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翁于西历1983年9月日本之行，几乎是个梦境。其一，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刚刚过去，改革开放伊始，凡有海外关系者，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出国了！我家既无海外关系，个人也无海外联系。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随着中日建交，对外开放，在北京大学留学的菅谷文则、河上邦彦君，受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导师宿白的介绍，先后到扬州博物馆来找过我，求学与唐代扬州有关的课题。他们虽然是奈良考古所派遣的学员，但离日本政经学界还很远，还谈不上推荐中国市县一級博物馆的人员，去出席在日本首次主办的、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研讨会，而且是由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长、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具名的邀请，只在江苏邀请我一人，而且往返旅费，出席的会费，在日本食宿、旅行与零用钱，都由恳谈会包了下耒，而无后顾之忧。到了东京，又接到组委会日本三笠宫亲王签发的邀请函，出席了在东京赤坂王子饭店举行的、有六十几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盛大欢迎宴会。退翁何德何能？那时在扬州博物馆，既无职务，又无职称，只是个省下放干部，居然天上掉块馅饼在我头上，不无令人费解。

    一

    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在第一阶段东京会议之后，转移到京都国际会议厅，举行第二阶段会议，我与社科院文学所吴世昌先生，考古所安志敏先生，由东京乘高铁到达京都，由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事务局狭间直树先生，安排在京都大学会馆住宿。次日下午，安排我在京都国际会议厅，有场大组学术报告会，报告的论文题目为：《扬州出土的唐代三彩陶与三彩瓷》，连日本中国陶瓷考古学权威人士- -东京大学教授，国际会议东京运营长三上次男，京都大学教授，泉屋博古馆长樋口隆康先生，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馆陶瓷专家蔡和璧女士等同仁，都专门赶来参加这一报告大会。因我在会上展示的、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扬州新近出土的、唐三彩陶瓷器皿的照片，使会场气氛走向高潮，多人举手要求得到报告的文字复印本。当我走下讲台的时候，三上次男与樋口隆康两教授，已在会议出入口等候我，热烈握手，祝贺成功，并合影留念。

    但我会到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运营委员长、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顾问贝冢茂树教授，代表世话人（理事长）井上清教授的时间，却是1983年的9月8日午后6时，恳谈会事务局在京都东华菜馆宴请中国学者的时候。名义是“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主催（办）第31回（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京都）参加中国学者欢迎会”。 邀请的全是大陆的学者，虽然台湾有学者出席京都会议，却没有一人受到邀请，表明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的立场，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的。

    日本, 从形式来看, 是以天皇为元首的帝国, 但从政体结构上来看，却是与英国一般的议会制国家相似. 当然也就与中国体制不同。所以表现在主办国际会议方面，虽然是以三笠宫崇仁亲王为组织委员会委员长，但东京与京都运营委员会委员长，却是东京大学教授三上次男, 与京都大学教授贝塚茂树。除掉东京开幕式，见到政府官员出席，如中曾根首相，但他是来致欢迎词的。虽然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一侧，坐在中央的，却是会议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会议转到京都时，连这个形式都没有了，只是由会议京都运营长贝塚茂树教授，在大酒店举办一次欢迎各国来宾的酒会，上海复旦大学的杨宽教授，与我和贝塚运营长坐在一张小圆桌上。在致欢迎词后，也就各自吃喝交谈了，未见有京都府与京都市知事讲话和祝酒。传闻这欢迎酒会，乃是运营长出资招待，当然也就没有见到政府官员的身影。

    贝冢塚教授和我谈话的主题，因为他知道我是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曾经应邀参观过他家思文阁藏品展，和三菱财团的泉屋博古馆的藏品展，他希望我能到京都大学博物馆去做次鉴赏，因他是京大博物馆的馆长。而我因在从东京到京都参观公私博物馆藏品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书画中，名头逾大，赝品越多，但只能心里有数，咀里不能说出来，否则要砸人家同行饭碗的，总是推三阻四，甚至连杨宽教授要提前回国，都拿来作为托词。当然他没有强人所难，但我心有歉意，虽然时过境迁，人事皆非了，还不能忘怀。

    日本有两大学派，一个是以国立东京大学为首的东京学派，一个是以国立京都大学为首的京都学派，贝塚茂树教授，即是京都学派的领袖，这次会议期间，我们成为了朋友。在我回国以后，每年他都要给我写贺年信。在他辞世之后，他的夫人贝塚美代，还继续给我写信或寄贺年片，我至今还收藏着。但时至西历廿一世纪，我也老了，到了“归去来兮”的岁月，也就不再和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的诸位通信，联系也随着人事皆非而中断……

    注：贝冢茂树（1904-1987）日本东洋历史学家，中国古代史专家，京都大学教授，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原姓小川，父亲小川琢治是日本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弟弟小川秀树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生于东京，从六岁起跟祖父小川驹桔学习汉文书籍，如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书。从此以后就对中国古籍和历史发生了强烈的爱好，并下决心在这方面要有所造就。1928年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于1932年进入东京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4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在人文研究所工作，以后任该所所长。1948年以《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获得《朝日新闻》社文化奖金，并获得博士学位。1984年获得日本文化勋章，他以卓越的成就和忠厚的人格博得声望，1951和1954年先后两次被选为日本学术会议员，1954年参加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访问了新中国，他同吉川幸次郎、桑园武夫并称为京都大学三杰，他的论著一般很受欢迎，著有《古代的精神》、《孔子》、《中国古代国家》、《对中国的怀念》、《旧中国和新中国》等。

     二

     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世话人代表（理事长）井上清教授，原先我并不熟悉他，而他于西历1983年邀请我，参加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时，仅是在邀请书上，说明有“本会历史地理分野の推薦”（荐），而邀请我出席此次会议。至于恳谈会史地组有那些成员，他没有说明。即便是说了，我也不会认识。但可以说，中国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凡有海外关系，或与海外联系的人，即便是党员，也是人生之大忌，更何况非党人士。例如在扬州1963年主办鉴真东渡1200周年纪念时，除纪念堂奠基而外，其中鉴真东渡史料陈列室建立，则是由退翁主办而成的，不仅是鉴真东渡路线图、鉴真年表，即便是每件陈列品的说明，都是由老头儿拟稿的。但是在正式中日两国举行鉴真东渡一千二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当时，而我和国家文物局来扬州了解活动情况的罗哲文同志，却被拒之在封锁线以外的五亭桥南一线，成了隔离对象，我们两人只有站在湖滨，北望大明寺兴叹的分儿！文革期间，退翁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如有海外关系，那还得了！所以说，那里会有日本学界朋友推荐我并邀请与会？但这件事直到卅年后的今天，对于退翁来说，还是个迷茫无绪的不解之谜。

    即便如此，在日本期间，只是在恳谈会于京都东华菜馆主办中国学者欢迎会的时候，我才第一次会到井上清教授，如果说有什么私人交往的话，我只是赠给他一幅拙画墨笔竹枝与小鸡条山，用以感谢他和恳谈会盛意。但没想到我们成了“语虽不通心可通”的朋友，他于1984年春末，由上海市外办人员陪同，专程来扬州看望我。而后每年给我寄贺年信或贺年片，近日偶翻旧扎，至今还保存着近十封井上先生的手迹。而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申言钓鱼岛是中国旧有领土的日本学者，也是惟一的日本人……

    井上清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著名钓鱼岛问题专家，日本京都学派著名代表人物，日本明治史权威，曾是日共党员，1967年因支持文化大革命被日共除名。他曾撰文揭露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说钓鱼岛在近代以前不属于日本，这在日本都是很大胆的举动，因此，被称为 “最勇敢的日本人”。他热衷于推动日中两国的学术交流事业，为加强日中友好和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作出了贡献。至1985年9月止，井上清教授曾28次访问中国。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待。

     他于1997年最后一次应邀出席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社科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博士 ” 学位，以表彰他在日本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他对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李岚清，曾在中南海会见了他。2001年11月，井上清教授因病不幸去世，享年88岁。

    伊藤道治教授，乃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主任，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成员，是西历1983年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期间，负责接待中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吴世昌、考古所研究员安志敏，和扬州博物馆朱江的负责人，参予接待的人员，有他的研究生林原文子（女），及奈良县考古所的菅谷文则，林原和菅谷两位，则是担任汉语翻译，但并不同时出面。如在东京成田机场接站的，则是伊藤教授和林原文子，而在东京和奈良参观时，则是由菅谷文则君响导。但在京都会议期间，特別是会后去大阪、神户参观期间，往返均由伊藤教授和文子陪同，当晚回到京都，已是万家灯火时候，伊藤教授还专门请我们在餐馆，品尝日本名食天妇罗（音读为“甜布拉”）。 临回国前，伊藤教授和夫人洋子，特到京大宾馆来送行，并赠以日本传统工艺品作纪念。他还曾在恳请会简报上，写过一篇介绍我的文章。在我归国后，他不仅给我寄赠过年贺（贺年信/片），还曾偕夫人到扬州来看望我。其时我已调任江苏商专烹饪研究所长，因此，得到商专党委的热情招待，派日语讲师随行，由我陪同他们夫妇，专门考察过扬州唐城遗址，并在商专琼林苑合影留念。

    我在日本与会时，只是赠过他一幅拙作：“一竹枝一小鸡”水墨画幅，但得到他的喜爱，并挂在室内，配以瓶花，拍照寄我。至今还保存着。

三

     退翁应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之邀，得以参加东京与京都部会，特别是在京都，于会议之馀，得以结识20世纪日本最著名汉学家之一，与吉川幸次郎齐名的小川环树教授，他是日本地理学家，汉学家小川琢治（1870-1941 年）的三个儿子中的老三，他继承小川家族的家学，而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不仅精通中文，而且写得一手流利的汉字，著有《汉文入门》、《唐诗概说》、《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等著作。小川教授与我的通信，全部用中文书写，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他自西历1985年以来，连续几年给我寄贺年片，或给我写信。我也曾将所著《扬州园林品赏录》（1984年版），与《海上丝绸之路著名港――扬州》，以及《思文阁读画记》寄赠，他分别在回信中写道：

    承赠大著〈扬州园林品赏录〉，浮沉多日，直到日昨方收到了。拜读之下，考证精核，钦佩无已！犹忆我于1935年旅游江南，亦曾泛舟瘦西湖，欣赏诸家园林胜景，而于五亭桥和平山堂，其风景之美，以及私淑古贤之情，久未去怀。

    （思文阁）《读画记》大稿，亦已拜读，虽于环等昆仲过誉之处，颇觉不安。至于各家书画记叙缜密，鉴别精審，钦佩无已，谨此鸣谢。惟月来，环妨于俗冗，未克下笔。一俟得闲，拟将大稿，翻成日文，刊登于书报也。

    退翁因在京都时，应贝塚茂树、小川环树两教授邀请，至思文阁美术馆，参观《小如舟书屋所藏中国书画展》，所展书画，乃自其父小川琢治以来的藏品，远自中国五代，近至中国清朝的书画作品。归国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日本京都思文阁读画记》，发表在1984年8月26日香港《文汇报》14版上，没有想到引起小川教授的青睐，至于何时“翻成日文，刊登于（那家日本）书报” ，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之后，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组织的赴大阪、神户旅游团，在大阪时间，由伊藤道治教授陪同，参观了大阪市文化财协会。日语中的“文化财”一词，翻译成中文，即“文物” 的意思。那么“文化财协会”，也就是与中国“文物保管委员会”相当的机构。出面接待并陪同参观的，即是企画课的课长代理中尾芳治先生，当他知道退翁是来自中国扬州博物馆的人员，由于是同行，就特别热情，不仅陪同参观他们收藏的文物，并表示要到中国扬州来访问。

    在我归国后不两年，中尾芳治先生以“中国都城制研究学术友好访中团”员的身份，随团来扬州访问。在市外办的安排下，于扬州宾馆会议室，由扬州学术旅游学会出面，举行了一场由退翁主讲的、题为《扬州历代城池变迁》的学术报告，受到了与会日本学者的欢迎，并向学术旅游学会出资，复印了与《扬州历代城池变迁》有关的文本和图片资料。万万没有料到，这篇被南京与扬州权势崇奉日本安藤更生扬州城址变迁说为正朔，视朱江说为邪道的《扬州历代城池变迁》的论文，却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后由中尾芳治执笔，以《扬州历史遗迹说要》为题，图文并茂，全文刊在日本同朋舍社出版的《日本都城制の源流む探る》一书，《中国山东山西の都城遗迹·付篇》，题为《扬州历史遗迹说要》，并在首页上注明：朱江著．中尾芳治译。并以“扬州唐城形势图”为封底图。

    这篇朱江所著的论文，在日文版里，分为㈠扬州の地理的变遷、㈡唐代扬州城の发掘和城迹と复原两大部份。并在第二部分，细分为㈠扬州唐城の发掘，㈡扬州唐城の复原两个部分。文中的插图分别为唐代扬州城池示意图试稿、扬州唐城示意图、历代扬州城池の变迁图。由于在南京和扬州文博界，自老头儿调离扬州博物馆，到江苏商专任职以后，代表官方意志的，恰是崇奉日本安藤更生扬州城址变迁说为主的一派掌权，因而在市博物馆的陈列，以及出版物中，在中尾芳治译文中所见“扬州城池变迁图”，以及“扬州唐城示意图”，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即便由老头儿按清明上河图，与扬州城址地面遗迹实测图设计，由陆平同志以丈匹宣纸绘制，李梅阁先生题词的《扬州城池示意图试稿》，也已“流落寻常百姓家”。由此而知，中尾芳治所译朱江著《扬州历史遗迹说要》，也就成了人间孤本。

〖附录〗

小川琢治（1870-1941 年），日本地理学家，汉学家，他的三个儿子，小川秀树是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贝塚茂树是中国史学专家；小川环树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都很有成就。

小川环树（1910—1993），日本中国语言文学家。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科，文学博士。任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专攻中国语言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侧重于文体与作品形式。大量翻译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著作有《汉文入门》、《唐诗概说》、《中国小说史的研究》、《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

小川环树（1910—1993），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日本学士院会员。20世纪日本最著名汉学家之一，与吉川幸次郎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