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按曰：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同志，与我在北大考古训练班同届同学，且七十年来，交往不断，书信往还，年贺不绝。直至前年，还由其子麦稼转发电子邮件……但近两年音信杳如黄鹤，而我心顿生疑虑，因我俩皆年近九十的老人，已到归去来兮的时候，心里又想问，不敢问，故拖至今日，上网查询，果然已于去年11月仙逝，享年88岁。虽生于吾同年，却晚我10月，岂不哀哉！所幸其夫人健在，亦我同班同学。对于麦英豪的辞世，广州新闻界和网络，每有详载，人生哀荣，而有定论，中国考古史有载，广州人心中有誉，有此人生，因而足矣！故君为悼，实为君念，不忘也。时西历2017-8-28日，年八十又九，于扬州大学梅岭西舍。

［网讯实录］：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2016年11月28日16时45分在广州去世，享年88岁。

麦英豪，男，1929年7月15日出生，广东番禺人，著名考古学家。曾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博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出身贫寒，1951年大学肄业。1952年被招入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认识了他的爱人黎金，两人志趣相投，一起从事考古工作，成为考古界的佳话。195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3年至20世纪80年代，麦英豪长期工作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与发掘秦汉至明代墓葬700多座，包括主持秦代造船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御苑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指导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南汉二陵等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参与和推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的建设，受国家文物局三次委派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出土文物赴境外展览。其中，南越文王墓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随葬器物最丰富的彩绘石室墓。

在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的基础上，麦英豪十分注意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相结合来研究广州古代史。他编著的《广州汉墓》为岭南地区两汉墓葬的断代和分期研究树立了重要标尺。主持编写的《西汉南越王墓》1995年获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1998年获“全国文物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获得“郑振铎王冶秋文物保护奖个人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广州考古60年最重要发现 他皆有参与

全洪回忆，就在三年前的夏天，也就是2013年，是广州田野考古开展60周年。麦英豪特别为广州市文物考古工作写下两副对联，一副是：“六十年田野考古尽心尽力，一甲子三大发现留予后人。”另一副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南越王陵最可珍。”这两副对联，不但是对广州田野考古开展60周年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钟爱的考古事业最贴切的归纳。

记得三年前那次采访，时年85岁的麦英豪告诉记者，“我自1953年初参加广州田野考古工作，打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有幸能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朝思暮想’足足30年，1983年终于遇见南越王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麦英豪对自己的两副对联这样解释：“在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堪称广州考古60年最重要发现。”

全洪回忆，秦造船遗址是上世纪70年代广州一处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秦造船遗址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遗址自1974年年底发现以后，麦英豪带广州考古队员通过对比参观学习，召开现场鉴研会，确认遗址的性质，这项工作前后有4个年头。

“西汉南越王墓是中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的1000余件文物，印证了广州2000多年来作为岭南多元文化中心地的事实。”全洪回忆，麦英豪是当年象岗山南越王墓发掘队队长，带领广州考古人冲锋陷阵。

全洪还记得，1995年夏天，广州市长话局大院内的建筑工地，挖土机与运土车日夜奔忙，由于这里距离秦造船遗址的船台东头不到50米。当时工地周边已构筑好连续墙，再把地面挖低三四米之后，又用人工掏挖纵横排列的68个井径1.8米的桩井。麦英豪在工地中部和东北部看到，从桩管下挖上来许多晋、南朝的青瓷残片，往下又挖出南越国时期的板瓦、筒瓦，其中一个桩孔内挖出4件“万岁”瓦当。这个现象令他震惊，他当即断定下面肯定有南越国的重要遗迹。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发掘从1997年7月15日动工，到1998年1月底结束，实际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

与广州日报结缘

参与本报圆桌会呼吁保护文物和历史建筑

2013年8月27日，本报与市文广新局在逵园主办“为未来留下历史的美丽——广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民间圆桌会”。在座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业主代表以及开发商和地产中介代表积极建言献策，展开热烈讨论。

在此次圆桌会上，麦英豪作为我国文物考古领域的权威专家，偕同夫人一起专程赶来参加，麦老表达了对文物以及历史建筑保护的关切和焦灼之情，建议尽快出台历史建筑认定准则，保护、利用、管理好，并解决文物保护专业人才不足的窘况，同时也充分肯定并感谢广州日报多年以来对广州市文物和历史建筑保护的关注和呼吁。 

麦英豪说，广州以往在文物保护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八大考古研究中心之一，建国十年后由郭沫若编辑出版的《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中，序言第二段特别列举了诸多在考古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省份，而广州和成都则作为市级单位与这些省份并列，“那时候广州已经成为全国重要考古基地，近年来却苦于专业人才的不足已经远远落后于郑州等地。”

在麦老年逾八旬后，他每当了解到广州发现历史建筑和文物线索都十分关心。本报记者廖靖文说，他曾多次深入到海珠区沥滘村考察文物线索和历史建筑，并不遗余力呼吁进行保护。在他力促之下，沥滘村多处遗迹和建筑被纳入文物线索和历史建筑。

力促纠正城隍庙错字对联

“对祖宗文化要有敬畏之心”

本报记者黄丹彤曾多次采访麦老，无论是登门采访还是电话采访，他基本每约都接受，晚年亦是如此。

广州城隍庙2010年10月30日正式重光免费开放，开放近3年间，其大门上一直挂着一副错字对联：“惺惺”写成“猩猩”，平仄不合、对仗违拗。本报记者就此多次采访麦英豪，他态度坚决要求更正，认为文化人对祖宗的文化要有一颗敬畏之心。他还亲自向市长提出意见。在本报和麦老还有一众专家学者的督促下，城隍庙对联终于得到纠正。

手书“指鹿为马”回应争论

麦英豪是广州重大考古的主要参与者，他一生遭遇的最大争议，来自中山四路“秦代造船遗址”。从1974年底被发现后，这处遗址一直伴随着“船台说”和“宫殿论”的争论。1986年后，麦英豪首提并坚持的“船台说”被官方采纳，1996年，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秦代造船遗址”。然而，争论并未停止，在2008年掀起波澜，进入了讨论的高峰。2008年12月4日，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成为全场的焦点。麦老夫妻接近中午才到场，面对记者的提问，麦英豪一开始并不愿意回应争论。后来沉思片刻，才在纸条上写了一段话给记者：“对于因常识性缺失而引起的非议，没有批驳的必要。譬如明明是鹿，却说成是马，如果这是故意陷害，故意混淆真相、颠倒是非，与这种人论理会越辩越浑。” 

他说，现在所有的质疑在他多年前编写的秦代船台考古一书中全部有解释回应。1974年发现遗址后，“宫殿说”已经出现，学术争论是很正常的事，多年来先后进行了几次发掘，经过13次多学科专家的现场考察和综合论证，包括交大、厦大、华工等高校的多位中国造船史权威专家考察后都认为是布局合理的船台遗址，直到1996年，国家文物局反复论证后最终确定为秦代造船工场遗址。 

在采访的最后，麦英豪说，“现在所谓的争论包含了很多个人恩怨，我已经80多岁了，不用理会太多”。

在记者的采访生涯中，麦老手书的回答印象之深刻难以磨灭。他把他所最看重的话，用文字白纸黑字写出来，当场给予一个明确的回应，让记者感受到他的重视和严谨。

 （文/广报记者黄丹彤、廖靖文 通讯员温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