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月刊封页与内页 ：

大运申遗中的首要的课题，即是邗沟的开凿年代，及其流经的区域文化遗存状况如何。其开凿的年代，虽首见于《春秋·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条所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 。但其流经的区域河道，直到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时，始有稍详的叙述，大致为“初自长江引水北流，向北绕经一系列湖泊，以较短的人工渠道相连接，航道弯曲，到末口入淮河”。后在清人刘文淇所撰《扬州水道记》中，才有了较为系统的解说。包括已故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理事、扬州博物馆长陈达祚先生所著《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均皆详于东道，略于西道。也就是“首受水于江”的问题，即邗沟与长江连接的河口所在，包括刘文淇在内的著述，因未和两千多年来长江河口的变迁相结合，而是囿于隋运河所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之述，将之拘泥于由扬州城南向入江水道的延伸。其实这违背自然（地质）地理，与河口学的规律及其实际，以假想代替了演变，遂致邗沟西道，至今湮没无闻。所幸者，因扬州水利处所修《扬州水利》一书，扬州历史上的江岸线，疑在“胥浦-湾头-宜陵”一线之说浮出。继而扬州市考古队长印志华，“从出土文物的角度（出发）也证实春秋时期的长江北岸（，也在）“濒临蜀冈，自西向东在胥浦-湾头-宜陵一线”。这为追寻邗沟西道的遗迹，无疑提出了合乎逻辑的推论，从而否定了《扬州水道记》与《邗沟七变图说》等著述的立论。但还没有取得邗沟自湾头，延着蜀冈西向河道，与邗沟入江河口所在的具体位置，及其河床遗址与河岸文化遗迹的物证，这还不能进一步证明邗沟西道的实际存在，只有等到考古队（所）通过河道（水文）考古，取得如同陈达祚先生《邗城遗址与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文中所说及的“邗沟流经区域文化遗存的发现”， 方才得以证明“春秋时期的长江北岸濒临蜀冈，自西向东在胥浦-湾头-宜陵一线” 的立论。由此可见，大运河申遗办首要解决的问题，即是理清邗江区与仪征县境，由湾头沿蜀冈西流，与胥浦河连接，及其入江河口所在的文化遗迹，才能取得历史的突破，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大运河申遗铺垫成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学术界信服的实际（实物）例证。但遗憾的是，申遗工作还只是停留在文献和口头上…… 

最后要说及的一点，即上世纪70年代中期，被扬州甄长官定位于“早期的考古学家” ，已于司徒庙以西蜀冈脚下，发现过邗沟西道的一段，由于正在对一大型五代墓葬清理，而未能作对此进一步调查。看来这还有待于“当代考古学家”（ 和甄长官）不辱使命，将这一沉睡千年的长江与邗沟河口及河道理清，以彰显“当代考古学家” 的风彩，岂不伟伟大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