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大商业学院离休干部朱江珍藏的文档：

六十岁以前的四十年，几乎是艰难岁月，文革以前的二十年，从供给制、包干制，再到工资分制，而后到工资制，虽然只有五、六十元的薪金，但在省级机关，每月扣除九块多钱伙食费，无论三十天还是三十一天，一日三餐，也就无忧了。但从早饭后的早读，到晚上的加班，乃至周六晚上的生活检讨会，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可是在区乡工作时，就更艰苦，从来没有休息天和节假日，连节假日，有时要配合中心任务，下到农村蹲点，和村干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完成反霸、扶贫、救灾、征粮等任务。此时，一个机关，只有一个交通员，有一辆自行车，其馀的就要靠两条腿，步行往还。我从黄珏区的赤岸乡桥头镇，接到通知，要到市文教局开会，天不亮起步，沿着泥泞不堪的黄土路，上冈下嵌，步行七十多里，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到市教育局报到……

即便在省级机关，条件自然好些，但下去工作，就不如此了。为了调查丹阳香草河的拓宽工程，一早起来，揹着背包，挎着挎包，从丹阳沿着香草河沿线，步行至延陵镇，已是下午四点钟，再沿线返回丹阳县城，已是万家灯火，人仰马翻，第二天回到南京，因此病倒了一星期。

那时，不仅出差辛苦，食住行都有规定，且是低标准。工作时间与节假日，虽有规定，但不执行，晚上加班与节假日加班是常事。每年两季下乡帮农民收割，几成定例。碰到中心运动，如大炼钢铁，更是废寝忘餐，连家都不准回，虽中秋节日，也不例外。而今五天工作制，还有大长假、小长假，过去连做梦也没敢想过的事，却成了现实。

但，过去实行的企事单位国家所有制，企业除从业人员外，还有“国家干部”编制。可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却说变就变，即便拿到1989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的、从企业退休的国家干部，一下子就变成了“企业养老金领取者”， 参加革命工作的历史，一概抹掉，造成社会现实与干部心理的不平衡。说实在的，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在建国后，国家的预算开支和建设资金，主要是来自企业的创收和积累。一下子就把与党和国家，一道度过难岁月的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说摔就摔！无论从法理和人情上，都说不过去。从而造成人与人在实际上的落差。也就因此，我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为党为国家在“家庭里扶贫”的动力。

可是，我也因超龄服役，由“行政级”转为“技术级”，但在为我办理离休手续时，扬大商业学院党委书记杨□□，却未按省委文件，及时为我套改成行政级。却反而按照1982年的旧章程，订“行政18级享受处级待遇”；而不是按照现行文件规定，将1996年前的“正高职”，套改为行政“正厅级”。虽然我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给多少就拿多少”的干部， 但不免给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以私心取代政策的做法，而使党的威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从而在客观上，在当事人和群众中，留下一道抹不掉的阴影。

此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人家的儿女，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到了六十年与七十年代初叶，中学毕业也分配工作，甚至连小学毕业也分配工作。但此后政策一转，就连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大都下放到农村插队、或是插场劳动。在这场史无前的运场中，我家大儿子，也被下放到邗江县插队落户劳动。也就因此，小儿子得以留城就业，被分配到大集体工厂工作。所谓“大集体”， 即“集体所有制”的简称，有別于“国营工厂”。 但“大集体” 多为“对私（营企业）改造”而来，一般属市（县）工业局领导。厂长与书记，皆由上级任命。可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上半叶，企业改制肚，就连建国前后，，为国家积累过建设资金，稳定过市场物价的“四大公司”，乃至国营工厂，也被一阵风“拔木折屋”，更何况“大集体”企业哩！但也有个例外，即能赚外汇的企业，如桅灯厂，因专做对口外销产品，而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增改名曰“扬州倍力阀门驱动装置厂”。 因我的小儿子，原是脱产三年制扬州电视大学第一届毕业生，而成为桅灯厂的第一个大学生，当上了厂办公室主任。

可是进入本世纪初，总以为“下岗运动” 已经过去了。但又谁知，直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已年届55岁的小儿子，却遭到下岗的厄运。所谓“下岗”，说穿了就是失业。但在区县属工厂，却可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大集体工厂”则不能，显示为“一国两制”。

下岗就意味着自已要打工苦钱生活，还要按时“缴纳养老金”。直到六十周岁时，才能拿到企业“退休工资”。 但他们这一代人，国家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虽说生男生女都一样，但女儿是要嫁出去的，嫁在本地还好，嫁到外地，要想靠女儿养老，那就难上加难了！加上一对夫妇，要照顾两家老人，即便想与儿女生活在一起，常因条件限制，也就只能“免开尊口”， 因时代使然。而今我们夫妇，两人相加，已经一百七十一岁了，因受住房面积所限，儿孙只能“回家看看”。 所谓“ 养儿防老” 的传统，也就成了可盼而不可及的现实。但“为党扶贫”，恰成了老头儿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知在我已经有限的前途，等着我的究竟是什么码头和什么站？实在不敢想了！惟有浩然长叹――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