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从事文博工作三十周年证章和证件》与《无锡工作日记》：

退翁按曰：我前三十年在从事文博考古工作，后三十年调至高校从事烹饪考古研究工作，主持中国烹饪考古学研究，而为省教委研项目，编有《中国烹饪考古学研究》传世，因而可谓此生中国考古文博事业，鞠躬尽瘁之矣！至于苏州与无锡田野考古，克尽职守，未敢稍懈，陆续刊诸《文物》与《考古》学刊，尤其是网络……而今朱江老矣，对于考古往事，犹未忘也！时年八十又九，于邗上五架书屋居址。

朱江无锡考古记云：

苏州博士坞工地考古结朿，回到南京休整不久，约于1955年初，获悉无锡市在市一中基建工地、机械厂在仙蠡墩扩建工地、0099部队在沿太湖工程工地，及硕放机场基建工程工地，先后发现西周以来的古墓群，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要求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配合工程进展，进行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清理。遂由省文管会倪振逵、李鉴昭、谢春祝、省博物馆石祚华、胡继高、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李蔚然、金琦、无钖市钱宗奎、吴县屠思华等同志，组成无锡文物工作组，由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查征集组组长朱江，兼任无锡文物工作组长，并驻无锡市办公，受到无锡市委书记包厚昌、市长江坚和建设局兼建筑工程局长季凯的重视，特将西门外棉花巷原苏南文教处的驻房，划归工作组使用。工作组因田野考古人员不够，经由市团委代招30名社会知识青年参加，因此举办过两期田野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除课堂学习在棉花巷驻地进行而外，田野考古实习分为四个小组，由胡继高、李蔚然、谢春祝、李鉴昭等专职干部带领，分赴市一中工地、机械厂工地、硕放机场工地和部队基建工地实习，进行边学边干，以达学用结合的目的，既培养了专业人才，又调查、发掘、清理了从新石噐时代文化遗址，直到西周两汉至明清的土坑和砖室墓。不仅在仙蠡墩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水稻遗存，将中国水稻种植年代，提早到三四千年前；并在硕放机场工地土墩墓中，发现了成组的印纹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皿，解决了印纹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皿同存伴出的关系，从而否定了旧时所说“几何印纹陶为新石器文化”标志的观点；以及两汉直至宋元明清的文化遗物。并于这一年底，在惠山祠堂公开举办了《无锡市基本建设工地出土文物展览》，引起北京、上海和江浙文博和考古界的瞩目，媒体的重视。展览会后，除向省博物馆提供相当数量的重要的复份文物而外，将绝大部份文物，移交给无锡市文化处。在此基础上，筹建无锡市博物馆。这可以说无锡惠山时期的无锡博物馆，即是无锡市现代博物馆的前身。因此工作组的钱宗奎同志，也是此时转入无锡博物馆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无锡文物工作组，不仅在主办两期考古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解决了自身专业人手缺乏的困难，这同时还为省博物馆、市博物馆代为培养了业务人员，如后来成为省博专业骨干的匡正娟等，即是由无锡文物工作组输送到省博的专业人才。在工作组完成配合无锡重要基本建设任务后，撤消建置时，除各回原单位而外。还将吴县的屠思华，无锡的陈鹤琴（女）二人，调省文管会调征组工作，吸收为国家干部。

无锡文物工作组除向基建工地派驻田野考古工作组，调查发掘清理地上文化遗迹，和地下文化遗址、古墓葬而外，并还在驻地设有文物保管修复工作组，由倪振逵先生负责。在文物修复技师中，有两位全国数一的技师，一是来自扬州的江述三，是位修复战国和汉代以来出土漆器的高手，他能为朽坏的漆器，脱胎换骨而不走形。二是来自苏州的金满生，是位修复古铜器和金属器皿的高手，他能把破碎的青铜器皿，修复得完好如旧，并能复制出与原物大小、胎质、形制、纹饰、成色一模一样，足以乱真的古铜器。这两位文物修复技师，在工作组撤消时，分别调至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工作，直到去世。但可惜者，他们修复古漆噐和铜器的绝技，也随之失传了！

无锡文物工作组最盛时，专职干部和临时人员多达三四十人，大多为青年人，中老年人只占四分之一，因是朝气蓬勃，由省博派来的党员干部石祚华同志领队，过着军旅集体生活，有时周六排队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这年冬天大雪，集休去惠山爬雪山，打雪仗，乐得个人仰马翻。集中在驻地休整时，除分组进五爱小学食堂集体进餐而外，节假日晚上，还在驻地举行跳舞晚会。所有活动，均按作息时间进行，人无分老少，无一例外。工作组的经费，全部由省文管会专项经费拨付，并未拿过无锡市一分钱，因无后顾之忧。这也是江苏省文物、考古史上的惟一。退翁今虽老矣，时而尚且念及，故为之记。

无锡文物工作组除向基建工地派驻田野考古工作组，调查发掘清理地上文化遗迹，和地下文化遗址、古墓葬而外，并还在驻地设有文物保管修复工作组，由倪振逵先生负责。在文物修复技师中，有两位全国数一的技师，一是来自扬州的江述三，是位修复战国和汉代以来出土漆器的高手，他能为朽坏的漆器，脱胎换骨而不走形。二是来自苏州的金满生，是位修复古铜器和金属器皿的高手，他能把破碎的青铜器皿，修复得完好如旧，并能复制出与原物大小、胎质、形制、纹饰、成色一模一样，足以乱真的古铜器。这两位文物修复技师，在工作组撤消时，分别调至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工作，直到去世。但可惜者，他们修复古漆噐和铜器的绝技，也随之失传了！

无锡文物工作组最盛时，专职干部和临时人员多达三四十人，大多为青年人，中老年人只占四分之一，因是朝气蓬勃，由省博派来的党员干部石祚华同志领队，过着军旅集体生活，有时周六排队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这年冬天大雪，集休去惠山爬雪山，打雪仗，乐得个人仰马翻。集中在驻地休整时，除分组进五爱小学食堂集体进餐而外，节假日晚上，还在驻地举行跳舞晚会。所有活动，均按作息时间进行，人无分老少，无一例外。工作组的经费，全部由省文管会专项经费拨付，并未拿过无锡市一分钱，并无后顾之忧。这也是江苏省文物、考古史上的惟一。退翁今虽老矣，时而尚且念及，故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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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翁接曰：这《无锡考古纪实》五篇，已于西纪 2003-10-25日前后，在原msn日志发表。后因“搬家”原故，丢失了并在其中的㈡。今特其中的㈠㈢㈣㈤㈥五篇，集中于此再次刊发，以免读者检索之劳，乃退翁素愿也。

无锡考古记实㈠：

古代考古则谓之为“骨董学”，涵概金石、书画诸学；现代考古则谓之为“考古学”，分田野考古与室内考古两大部份，尤以田野考古为基础。今又有水下和空中考古之分，但皆属田野考古范畴。又有水文和地震考古, 皆田野考古分支也。田野考古主要手段，则又分为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两项。若以无锡现代考古而论，在西历 1949年解放以前，主要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卫聚贤等专家，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在由卫聚贤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史》中，有多处记录。如250页,就载有1935年12月17日《中央日报》所刊：“无锡县属第五区刘潭桥沿河发”现与古墓有关的遗物，“现俞君等正将上述各节，继续研究。”并于 270页所载：西历1936年4月30日《东南日报》云:“无锡第三区旧新安乡离沈渎镇约半里许，系苏锡路行经之地，近日正在赶筑土方,该地原有极高土墩一座，因适当路中前日开掘土墩时，发现古砖极多，察其情形，似为古代坟墓。但观其砖石零乱情形，或系古代建筑。该砖花色斑烂，花纹古雅，其年代现正由考古家研究。”并载有于1936年8月30日,由蔡元培、于右任、叶恭绰、卫聚贤等人，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的信息。

但是，无锡由国家文物机构主持的大规模的正式田野考古发掘，还得从公元1954年下半年无锡文物工作组成立后算起，迄今也已50个年头了。当年参加考古工作的许多青年人，如钱宗奎、高照等同志，而今已垂垂老矣！钱宗奎同志亦成为无锡博物馆的元老了，余每有念及，不由的想起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情景，久久难以忘怀。好似钱宗奎还在用两腿夹着二胡，悄然拉着《二泉映月》时的悠然也矣哉！

无锡考古记实㈡：缺。

无锡考古记实㈢：

自寄畅园会议之后，市委和市府领导人，认识到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并意识到市文教局已不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决定将文教局文化科抽出，单列为文化处，由赵源任处长，邵亨利任处文化科长。并在西门桥内大街，设置办公地址。省无锡文物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参加文化处中心组学习，党团员临时组织关系，统一属在市文化处支部。因此改善了省派出工作组和地方主管部门的工作关系，协调了相互配合的机制，促进了无锡在基本建设工程工地的考古工作的发展。

自市文化处单列以后，虽不能说省市之间没有矛盾，互相配合得很好了。但可以说在文物保护工作开展方面，还是能够协调工作的。再说，工作组还有一张“王牌”，即是直接找市委和市府解决。说实在的有些事情，文化处也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工作组在锡山工地发掘一座明代石椁墓，要掀开石椁顶盖石板，还得请来建筑工程局的纪凯局长，动用吊车才把上吨的盖顶石揭开。在这座明墓的清理过程中，江坚市长亲临现场视察，观看了棺室清理的全过程，对无锡文物保护工作的推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说，对市文化处的工作展开，也有一定的积极的影的。所以文化处与工作组的工作状况，应当说是正常的，也是良好的。

由于无锡基本建设工程工地规模日益扩大，再加上太湖周边军事工程工地比较分散，工作组要面对这样多这样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仅靠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几个专业人员是不够的，引起了省文化局党组的重视，专门把省博物馆的石祚华、胡继高同志，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李蔚然、金琦同志，并通过吴县文化科借调了屠思华和徐清泉二人，以充实无锡文物工作班子。同时同意工作组在无锡市团委的协助下，召慕了近三十人的社会知识青年参加田野考古集训班学习，并及时投入到工程工地文物保护实践中去，成为无锡考古史上的第一支生力军，为丰富南京博物院和江苏省博物馆的馆藏，以及无锡博物馆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今无锡博物馆的钱宗奎同志，即是这批生力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新中国无锡文物界的元老，荣获中央文化部于公元1985年12月颁发的《从事文博工作三十周年证书》和《从事文博工作三十周年纪念章》的惟一的一人。可以说他是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的见证人之一。

无锡考古记实㈣：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设在南京公园路秦淮河边，南为通济门大中桥，北临明故宫飞机场。有三栋西式楼房，每栋为两层，是为办公楼。外加一群房，皆是平房，为传达室、储藏室和食堂，有两三间为单身干部宿舍。以东楼为行政办公楼，设秘书室于楼下。以主任秘书主持工作，下设行政和业务秘书各一人，外加一名文书兼打字员。首任主任秘书为原苏北博物馆副馆长潘其彬同志，继为原苏北博物馆秘书陈石钧同志。行政秘书是位女同志，姓尤，名定一，后调南通市任职。业务秘书为原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何人俊同志，文书是在南京招收的一个青年同志，可能姓张。并还有工勤、传达和炊事员三人。以西楼为保管组办公室和文物和档案库房。以原苏北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王志敏为组长，及原镇江博物馆江世荣和省文工团干部秋月同志，扬州古代漆器修复专家江述三和苏州古代铜器修复专家金满生先生等组成。

此处原为两层楼，解放前夕二楼被火所毁，省文管会将其改为平房。以中楼为调查征集组办公楼，由我担任组长，以原苏北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倪振逵、南京市第十中学历史教师李鉴昭、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张寄庵先生，及韩益之、谢春祝、张浦生、王德庆、原南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方长源、原省文化工作队的蔡述传、葛家瑾（女）和屠思华、陈鹤琴（女）等人组成。以韩益之同志为专司摄影和暗房之职，以蔡述传和方长源同志专司古建筑维修之事。由此可见，省文管会的建置为一室两组，又以调查征集组为重点，专司全省地上地下和社会流散文物的保护和管理的职能部门。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内政部、文化部于公元1951年5月7日颁发的：《关于管理名胜古迹职权分工的规定及关于地方文物名胜古迹的保护管理办法》第三款：“在文物古迹较多的省、市设立‘文物管理委员会’直属该省、市人民政府”领导。并在附件：《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第二条中规定：“各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由该省、市人民政府的文教机构和民政机构会同组织之。以该二机构的负责人为当然委员，下设秘书一人，并得分部或分组，部主任或组长由委员兼任。部或组下得设干事、书记或办事员若干人。”其第三条规定：“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经费，由各地方人民政府负担之。”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及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原苏南、苏北文物管理委员会，都是按照中央的这一《组织通则》设置的。因此，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系由省委宣传部余铭璜部长兼任。并将省纪委秘书长兼监察厅秘书长陈枕白同志，调任省文管会专职副主任委员，将原徐州市高级领导干部张秀潜同志调来担任驻会办公委员。陈副主委为行政十一级，张驻会委员为行政十三级，比当时省委省府的部厅级领导干部的级别还高。所以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省文管会的文物保护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也就因此受到原华东军区政治部的重视和支持，因而省无锡文物工作组在无锡的工作重点，是配合0099部队军事建设工程工地的考古发掘，其硕放机场即是工作量大，发现重要的一例。

此外，陈副主任委员是无锡人，家在清名桥畔。曾在上海读过大学，且是老革命家，无锡秋收暴动时的县委书记，许多党政军中的领导干部，曾经是他的下属。他的为人，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说明：即淡泊明志，平易近人，关爱部下，而德高望重。因是在他主持省文管会工作的时期，工作起来也就自然顺利得多了。

 无锡考古记实㈤：

省文管会投入到无锡考古工作去的人员，基本上是由调查征集组的专业干部为主，有倪振逵、李鉴昭先生，谢春祝、王德庆等同志，加上省博物馆、南京市文管会、吴县和无锡市的钱宗奎诸同志，真是一支无锡考古史上空前庞大的近四十人的田野考古工作队。下设三个田野工作小组和一个室内工作小组。不仅对0099部队沿太湖分布的工程工地，作过普遍的考古调查，而且对其中硕放机场等两处工程工地派出了两个小组，机场小组曾由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胡继高同志领队，发现和发掘了首例江南土墩子墓，出土了完整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因为在此之前，卫聚贤一代的考古学家，只是采集到大量的几何印纹硬陶片，误以为江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而把与印纹硬陶共存的原始青瓷，误认为是六朝青瓷，而不知其为春秋前后吴文化的文化遗存，更不知其为江南土墩子墓的文化遗物。所以当其于苏州太平天国忠王府内、省博物馆陈列厅公开展出后，连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中国青瓷史》专著的作者陈万里先生，两次到苏州认真而又仔细的观看和询问了这批陶瓷的出土情况，肯定了我们鉴定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无锡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如果说这次无锡考古另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即是在梁溪河畔机床场工地，对仙蠡墩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除发现磨光石器和红陶残器而外,特别是发现了水稻颗粒的遗存，它不仅是江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的首例，而且是江南地区最早种植水稻的惟一的实物例证，受到农业考古学界的广泛注目。

除上述重大考古学发现而外，即是首次把河南地区广为应用的考古专用探铲――洛阳铲，应用到了无锡田野考古工作当中。在壁山庄市一中建校工地，发现了汉至六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大批汉至六朝的文化遗物。当其时,无锡的青年同志，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掌握了洛阳铲钻探墓葬技术的，即是无锡人，可惜已忘记他的姓名了；参予壁山庄墓葬发掘的技术人员，即是无锡人钱宗奎和高照等同志。他们不仅参予了每个考古发掘程序，而且还做了诸如墓地等高线、墓葬平剖面和骨架、文物位置的测量与绘图，并且掌握了易损文物的保存保护技术。这对一群只经过短期技术传授的社会青年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应当说：他们对无锡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的建设，曾经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不时想起他们积极工作和积极生活的形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坎上，令人怀念不已。

 无锡考古记实（六）：

新建不久的一个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如新编京剧《沙家浜》里胡司令所说的，也只是“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要配合无锡如此之宽、又如此之多的基本建设工程工地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首先要解决的是专业队伍问题。惟一的办法，即是采取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大学办全国考古训练班的模式，一边开展工作，一边结合实际，培训专业技术，以资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种边干边学的办法，也只能一解燃眉之急，而不能应对日益扩大的工作需要，因是于1955年2月，于棉花巷驻地举办了首次考古训练班。除讲解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和发掘专门课程而外，同时还讲解了文物政策法令与《和建筑工人谈谈古文物保护工作》等宣传参考资料。因此而编印了由我编写的《学习参考资料》，从封面图案到课程例题，广泛采用了无锡出土文物的纹饰和工作组青年同志的作业。因而从这本刻写的灰黄色封面的油印本里，重新找回了无锡工作组一些青年同志的名字。例如这一署名为“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无锡工作组编印”的《学习参考资料》，由我题写的封签，由钱宗奎、徐锦铭同志用钢板铁笔刻写的，于同年2月28日印完的讲义。

在这本讲义里,三张《田野出土文物标韱》,其仙蠡墩遗址出土的穿孔石斧一张，是沈正元于1954年10月12日填写的；其锡槐第4号墓出土的素面铜镜一张，是高照填写的；其锡惠第3号墓出土的铺首唅环陶钫一张，是屠思华于1954年10月10日填写的。

在这本讲义里举例的《无锡市壁山庄长腰墩第19号墓犮掘简报》，是由第一小组屠思华和张殿成共同发掘，而由屠思华于1954年12月5日执笔编写的。其《发掘记录表》，是由屠思华于1954年11月9日填写的。其墓平面、剖面图，则是由杨高明、朱斌德于1954年11月8日测量绘制的。另一份《无锡市壁山庄长腰墩第23号墓发掘简报》、《发掘记录表》、《平、剖面图》，则是由于家怡和杨寿生1954年12月2日至3日发掘，并清理记录、测量绘图而成的，屠思华同志参予了此墓的发掘清理工作。

仅从以上一鳞半爪的资料来看，钱宗奎、徐锦铭、沈正元、高照、杨高明、张殿成等青年同志，都是由无锡市团委介绍到工作组，参加无锡基本工程工地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的。据我回忆，还有苏永昌、乔彩英（女）和其他一些青年同志，也是由市团委介绍到工作组，参予了长达两年多的无锡田野考古工作，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五十年前的无锡文物工作组，上至组长，下至组员，人不分男女老少，在市区工作的人员，集体在地板上打地铺，在五爱小学食堂代伙。到郊县工程工地工作的人员，打起背包下乡，就地安排住宿，大都打地铺休息。或在工程部门食堂就餐，或在所在地驻军炊事班代伙。除掉考古工作用具而外，其馀的生活用品一概自备。每天的伙食费，上下一个样，都是按规定办事。但外勤工作时，另有生活补贴，大概是一块钱一天。还得按实际时间计算，不准大包大揽。由工作组苏永昌同志统管，只准积馀，不得透支。积馀下来的“伙食尾子”，用于集体福利和集体活动的开支。所以工作组在集训和休整的时候，常常排队去工人文化宫看电影，有时在棉花巷驻地开舞会，并还曾集体到惠山去爬山打雪仗，真有一股不可等量的蓬勃朝气。至今回想起来，七十老翁顿觉年少几许。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支年青，而又特别能战斗的生力军，才是无锡在建国初期能够如此开展大规模田野考古事业的保证。这一优势，恰被设在苏州的省博物馆领导人看重了，特别委托工作组替他们在无锡招收并培训专业人员，而后调至省馆工作。有的青年同志从陈列部讲解员做起，走上了保管和考古部门的专业岗位，如匡正娟（女），即是其中的一例,成了苏州古建筑维修专门人才。

但自我于1956年初回南京工作时起，无锡工作组就交由石祚华、谢春祝共同负责了。由于谢春祝是省文管会调征组的成员，所以无锡工作组的权力，自然而然的落在谢的手里。他虽然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又是北大考古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学员，省文管会党支部的副书记，而且早就成婚，只是膝下无子。谁知他一旦掌权以后，恰利用“伙食尾子”问题，对苏永昌同志进行了过火的处分,竟然将其发送回原籍江阴，制造了一起历史冤案。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迫使一个出身清苦，为人纯正的女同志就范，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这在好几年后，还是被揭发出来了。由于省里有人庇护他，只是将之调离省级机关，下放到他家乡所在的县政府，还当上了秘书。他虽已去世几年了，但这一冤案和罪恶，并没有得到公开公正的清算，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逐淡化了而已。可是他留在人间的伤痕，并没有因此而平复和消失，因受害人和知情人尚在也。

无锡工作组的一些青年同志，有些人在家里，也是筷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惯宝宝，从来没有动手做过饭菜。虽然到工作组后，生活上基本自立了，但一日三餐，还是吃食堂。有一天，我到由李鉴昭先生所在的第三分组去视察，已是中午11点钟了，老小一班人，还蒙头大睡，令人觉得好奇怪。他们见我来了，个个都起了床，谁知连早饭还没有吃。一查问原因，原来是部队今天放假，炊事班休息，食堂不开伙。但还是把中午一顿包饺子吃的面粉和馅心送来了，放在他们宿舍里的桌子上。由于一个都不会做饺皮和包饺子，所以只好蒙头大睡了。正巧给我撞上了，我就帮他们和面擀饺皮子，一边教他们动手包饺子，这才解决了中午饿肚子的危机，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有生以来自已做的午饭。由于连晚饭也带下了，我才放心回到市区棉花巷的住地。今天回想起这段往事，还令人回味不已。（撰于西纪2003-10-25日）。

无锡考古记实（七）

(2005-05-08 17:03:16)

  无锡考古发现，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频频出现在北京《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等刊物上，而今尚能检索到以下一些文章：

⑴，《江苏无锡市锡山建校工地发现六朝以来的墓葬及文物》（1954）；

⑵，《无锡市文化事业管理处利用召开文化馆长、组长会议宣传保护文物》（1955年）；

⑶，《无锡汉至六朝墓葬清理纪要》（1955）；

⑷，《江苏无锡仙蠡墩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1955）

⑸，《无锡壁山庄发现汉墓》（1955）；

⑹，《江苏无锡仙蠡墩发现古遗址及汉墓》（1955）；

⑺，《无锡县墙门镇附近发现汉墓》（1955）

⑻，《无锡章山元代刘藻墓的发掘》（1955）；

⑼，《无锡壁山庄六朝墓发掘简报》（1955）；

⑽，《无锡青山湾明代许姓墓发掘简报》（1955）；

⑾，《无锡市文化处在惠山寺举办文物展览室》（1955）；

⑿，《无锡县举办的出土文物巡迴展览会介绍》（1956）；

⒀，《无锡惠山发现明代夫妇合葬墓》（1956-金琦）

⒁，《无锡宋墓清理纪要》（1956）；

⒂，《无锡华利湾古墓清理简报》（1956）；

⒂－1《无锡施墩第五号墓》（1956-谢春祝写），

⒃，《江苏无锡汉墓清理记》（1957-王德庆写）；

⒄，《惠山娘娘堂古墓清理简报》（1957-魏百龄写）

⒅，《江苏无锡汉墓清理记》（1957-王德庆写）；

⒆，《惠山娘娘堂古墓清理简报》（1957-魏百写）

⒇，《江苏南部硬陶与釉陶遗存清理》（1957）；

⒇－1，《江苏无锡县古阖闾城的调查》（1958-李鑑昭写），等等。

    这还不包括在其它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报导。仅从这些信息而知,无锡在这几年里的考古事业方面，占尽江南一方春色。我也从这些回忆中，找到了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青春年华。也把魏百龄等同志，找回了无锡工作组的史册，真有一种莫名其状的快慰生平之感。

 无锡考古记实（八）

(2005-05-08 17:04:44)

由于在无锡基本建设工程工地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那么多的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元明时代的文物，而且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金石、陶瓷和漆木器，已有相当一部份铜器、漆器和陶瓷器，需要转入室內整理和修复。工作组除决定把钱宗奎等同志，从田野工作转到室內工作而外，还把漆器修复专家江述三，铜器修复专家金满生两位，分別从扬州和苏州请到无锡工作组来，专门从事出土珍贵文物的维修和复原工作。这两位专家在解放前，即已是上海骨董（古玩）界出了名的漆器和青铜器修复高手。江述三先生能把出土的汉代前后破损不堪的漆器，脱胎换骨如故。金满生先生能把出土的商周以降破碎不堪的青铜器，修复如初。经他复制仿造出来的青铜器，达到令鉴赏名家难分真伪的程度。应当说这两位文物修复名家，当其时也只是拿一般干部的工资，与大家同在一个食堂里吃饭，同在一个宿舍里住宿，毫无特殊待遇。而他们工作之诚恳和勤劳，及工作之出色，无人出其之右。后来他们一个调到省文管会保管组工作，一个调至省博物馆工作，受到领导的青睞和同志们的尊重。即便以今天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的现状来看，其人格和技术水平，也是难有其匹的。虽然这两位先生故世有年，还令人思念难已。

    此外,工作组的倪振逵先生，是位值得人尊敬的长者。出身于书香门第，其母乃晚清扬州金石名家吴熙载之女，其父倪蓬仙著有《扬州竹枝词》传世，载在董逸沧所撰《芜城怀旧录》一书。倪先生精于金石书画鉴赏之学，通于石版印刷之术，但不显色于外，而谦恭于内。廉洁自好，一尘不染。对于年轻一代，爱护备至。其为人不愔政治，当其时，甚至不知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但与同事之间，相处甚厚。谈笑间尤多诙谐，戏称石祚华同志为“猴儿摸鼻子”，而为大家所接受，几乎成了老石的別名。

    再者,就要数上钱宗奎同志了。他可能是无锡二胡名家阿炳的传人？因为他人到那里，他那把胡琴都要带那里。往往在人静的时候，把二胡夹在两腿之间勤练不息，拉的多为“二泉映月”之类的曲调。直至今日，未闻亦未见他公开演奏过二胡。其城府之深，令人莫测。余今虽垂垂老矣，尚不时打开电脑，欣赏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的光碟，如同又回到无锡，就在惠山二泉，听那宗奎同志的悠然琴声，时有心绪万千之感！

   回首往事，正如词句所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余似知之，又似不知也！

无锡考古记实（九）

(2005-05-08 17:07:57)

将近两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无锡出土文物数量之多，质量之精，时代之长，品类之齐，可以说是无锡考古史上空前的一页。加之田野发掘与室內修复齐头并进，完整的文物和重要的标本，足以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出土文物展览。同时鉴于中央关于《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第六条：“各地方征集到的文物、图书和革命遗物，委员会得暂时接收、保管并加以鉴定。凡地方上已有图书馆、博物馆机构的应即行移交各该机构保管”的规定，省文管会对无锡这批出土文物，也得依法移交给有关文物机构保管。当其时，江苏境内有南京博物院、省博物馆筹备处和扬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等几家博物馆（院）。除扬州和南通两家博物馆，与无锡出土文物无缘外，其馀两家博物馆院，早已把目光盯上了无锡。几乎与此同时，无锡文化处提出了就此建立市博物馆的计划。因此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决定，先在惠山办个“在无锡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向无锡市委市府和全市人民作一汇报，同时让南博、省博和市文化处有个了解，并听取一下他们的设想和要求，而后由工作组提出分配方案，由省文管会与省文化局作出决定。当其时，南京博物院派出以保管部主任尹焕章先生为首的三人小组来无锡，不仅仔细参观了出土文物展，而且参观了棉花巷的文物库存，还做了笔录。回到南京以后，提交了一份所选文物清单，几乎全部是拔尖，而不要同存伴出的其它破损和普通的文物。

    此时，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王德全同志，也赶来无锡参观和摸底，几乎对大部份出土文物都有浓厚兴趣。而市文化处想把所有出土文物都留下来，就在惠山办展览的祠堂里，就地建立博物馆。在这一状况下，难以三全其美，工作组只好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即：第一统筹兼顾，照顾到南京、苏州、无锡三家不同的需要，按中央《地方文物管理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第六条规定》将特別珍贵而没有复件的文物移交给南京博物院保管；将特別珍贵而有复本的文物和珍贵文物移交给江苏省博物馆筹备处保管；将有复本的珍贵文物及与无锡历史及其文化有关的、有待于整理和参考的文物，移交给无锡市文化处保管，作为建立无锡市博物馆的基础。第二是在上述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所有文物均以遗迹和墓葬为单元，以同存伴出文物为整体，而不得分离挑选。正是确立了这第二项移交和接收原则，南京博物院未能如愿以偿，恰肥了省博，充实了无锡。因使无锡市作出了就在惠山出土文物展览的祠堂所在，建立市博物馆，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一历史说明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是既出人出力又出钱，不折不扣的为基本建设服务，为保护地下文物尽责，无保留的为相关地方博物馆，提供正式科学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及其记录和资料，并为他们输出和培养了中初级专业人才。因此，江苏省文管会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全省文物图书机构的广泛尊重和信赖。即便余在1961年被下放扬州博物馆工作后，仍然受到省市县同行们的如同往日的接待和礼遇，无锡市博物馆在建馆30周年纪念时，还想到了我，并由冯普仁同志给我送来一个皮包作纪念，使余得到了莫大的快慰！（完稿于西纪2003-10-30日/朱  江/撰著）

〖附录〗： 寄畅园是一处始建于明代的古典园林建筑，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横街。园址原为惠山寺沤寓房等二僧舍，明嘉靖初年（约公元1527年前后）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秦金得之，辟为园，名“凤谷山庄”。秦金死后，园归族侄秦瀚及其子江西布政使秦梁。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秦瀚修葺园居，凿池、叠山，亦称“凤谷山庄”。秦梁卒，园改属秦梁之侄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湖广巡抚秦燿。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秦燿因座师张居正被追论而解职。回无锡后，寄抑郁之情于山水之间，疏浚池塘，改筑园居，构园景二十，每景题诗一首，散发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