刘姓王侯，曾封王姓平阿县侯于此。殊不知两汉王侯，有封号、封地、封国王侯，与无封号、封地、封国王侯，谓之列侯县侯之别。加之生“服王玺绶食”，死葬如之。并不是因有黄肠题凑，或有“广陵船官板”，即可论定是什么王，什么侯冢墓？这势必不能自圆其说，遗误于世。至今还以讹传讹下去，不可不谓南博与扬博官方之可悲耳！

扬州甘泉山，在明嘉靖《惟扬志》巻之一〈古今图志·今江都县图〉上，位罝在郡城西北，在司徒庙以北，小新塘与大仪公舘之间。《惟扬志》卷三十八〈杂志·寺观·甘泉山寺〉载：

在县西甘泉山，一名慧照寺，唐开成二年建，宋淳熙四年重建。

亦即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山川志》所载，阮元发观西汉厉王刘胥“中殿石”的所在。

这一带的地形为丘陵地带，南沿即蜀冈，北部为波状起伏的低丘，是为黄色粘土地带。地质属于属于上更新世下蜀期，距今不足10万年，相对高程在10米左右。就整个扬州地形而言，民国《江都县全图·图例》，将之列为山地与高地。乡人则称之为“西山”。因之，《扬子晚报》 2005年11月21日 B8《江苏探秘》中称：

这里虽名为“西山”，但真正意义上的“山”却寥寥无几，多为人工堆积而成的土墩，仅在甘泉镇就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

皆属不明地质、地形之言。退翁于建国（1949）前后，在杨寿医垻一带工作，往返数经甘泉山地区，故知其实际。但其所谓“甘泉镇就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之说，系指镇因甘泉山而言，镇在山南，山在镇北。其所谓“甘泉镇” 周围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 ，非谓甘泉山周围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 。

另，《扬子晚报》 2005年11月21日 B8《江苏探秘》中称：据汉文化研究专家、市文物考古队队长印志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汉代扬州经济文化发达，西汉时期以扬州为国都的吴国占地广阔、百姓富足……位于扬州西北郊的甘泉镇因为地势高、“风水”好，成为汉代扬州最主要的高规格墓葬区，达到一定“身份”的王侯权贵才有资格安葬此处，而与之相隔不远的扬州西山西湖、杨庙等乡镇则为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的墓葬集中区，大量考古挖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以退翁的经历而言，印队所云，贴近实际，可信。惟缺甘泉山附近王侯墓，或与王侯有关的墓葬说明。据退翁所知，起码有三例涉及王侯，或与王侯有关的冢墓：即甘泉山后身的“妾莫书”木槨墓，甘泉山北的双墩东汉砖室墓，甘泉山南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妾莫书”木槨墓，出土有“龟钮银印”；双墩东汉砖室墓，出土有“龟钮金印”；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出土有“玉双印”。加之甘泉山…是见于文献记载，并有与王侯身份相映的“中殿石”发现，已经说明甘泉山附近，确是两汉刘姓王侯丛葬地域，而不是出于假想。但至今尙末引起国家文物局，与省市政府的足够重视，还处在听其自然的状态。时在报端出现“七星联峰”，留下“重重谜团” ；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山”，还在“探秘“，殊不知扬州甘泉山两汉王侯墓丛葬地的重要意义，今已无有出其右者。目前现状，极其不利于甘泉山两汉王侯墓的保存与保护。

这多年来，甘泉山汉代王侯墓群，经由文物管理职能部门调查发掘的，除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神居山西汉木槨墓外，即是由扬州博物馆清理的老山后身的西汉“妾莫书”木槨墓；由南京博物院发掘的老山以北东汉“广陵王”砖室墓；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老山以南东汉王侯画像石门砖室墓等。可是，在这由省市文物管理职能部门发掘的汉代王侯墓在清理过程中，正如网载消息报导的那样，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如下问题：

一是：据“市方志年鉴学会副会长黄继林告诉记者，1975年春天，甘泉砖瓦厂在该镇双山（墩）西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发现了砖砌墓室劵顶，接到报告后，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博物馆进行了考察清理，确认是一座汉墓，且墓葬的主人身份较高，被编为“甘泉一号墓”。1980年的春天，还是这家砖瓦厂在双山东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又发现了砖砌的劵顶，南京博物院来人考察后确认是汉代墓室，并进行发掘清理，被编为“甘泉二号墓”。尽管这两座墓都曾严重被盗，但从墓室的形制规格和尚存的随葬文物断定，两座墓葬都是规格极高的汉代王侯墓”。

据报导说:甘泉镇党委宣传科科长涂金华土生土长，是个干了20多年的“老宣传”告诉记者，“1981年2月，甘泉公社老山大队新庄生产队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忽然发现一个亮闪闪的东西，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于是就带回了家。晚上在灯下仔细一看，是一颗带把子的“图章”。沾上印泥一盖，印出来的字请附近有学问的人辨认，清楚地显现出“广陵王玺”几个字，富有责任心的夫妻俩随即上交了“王玺”，政府部门奖励了他俩一个立方的木材和400块钱，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丰厚”了。轰动一时的“汉广陵王玺”金印，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有报导说: “ 1981年2月24日，当时的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社员陶秀华到甘泉山上劳动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兜中。收工后，她将那件东西进行了清洗，才发现是一枚印章，陶秀华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对其鉴定，确认这是一枚广陵王的王玺,在专家们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后，博物院迅速与扬州市地方政府、文化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陶秀华夫妇将广陵王玺金印捐给了国家”。 

退翁按曰：双墩的发掘工作，系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纪仲庆主持的，而这 “广陵王玺” 金印，是在发掘结束后，被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发现的。这说明这 “广陵王玺” ，是在清理墓室淤土时，与淤土一道倒在附近农田的。可见问题出在考古人员，是在墓室淤土清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过细所致。此外，金印发现后的情况，并非尽如报导所云，而是由陶秀华等拿到扬州银行来出售，被告知“出土文物概归国家所有“，嘱其送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处理。因曾携至原地区水利局于光宇副局长住所，谈及此印的发现及其经过，于局家的保姆，即甘泉山农民。随后径往南京，辗转至南京博物院，才有涂科所说的后来结果。但未见追究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其原因显而易见。

再是，出土这枚广陵王玺的砖室墓形制，从已往考古学发现来看，属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而东汉时期封为“广陵王侯”遣之国者，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沿革志》载：

永平元年（58）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十四年（71）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囯六县（《后汉·广陵思王传》）。

因知老山之北双墩砖室墓，是为东汉广陵王侯墓，如《后汉书·广陵思王传》载，“广陵侯，服王玺绶”。 但尚不能确定双墩为广陵王刘荆之冢？亦或广陵侯刘元寿之墓？

三是：甘泉山南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邹厚本君主持，扬州博物馆配合，虽说墓已被盗，但墓室保存完整。也曾因墓室淤土清理未能过细，细小随葬品被忽略。所幸在淤土倒于附近时，有一枚墓主人信物――玉制“严卯”佩仲被发现，尚未造成流失事故。

退翁按曰，此严卯，为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据以下有关文献与载述云:

一云：刚卯、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刚卯、严卯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疾日严卯”，除此之外，两者的鉴定要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云：刚卯、严卯是汉代用以驱除疫鬼的祥佩玉，正方柱体，中心贯孔，以穿系赤、青、白、黄四种颜色的丝带。刚卯因涉嫌有“强刘”之意(卯字为刘字的假借字)，王莽新朝时曾一度废止，东汉时又恢复使用，至魏晋时废。

三云：汉代刚卯、严卯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一般每面8字，共32字，也有第一面10字，馀面共8字的。

刚卯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也有在“正月刚卯”4宇下有的加“既央”两字。

严卯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四云：另有玉刚卯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又称玉双印，为白玉所制，系汉代流行佩饰，用于驱鬼防疫。一副为两件，呈长方形四面体，高2.25厘米，中间有穿孔，可佩戴。每件4面，每面1×0.96厘米，有刻辞两行，除第1件第1面第1行是6字外，其馀每行4字，为篆书。为馆藏一级文物。

可见于老山以南东汉画像石门墓出土的“严卯”，当是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但“刚卯”，或在早年盗墓时失落？所惜者，此件严卯作为墓主人的信物，并未为当时发掘主持人所认识。此一东汉画像石门砖室墓，当时虽已测绘有墓室平、剖面结构图，至今未见公开发表，成了扬州甘泉山汉代王侯墓冢考古史上的“蒙特丽纱”……

甘泉山及其附近，除去上述几座王侯或疑似王侯冢墓外，在其它被堀汉墓中，于1975年出过一件东汉熹平五年（176）七角柱形刘文台买地砖券，文字如汉之竹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甘泉山及其附近，确是刘姓丛葬墓域，只是还未受到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足够的重视，前景也就不得而知了！

据《中国地名大辞典·甘泉山》条载：             

甘泉山，在江苏江都县西北三十五里，高二十馀丈，周二里。山有七峰，联络如北斗，平地错落。上有井泉甚甘，故名。

这《中国地名大辞典》，为民国十九年（1930）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故其所记“甘泉山”，属在“江都县”。但在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山川志》，载在“甘泉县”。志云：

甘泉山，在城西三十五里大仪乡，高二十五丈，周二里。上有灵雨台，国朝乾隆七年（1742），知县张宏运筑庙，立八卦台。（明）嘉靖志云：上有井，曰甘泉，七峰连络如斗，平地错落。诸圆冈凡二十八，如星宿拱斗云。第一峰环视旁围诸山，在江南者艥艥如列坐。前志云：或谓厉王冢。案（宋）《宝祐志》（云）汉厉王冢在东武乡。《后汉书·郡囯志》云：“广陵厉王胥冢，岁旱鸣鼓遶之，辄致云雨”。岂所谓甘泉者，取义于此耶？

由是观之，这甘泉山，即今人所谓：

扬州（市）北乡邗江（区）境内有座土山，称甘泉山，山有七峰如斗，最高峰称“老山”。南峰有口古井，水甘味美，久旱不竭，因名甘泉，称“天下第七泉”。

其实，无论“志载”或“人云”之“甘泉山”，早已不是一山一冈之名，而是乡里之域。在汉名为“东武乡”，今则名做“甘泉镇（乡）”。但甘泉山本身，早在唐宋时期，即被认为西汉广陵王（厉王）刘胥冢墓，早在清嘉庆十一年，阮元豋甘泉山时，即已发观刻有“宜王子”文字之“中殿石”，不可谓之记载不早，不可谓之记载不详。但这一传世两千馀年，且有千馀年记载的西汉厉王冢，却因20世纪70年代，在高邮湖西神居山发现的汉木槨墓木板上，刻有“广陵船官板”数字，而被南京博物院发堀主持人桃戴李僵了，定为“西汉广陵王墓”。殊不知西汉和东汉时期，皆有广陵王或广陵侯与广陵郡之设。广陵国或广陵郡，领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县四。后在西汉末与新莾时期，于今高邮湖西，置平阿县，属在广陵。为监视刘姓王侯，曾封王姓平阿县侯于此。殊不知两汉王侯，有封号、封地、封国王侯，与无封号、封地、封国王侯，谓之列侯县侯之别。加之生“服王玺绶食”，死葬如之。并不是因有黄肠题凑，或有“广陵船官板”，即可论定是什么王，什么侯冢墓？这势必不能自圆其说，遗误于世。至今还以讹传讹下去，不可不谓南博与扬博官方之可悲耳！

扬州甘泉山，在明嘉靖《惟扬志》巻之一〈古今图志·今江都县图〉上，位罝在郡城西北，在司徒庙以北，小新塘与大仪公舘之间。《惟扬志》卷三十八〈杂志·寺观·甘泉山寺〉载：

在县西甘泉山，一名慧照寺，唐开成二年建，宋淳熙四年重建。

亦即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山川志》所载，阮元发观西汉厉王刘胥“中殿石”的所在。

这一带的地形为丘陵地带，南沿即蜀冈，北部为波状起伏的低丘，是为黄色粘土地带。地质属于属于上更新世下蜀期，距今不足10万年，相对高程在10米左右。就整个扬州地形而言，民国《江都县全图·图例》，将之列为山地与高地。乡人则称之为“西山”。因之，《扬子晚报》 2005年11月21日 B8《江苏探秘》中称：

这里虽名为“西山”，但真正意义上的“山”却寥寥无几，多为人工堆积而成的土墩，仅在甘泉镇就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

皆属不明地质、地形之言。退翁于建国（1949）前后，在杨寿医垻一带工作，往返数经甘泉山地区，故知其实际。但其所谓“甘泉镇就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之说，系指镇因甘泉山而言，镇在山南，山在镇北。其所谓“甘泉镇” 周围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 ，非谓甘泉山周围有“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土墩” 。

另，《扬子晚报》 2005年11月21日 B8《江苏探秘》中称：据汉文化研究专家、市文物考古队队长印志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汉代扬州经济文化发达，西汉时期以扬州为国都的吴国占地广阔、百姓富足……位于扬州西北郊的甘泉镇因为地势高、“风水”好，成为汉代扬州最主要的高规格墓葬区，达到一定“身份”的王侯权贵才有资格安葬此处，而与之相隔不远的扬州西山西湖、杨庙等乡镇则为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的墓葬集中区，大量考古挖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以退翁的经历而言，印队所云，贴近实际，可信。惟缺甘泉山附近王侯墓，或与王侯有关的墓葬说明。据退翁所知，起码有三例涉及王侯，或与王侯有关的冢墓：即甘泉山后身的“妾莫书”木槨墓，甘泉山北的双墩东汉砖室墓，甘泉山南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妾莫书”木槨墓，出土有“龟钮银印”；双墩东汉砖室墓，出土有“龟钮金印”；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出土有“玉双印”。加之甘泉山…是见于文献记载，并有与王侯身份相映的“中殿石”发现，已经说明甘泉山附近，确是两汉刘姓王侯丛葬地域，而不是出于假想。但至今尙末引起国家文物局，与省市政府的足够重视，还处在听其自然的状态。时在报端出现“七星联峰”，留下“重重谜团” ；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山”，还在“探秘“，殊不知扬州甘泉山两汉王侯墓丛葬地的重要意义，今已无有出其右者。目前现状，极其不利于甘泉山两汉王侯墓的保存与保护。

这多年来，甘泉山汉代王侯墓群，经由文物管理职能部门调查发掘的，除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神居山西汉木槨墓外，即是由扬州博物馆清理的老山后身的西汉“妾莫书”木槨墓；由南京博物院发掘的老山以北东汉“广陵王”砖室墓；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老山以南东汉王侯画像石门砖室墓等。可是，在这由省市文物管理职能部门发掘的汉代王侯墓在清理过程中，正如网载消息报导的那样，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如下问题：

一是：据“市方志年鉴学会副会长黄继林告诉记者，1975年春天，甘泉砖瓦厂在该镇双山（墩）西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发现了砖砌墓室劵顶，接到报告后，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博物馆进行了考察清理，确认是一座汉墓，且墓葬的主人身份较高，被编为“甘泉一号墓”。1980年的春天，还是这家砖瓦厂在双山东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又发现了砖砌的劵顶，南京博物院来人考察后确认是汉代墓室，并进行发掘清理，被编为“甘泉二号墓”。尽管这两座墓都曾严重被盗，但从墓室的形制规格和尚存的随葬文物断定，两座墓葬都是规格极高的汉代王侯墓”。

据报导说:甘泉镇党委宣传科科长涂金华土生土长，是个干了20多年的“老宣传”告诉记者，“1981年2月，甘泉公社老山大队新庄生产队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忽然发现一个亮闪闪的东西，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于是就带回了家。晚上在灯下仔细一看，是一颗带把子的“图章”。沾上印泥一盖，印出来的字请附近有学问的人辨认，清楚地显现出“广陵王玺”几个字，富有责任心的夫妻俩随即上交了“王玺”，政府部门奖励了他俩一个立方的木材和400块钱，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丰厚”了。轰动一时的“汉广陵王玺”金印，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有报导说: “ 1981年2月24日，当时的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社员陶秀华到甘泉山上劳动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兜中。收工后，她将那件东西进行了清洗，才发现是一枚印章，陶秀华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对其鉴定，确认这是一枚广陵王的王玺,在专家们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后，博物院迅速与扬州市地方政府、文化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陶秀华夫妇将广陵王玺金印捐给了国家”。 

退翁按曰：双墩的发掘工作，系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纪仲庆主持的，而这 “广陵王玺” 金印，是在发掘结束后，被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发现的。这说明这 “广陵王玺” ，是在清理墓室淤土时，与淤土一道倒在附近农田的。可见问题出在考古人员，是在墓室淤土清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过细所致。此外，金印发现后的情况，并非尽如报导所云，而是由陶秀华等拿到扬州银行来出售，被告知“出土文物概归国家所有“，嘱其送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处理。因曾携至原地区水利局于光宇副局长住所，谈及此印的发现及其经过，于局家的保姆，即甘泉山农民。随后径往南京，辗转至南京博物院，才有涂科所说的后来结果。但未见追究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其原因显而易见。

再是，出土这枚广陵王玺的砖室墓形制，从已往考古学发现来看，属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而东汉时期封为“广陵王侯”遣之国者，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沿革志》载：

永平元年（58）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十四年（71）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囯六县（《后汉书·广陵思王传》）。

因知老山之北双墩砖室墓，是为东汉广陵王侯墓，如《后汉书·广陵思王传》载，“广陵侯，服王玺绶”。 但尚不能确定双墩为广陵王刘荆之冢？亦或广陵侯刘元寿之墓？

三是：甘泉山南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邹厚本君主持，扬州博物馆配合，虽说墓已被盗，但墓室保存完整。也曾因墓室淤土清理未能过细，细小随葬品被忽略。所幸在淤土倒于附近时，有一枚墓主人信物――玉制“严卯”佩仲被发现，尚未造成流失事故。

退翁按曰，此严卯，为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据以下有关文献与载述云:

一云：刚卯、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刚卯、严卯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疾日严卯”，除此之外，两者的鉴定要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云：刚卯、严卯是汉代用以驱除疫鬼的祥佩玉，正方柱体，中心贯孔，以穿系赤、青、白、黄四种颜色的丝带。刚卯因涉嫌有“强刘”之意(卯字为刘字的假借字)，王莽新朝时曾一度废止，东汉时又恢复使用，至魏晋时废。

三云：汉代刚卯、严卯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一般每面8字，共32字，也有第一面10字，馀面共8字的。

刚卯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也有在“正月刚卯”4宇下有的加“既央”两字。

严卯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四云：另有玉刚卯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又称玉双印，为白玉所制，系汉代流行佩饰，用于驱鬼防疫。一副为两件，呈长方形四面体，高2.25厘米，中间有穿孔，可佩戴。每件4面，每面1×0.96厘米，有刻辞两行，除第1件第1面第1行是6字外，其馀每行4字，为篆书。为馆藏一级文物。

可见于老山以南东汉画像石门墓出土的“严卯”，当是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但“刚卯”，或在早年盗墓时失落？所惜者，此件严卯作为墓主人的信物，并未为当时发掘主持人所认识。此一东汉画像石门砖室墓，当时虽已测绘有墓室平、剖面结构图，至今未见公开发表，成了扬州甘泉山汉代王侯墓冢考古史上的“蒙特丽纱”……

甘泉山及其附近，除去上述几座王侯或疑似王侯冢墓外，在其它被堀汉墓中，于1975年出过一件东汉熹平五年（176）七角柱形刘文台买地砖券，文字如汉之竹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甘泉山及其附近，确是刘姓丛葬墓域，只是还未受到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足够的重视，前景也就不得而知了！

↑：与甘泉山王侯墓有关的文物:龟钮银印、玉双印之一及其位置图：

这多年来，甘泉山汉代王侯墓群，经由文物管理职能部门调查发掘的，除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神居山西汉木槨墓外，即是由扬州博物馆清理的老山后身的西汉“妾莫书”木槨墓；由南京博物院发掘的老山以北东汉“广陵王”砖室墓；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老山以南东汉王侯画像石门砖室墓等。可是，在这由省市文物管理职能部门发掘的汉代王侯墓在清理过程中，正如网载消息报导的那样，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如下问题：

一是：据“市方志年鉴学会副会长黄继林告诉记者，1975年春天，甘泉砖瓦厂在该镇双山（墩）西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发现了砖砌墓室劵顶，接到报告后，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博物馆进行了考察清理，确认是一座汉墓，且墓葬的主人身份较高，被编为“甘泉一号墓”。1980年的春天，还是这家砖瓦厂在双山东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又发现了砖砌的劵顶，南京博物院来人考察后确认是汉代墓室，并进行发掘清理，被编为“甘泉二号墓”。尽管这两座墓都曾严重被盗，但从墓室的形制规格和尚存的随葬文物断定，两座墓葬都是规格极高的汉代王侯墓”。

据报导说:甘泉镇党委宣传科科长涂金华土生土长，是个干了20多年的“老宣传”告诉记者，“1981年2月，甘泉公社老山大队新庄生产队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忽然发现一个亮闪闪的东西，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于是就带回了家。晚上在灯下仔细一看，是一颗带把子的“图章”。沾上印泥一盖，印出来的字请附近有学问的人辨认，清楚地显现出“广陵王玺”几个字，富有责任心的夫妻俩随即上交了“王玺”，政府部门奖励了他俩一个立方的木材和400块钱，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丰厚”了。轰动一时的“汉广陵王玺”金印，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有报导说: “ 1981年2月24日，当时的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社员陶秀华到甘泉山上劳动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兜中。收工后，她将那件东西进行了清洗，才发现是一枚印章，陶秀华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对其鉴定，确认这是一枚广陵王的王玺,在专家们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后，博物院迅速与扬州市地方政府、文化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陶秀华夫妇将广陵王玺金印捐给了国家”。 

退翁按：双墩的发掘工作，系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纪仲庆主持的，而这 “广陵王玺” 金印，是在发掘结束后，被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发现的。这说明这 “广陵王玺” ，是在清理墓室淤土时，与淤土一道倒在附近农田的。可见问题出在考古人员，是在墓室淤土清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过细所致。此外，金印发现后的情况，并非尽如报导所云，而是由陶秀华等拿到扬州银行来出售，被告知“出土文物概归国家所有“，嘱其送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处理。因曾携至原地区水利局于光宇副局长住所，谈及此印的发现及其经过，于局家的保姆，即甘泉山农民。随后径往南京，辗转至南京博物院，才有涂科所说的后来结果。但未见追究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其原因显而易见。

再是，出土这枚广陵王玺的砖室墓形制，从已往考古学发现来看，属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而东汉时期封为“广陵王侯”遣之国者，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沿革志》载：

永平元年（58）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十四年（71）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囯六县（《后汉书·广陵思王传》）。

因知老山之北双墩砖室墓，是为东汉广陵王侯墓，如《后汉书·广陵思王传》载，“广陵侯，服王玺绶”。 但尚不能确定双墩为广陵王刘荆之冢？亦或广陵侯刘元寿之墓？

三是：甘泉山南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邹厚本君主持，扬州博物馆配合，虽说墓已被盗，但墓室保存完整。也曾因墓室淤土清理未能过细，细小随葬品被忽略。所幸在淤土倒于附近时，有一枚墓主人信物――玉制“严卯”佩仲被发现，尚未造成流失事故。

退翁按，此严卯，为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据以下有关文献与载述云:

一云：刚卯、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刚卯、严卯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疾日严卯”，除此之外，两者的鉴定要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云：刚卯、严卯是汉代用以驱除疫鬼的祥佩玉，正方柱体，中心贯孔，以穿系赤、青、白、黄四种颜色的丝带。刚卯因涉嫌有“强刘”之意(卯字为刘字的假借字)，王莽新朝时曾一度废止，东汉时又恢复使用，至魏晋时废。

三云：汉代刚卯、严卯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一般每面8字，共32字，也有第一面10字，馀面共8字的。

刚卯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也有在“正月刚卯”4宇下有的加“既央”两字。

严卯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四云：另有玉刚卯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又称玉双印，为白玉所制，系汉代流行佩饰，用于驱鬼防疫。一副为两件，呈长方形四面体，高2.25厘米，中间有穿孔，可佩戴。每件4面，每面1×0.96厘米，有刻辞两行，除第1件第1面第1行是6字外，其馀每行4字，为篆书。为馆藏一级文物。

可见于老山以南东汉画像石门墓出土的“严卯”，当是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但“刚卯”，或在早年盗墓时失落？所惜者，此件严卯作为墓主人的信物，并未为当时发掘主持人所认识。此一东汉画像石门砖室墓，当时虽已测绘有墓室平、剖面结构图，至今未见公开发表，成了扬州甘泉山汉代王侯墓冢考古史上的“蒙特丽纱”……

甘泉山及其附近，除去上述几座王侯或疑似王侯冢墓外，在其它被堀汉墓中，于1975年出过一件东汉熹平五年（176）七角柱形刘文台买地砖券，文字如汉之竹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甘泉山及其附近，确是刘姓丛葬墓域，只是还未受到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足够的重视，前景也就不得而知了！

↑：与甘泉山王侯墓有关的文物:龟钮银印、玉双印之一及其位置图：

这多年来，甘泉山汉代王侯墓群，经由文物管理职能部门调查发掘的，除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神居山西汉木槨墓外，即是由扬州博物馆清理的老山后身的西汉“妾莫书”木槨墓；由南京博物院发掘的老山以北东汉“广陵王”砖室墓；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的老山以南东汉王侯画像石门砖室墓等。可是，在这由省市文物管理职能部门发掘的汉代王侯墓在清理过程中，正如网载消息报导的那样，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如下问题：

一是：据“市方志年鉴学会副会长黄继林告诉记者，1975年春天，甘泉砖瓦厂在该镇双山（墩）西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发现了砖砌墓室劵顶，接到报告后，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博物馆进行了考察清理，确认是一座汉墓，且墓葬的主人身份较高，被编为“甘泉一号墓”。1980年的春天，还是这家砖瓦厂在双山东侧的一座土山上取土时，又发现了砖砌的劵顶，南京博物院来人考察后确认是汉代墓室，并进行发掘清理，被编为“甘泉二号墓”。尽管这两座墓都曾严重被盗，但从墓室的形制规格和尚存的随葬文物断定，两座墓葬都是规格极高的汉代王侯墓”。

据报导说:甘泉镇党委宣传科科长涂金华土生土长，是个干了20多年的“老宣传”告诉记者，“1981年2月，甘泉公社老山大队新庄生产队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忽然发现一个亮闪闪的东西，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于是就带回了家。晚上在灯下仔细一看，是一颗带把子的“图章”。沾上印泥一盖，印出来的字请附近有学问的人辨认，清楚地显现出“广陵王玺”几个字，富有责任心的夫妻俩随即上交了“王玺”，政府部门奖励了他俩一个立方的木材和400块钱，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丰厚”了。轰动一时的“汉广陵王玺”金印，现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有报导说: “ 1981年2月24日，当时的邗江县甘泉公社老山大队社员陶秀华到甘泉山上劳动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黄亮亮的东西，随手装入了兜中。收工后，她将那件东西进行了清洗，才发现是一枚印章，陶秀华夫妇俩特地赶到南京博物院请专家对其鉴定，确认这是一枚广陵王的王玺,在专家们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后，博物院迅速与扬州市地方政府、文化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陶秀华夫妇将广陵王玺金印捐给了国家”。 

退翁按：双墩的发掘工作，系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纪仲庆主持的，而这 “广陵王玺” 金印，是在发掘结束后，被社员陶秀华在二号墓附近的农田里干活时发现的。这说明这 “广陵王玺” ，是在清理墓室淤土时，与淤土一道倒在附近农田的。可见问题出在考古人员，是在墓室淤土清理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过细所致。此外，金印发现后的情况，并非尽如报导所云，而是由陶秀华等拿到扬州银行来出售，被告知“出土文物概归国家所有“，嘱其送交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处理。因曾携至原地区水利局于光宇副局长住所，谈及此印的发现及其经过，于局家的保姆，即甘泉山农民。随后径往南京，辗转至南京博物院，才有涂科所说的后来结果。但未见追究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其原因显而易见。

再是，出土这枚广陵王玺的砖室墓形制，从已往考古学发现来看，属于东汉时期的砖室墓。而东汉时期封为“广陵王侯”遣之国者，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沿革志》载：

永平元年（58）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十四年（71）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囯六县（《后汉书·广陵思王传》）。

因知老山之北双墩砖室墓，是为东汉广陵王侯墓，如《后汉书·广陵思王传》载，“广陵侯，服王玺绶”。 但尚不能确定双墩为广陵王刘荆之冢？亦或广陵侯刘元寿之墓？

三是：甘泉山南三墩东汉画像石门墓，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邹厚本君主持，扬州博物馆配合，虽说墓已被盗，但墓室保存完整。也曾因墓室淤土清理未能过细，细小随葬品被忽略。所幸在淤土倒于附近时，有一枚墓主人信物――玉制“严卯”佩仲被发现，尚未造成流失事故。

退翁按，此严卯，为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据以下有关文献与载述云:

一云：刚卯、严卯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上。刚卯、严卯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疾日严卯”，除此之外，两者的鉴定要点是完全一致的。

二云：刚卯、严卯是汉代用以驱除疫鬼的祥佩玉，正方柱体，中心贯孔，以穿系赤、青、白、黄四种颜色的丝带。刚卯因涉嫌有“强刘”之意(卯字为刘字的假借字)，王莽新朝时曾一度废止，东汉时又恢复使用，至魏晋时废。

三云：汉代刚卯、严卯均作小方柱形，上下穿孔贯通，四面有铭，一般每面8字，共32字，也有第一面10字，馀面共8字的。

刚卯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也有在“正月刚卯”4宇下有的加“既央”两字。

严卯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四云：另有玉刚卯1972年8月于凤凰台一号东汉墓出土。又称玉双印，为白玉所制，系汉代流行佩饰，用于驱鬼防疫。一副为两件，呈长方形四面体，高2.25厘米，中间有穿孔，可佩戴。每件4面，每面1×0.96厘米，有刻辞两行，除第1件第1面第1行是6字外，其馀每行4字，为篆书。为馆藏一级文物。

可见于老山以南东汉画像石门墓出土的“严卯”，当是墓主人佩件“玉双印”之一。但“刚卯”，或在早年盗墓时失落？所惜者，此件严卯作为墓主人的信物，并未为当时发掘主持人所认识。此一东汉画像石门砖室墓，当时虽已测绘有墓室平、剖面结构图，至今未见公开发表，成了扬州甘泉山汉代王侯墓冢考古史上的“蒙特丽纱”……

甘泉山及其附近，除去上述几座王侯或疑似王侯冢墓外，在其它被堀汉墓中，于1975年出过一件东汉熹平五年（176）七角柱形刘文台买地砖券，文字如汉之竹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甘泉山及其附近，确是刘姓丛葬墓域，只是还未受到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足够的重视，前景也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