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大商业学院离休干部朱江经历的文档 ：

我的悲哀，正如古人所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而我是“听跟走”的干部，个人的设想，往往是苍白的。哪种“党叫干啥就干啥”， 有肘也不全是工作需要，往往夹杂着个別领导人的好恶和杂念。前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陈石均，因与我是苏北博物馆时期的老同事，他曾对我坦言道：“老朱啊，你的为人就像“老牛拉破车”， 即便在旧社会，也不会受到欢迎”。 我下放到扬州以后，体验到他的那句话的现实。如市民进副主委、政协常委、人大文教代表团副团长、博物馆副馆长陈达祚先生，就曾向人大递交过一份提案，全文如下：

案由：请加速“解放思想，打破旧框框”在扬州博物馆大胆提拔坚持党的路线，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在职干部朱江同志为博物馆正馆长。

理由：

一，在扬州博物馆，近八年来的领导，调换了好几位，换来换去皆不合适的。因为这些领导在其它方面有专才，但在文博考古方面并无专才，有的还缺乏民主作风，弄得全馆混乱无章。

二，本代表为做好事业作想，推荐朱江同志为正馆长，让他发挥他的才能，为扬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作出贡献。.

三，朱江同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不可用老眼光识人，我说他是市政协委员，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理事、副理事长。过去对他的安排是不适当的。

四，现领导可以调开另作适当安排，本人年龄老了，甘居正馆领导之下为副手，(如若认为这样不好，调开我离开博物馆亦可。)陈达祚1981、2、17。

由于陈副馆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振兴中华的号召下，极力想振兴扬州文化，因而提出这样一份无私无求的提案。但因他血压高，在代表团会议上发言，慷慨激昂，而导致脑溢血身亡。虽属因公殉职，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但因他人死案销，这提案也就不了了之。所幸他亲笔写的底稿犹在，后由他夫人江昭，携至寒舍相赠。读罢令人不无感慨系之，深感幸有达公知我。

虽然有为我下放，而不为所用鸣不平者，例如省人大秘书长鲍汉青，他来扬州视察时，就曾公开讲：“连南京博物院梁伯泉都当院长了，朱江为什么不能当扬州博物馆长”？ 中央为了落实干部政策，首先是政协委员的政策，市政协主席宗宇，亲自抓我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但涉及到具体人，主管部门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此市文化局长杨□□，让其文化科长王□□，来做我的工作，让我接受退居二线，担任调研究员。因我此时还不到退休年龄，于是要我又兼“博物馆研究室主任”， 可谓是煞费心机，面面俱到。而我本无与人争名夺利之想，只要能为党为国为家乡文化建设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就不再计较。

但在高层，并不如此看。因而中共江苏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前省委宣传部长陈超建议，将我调至设在扬州的江苏商业专科学校工作。江苏商专党委任命我为江苏烹饪研究所长。因而使我得以在省教委科研项目里立项，并邀集无锡、镇江、扬州博物馆的同仁，借商专之力，填补了中国考古学中的空白――《中国烹饪考古学研究》课题，并获省教委验收通过，胶印成白皮书。至今虽未正式出版，但已传至国家文物局，与南京博物院，以及日本奈良考古研究所，因为这一课题，古今中外无有，而是中国考古学与烹饪史学相结合的成果，国内外也仅此一书而已。

在我的大半生中，虽说我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干部， 但具体到“顶头上司” 那里， 他所需要的是跟他脚前脚后转的人员，而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才。虽然我不但尽心尽力去完成任务，而且一定将工作任务做得更好。当我刚下放至市博物馆时，全馆业务只有临时展览，而无基本陈列。我来之后，逐步建立起《扬州历史文物陈列》，连陈列提纲、前言、分段说明，乃至陈列出的文物、标本、图表上的文字介绍，均一一出自我手，并还在正式开放后，建立起一套完整文字档案，以便后来人使用或作参考。再说，在我下放扬州之前，博物馆尚未有一支田野考古队伍，是我将1971年分配至博物馆的中学毕业生，学用结合，培养成为考古专业人，填补这项空白。但我被党员干部、造反派大队长钱承信，诬称为“与党争夺下一代”。 而这一代人，后来恰成了扬州考古事业的顶梁柱。此外，我还在文革前夕，编制过一套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目录卡。文革后，百废待兴，遂被市城建局借用，一去不返。而后才有《扬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名胜古迹、纪念地、游览地概况》（初稿）的问世。至于《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事迹陈列》，也是如此，其中大小陈列说明是我拟的稿，字是扬州国画院书画名家李圣和的手书。后来市政协文史办许凤仪主任，据此出过一本名做“鉴真东渡” 的书，说是要赠我一本，但已廿多年过去了，我还未曾见到……

我虽然是考古工作者，专业是田野考古，在《文物》、《文物集刊》、与《考古》、《考古学报》，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2年论文集考古学分册》、《南京博物院集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和学报，但我总觉得这些报告和论文，专业性強，可读性低，通俗性无，因而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因此，我改用考古的方法，史书的笔触，撰著《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扬州园林品赏录》，不仅引起出版界的重视，而且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扬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出过两个不同的版本。《扬州园林品赏录》还出版过中文简体与繁体字本，在这三十年里，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过三个字数与图版不等的版本，而台北蕙风堂自1994年9月一版，销售至今，不绝于市。至所以如此，正如其出版说明所云：

大陆知名考古学者朱江先生以治考古学的严谨态度，科学实证的方法，致力于扬州园林的研究。案积三十年的成果，著成〈扬州园林品赏录〉一书，海内外佳评如湧。二版售罄，而需求仍甚殷切，为使台湾地区读者也有幸饱览园林建筑艺术的雅趣，一窥昔日上层社会对居家环境的理念与品味要求，本公司特面请朱江先生同意，授权在台印行。

中国有句古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作为一个新中国考古工作者，虽具正高职，而所撰著的《朱江考古文选》上下两编，至今还是由扬大商业学院，于1997年编选胶印的白皮书。比起《扬州园林品赏录》来，只能坐冷板凳了。

虽然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齐涤昔，因这本《扬州园林品赏录》（第一版），在华东旅游读物展评中获一等奖，受到出版社分房的奖励，但“案积三十年的成果，著成〈扬州园林品赏录〉一书” 的作者，虽为扬州嬴得了荣誉，并未得到市委市府的嘉奖，相反却遭到了住房拆迁后，备受公寓楼的苦难。历时有年，而今人老，岂奈家乡父母官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