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笫10期《文物》月刊图录 ：

关于扬州首次发现青花瓷片一事，近年网上和人间闹得沸沸扬扬，竟有人贪天之功，掠为已有，无异乎想出人头地，而为当代文化名人铺路。退翁虽然年近九十，离开扬州博物馆，亦已廿七年，但扬州首次发现青花瓷片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因此可以肯定的说，扬州首次发现青花瓷片的时间，是在公元1975年的之秋，地址是在扬州师院教学楼东侧唐代文化遗址探方内。此次发掘工作，由南京博物院考古部罗宗真、扬州师院历史系顾敦信、扬州博物馆朱江主持。参加此次唐代文化遗址发掘工作的，有扬州博物馆考古组的印志华等，而发现唐代青花瓷片的探方，即由印志华负責的那块探方。首先发现那块青花瓷片的人员，即印志华本人。因为这在中国青花瓷器史年代学上，认为最早不超过宋代论的时代，居然在唐代遗址文化层发现青花瓷片，开始引起对这一遗址的年代，是不是唐代的怀疑？因此我们严格按照田野考古的规范要求，对与这片青花瓷片同存伴出的其它遗物，及其所在的地层，作出严格的考察和论证，由于这是孤例，不能推翻这一唐代遗址，及其同存伴出的文化遗物与标本的年代，而且没有混入这一文化层的迹像，因此这片青花瓷片，得到確认，乃是出自遗址唐代文化层的文化遗物。

由于这一重大发现，曾经引发许多其它猜想，甚至有人认为在这一遗址连同出土的唐三彩，也可能是扬州当地烧造的唐代陶瓷，但没有发现任何烧造陶瓷的窑址，虽属假想，但最終不能成立。在这期遗址发掘工程结束后，由朱江帶着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夏梅珍，专程去河南洛阳参观访问，并由夏梅珍专程去巩县，考察巩县窑址烧造唐三彩的情况，以及巩县出土的唐代陶瓷标本，从而得出扬州出土的唐三彩与青花瓷，来自河南的巩县窑，扬州只不过是唐代陶瓷商品的集散地而已。

因是可以肯定的说，扬州首次发现唐代青花瓷片的，是扬州博物馆考古组的印志华（即后来扬州考考队长印志华）；首先去河南巩县窑址作考察的，是其时扬州博物馆保管部的夏梅珍（即后来扬州汉墓博物馆长夏梅珍）。不料在这三十几年后，竟然有人出来争戴这顶“首先发现”扬州唐代青花瓷标本的桂冠，殊不知提出《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一文的，是顾风和徐良玉，时间是在1983年11月，比在1975年秋，在扬州师院教学大楼东侧唐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唐青花瓷片的时间，晚了长达八年。据1985年笫10期《文物》月刊77页上载：「 1983年11月上旬，在扬州市文昌间以东、三元路某基建工地（筒称甲工地）上，采集到早期青花瓷碗残片。半月后，又在甲工地以西约百米馀的另一基建工地（筒称乙工地）上采集到另外一片。」并由此可见顾徐二人，仅是采集到两片标本而已。何况还是两个人釆集到的。

同时刊在这期《文物》月刊前面的，还有扬州博物馆马富坤、王兵、印志华执笔，古建摄影的报告《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并在文末提出：

这次发现的一些极为少见的瓷器标本，如唐青花瓷片等，对研究唐、宋时期瓷器的类型、流通和外销情况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在这期《文物月刊》67－71页上，刊登了以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发表的《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瓷片概述》，并刊有《青花瓷片－唐－扬州唐城釆集》彩图。这是一篇由张浦生与朱戢执笔的宏论，但还是以采集到的扬州唐代青花瓷片标本综述，如果没有1975年扬州师院唐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那片青花瓷佐证，连同以上提及的两篇文字所说，也只能是个“哥德巴赫猜想”， 哪来的“权威”之说？

主要是第一期扬州师院唐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没有正式公开发表，知其底细者甚少。至于1985年10期《文物》所刊《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不等于“首次发现”， 加之还是两人合作所写，不等于个人发现和著作。

再者是受散世盗名驱使，加之大权在握，争做当代文化名人而已。这无疑违背了为人处事的规范，且与中央要求的反腐倡廉不合，故为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