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贤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谓之“道”，乃指“正道”而言，即劳动所得，经营所得，奉公守法所得。退翁年幼时，吾父为我在教场李少章命馆算命，谓之五行缺水，命中无财，但位可至将军。因之为我改名为“江”。江，大水也。但我不喜经商，只愿做个拿工资的小学教师，虽未如愿终生，因参加革命后，七调八调，成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干部，也就成了工薪阶层一员。虽然因此没有发过财，但也从来不懊悔。我也曾有过“下海”的诱惑，因与願违，未悉一顾，而我行我素。而今亦已老得连路走不动矣，仍然住在连大学讲师不如的公寓楼里，除书而外，连桌椅也还是祖与父时的遗留，亦已离散架不远，只在朝夕。而我却津津乐道之曰：得与吾祖吾父共朝夕，自我安慰如是！

其实我年轻时，曾拿过供给制，除吃饭穿衣住宿不要钱而外，穷得口叮当响，身上只有五毛钱的零用钱，每月剪头开销八分，洗澡每次八分，还要争取存点馀钱，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改包干制，工资分制，乃至工资时，但已负担起父母姊妹的家庭生活费，除刻苦自己如前，別无它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叶，又在南京成家了，随后添子，工资虽不算不少，比起负担翻番，还是捉襟见肘，惟有夫妻共同担当，勤俭持家，节省过日子。但至每月廿五过后，就得算斤算两了。还得有点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总而言之，其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家庭尤其如此。但在我一生中，从未跟外人借过钱，从未与人来过会，因无过头的开销，也就谈不上欠债。所以在儿子结婚时，只办过一两桌酒，与两亲家团聚而己。也曾邀请两三老友与宴，但在他们来之前，亦不知吃喜酒也。

因此说，退翁终此－生，未曾发过任何外块财。如有，即稿费或讲学金而已。此外，就是在建国六十周年，建党九十周年大庆之时，由大学党委派人发给过人民币六百元，与－千元“奖金”。严格说来，这如同百姓人家过年，长上发给儿女的压岁钱一般，即欢喜钱也！

所以说，退翁这一家人，因托共产党的福，过的是衣食无忧的工薪阶层日子，虽未富贵，但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