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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遗的“遗”字，即“遗留”的意思。具体的说，也就是自“前世” 流传至“今生”的实体，而不仅是流传在书本上，或口头上的文字与传说。中国长城的申遗成功，即是这“遗” 字的具体体现。由此看来，大运河申遗，也不能例外。

至于大运河的实体是什么？如“申”隋唐以来的“南北大运河”， 其组成部分有河道、河床、河岸（堤）等实体，以及因运河而生成的驳岸、渡口、桥梁、码头和闸坝等，或附属于运河的其它文化遗迹和遗物，均是运河整体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运河遗址与运河遗迹，早在“前世” 已有正史，以及方志《河渠志》的“实录”。并在“前人”的笔记，以及著作中“记录” 。申报的运河的“今生”，是否与运河的“前世”相符？或是大体上相符？至为重要。如果只是“是是而非” 的“前世今生” ，也就算不上是“遗”了！又何“申”之有？

这不仅隋唐时的“南北大运河”， 而且元明时的“京杭大运河”，除正史和方志有详载而外，另在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清人编纂的《南巡盛典》等等文献中有记述。这不仅有中国人的笔记可稽，而且还有日本、新罗人，以及波斯、大食人、意大利人沿这条大运河航行，或沿这大运河岸上陆行的记述可证。其中相当多的系事，大多和扬州所在的淮南（里）运河密切相关。明朝时期的朝鲜国人崔溥，在其所著《飘海录》一书中，详载了由宁波经杭州，乘船由江南运河，渡江而后，由淮南（里）运河北上的沿途所见所闻的日记。其中有一段，即是记载的由瓜洲沿运河航行，绕扬州城南城东河道，而至邵伯驿的记载，沿途所见，笔记无遗，虽属笔记，而是实录，可谓之“遗”也！

如旧时有大运河沿岸险段与河湾处，置有铁铸“九牛二虎一只鸡” 的传说 ，今时仅见高邮、邵伯等处有铁牛，但已不在旧时的河湾所在，或被异地安置，如邵伯铁牛即是。或弃置于公园草地，如高邮铁牛即是。殊不知铁牛身上，有铸造年月，当是运河所在的堤岸所在，这是运河本身存在的物证。一旦挪至它处，不仅河道失去实物例证，铁牛也因此失去存在的依据。更有甚者，相传一只鸡所在的扬州东关城楼，也已于1951年拆除。不仅这一毛不拨的“铁公鸡” ，不知其存在与去向，也就无从为运河从其城边流过为证。近年虽于旧址以西百米处（街口）重建东关城楼，不仅不是旧模样，而且与明時朝鲜崔溥所记，以及清代南巡时的扬州东关，已风马牛不相及，又何来的“今生”？

若要说明这条京杭大运河扬州河段的“今生”，也即是20世纪50年代，从湾头取直，由施桥船闸南向入江的大运河，这不仅与元明清以来的京杭大运河“前世”有悖，而且无遗可申。由此可见，若申元明清与民国四代流不息的京杭大运河之遗，必得以流经扬州东关和南门城下，经宝塔湾、扬子桥，由瓜洲古渡头入江的河道为遗，那么瓜洲故道，与瓜洲故城遗址的考证，也就成了申遗者烫手的山芋，但不是不可不烫的山芋，而是看申遗者有没有拿下这课题的勇气，攻克这难关的决心。一但攻克这难关，拿下这课题，无可疑问，前途是光明的，收获是恢宏的……问题是申遗当政的意向如何？莫测高深，数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