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為用〈揚州市毛澤東思想宣傳館稿紙〉寫的退翁手稿 ：

引言：中國西漢時的木構建築遺址，難得一見。此一西漢遺址，也就一見更難。雖然過去28年了，但連一份發掘報告，還未見諸於世，這豈不等於就此清失？考古發掘，是為更好的保存，但往往成了破壞。退翁從事田野考古38年，而後改攻烹飪考古學，轉為室內研究，由於既往毎事必記，因之留得一份青山在，也就不怕沒柴草了。故有這一《揚州西漢木構建築遺址發掘記》續錄如下：

在這（木構建築遺址）肖·C·F1裏出土的文物和標本, 大體上可分為竹木、陶器、貨幣和昆蟲等四大類。在竹木類裏, 有楠木柱和×段（或幹）和樹段（或幹）, 並出土了不少樹葉, 許多樹葉出土時, 網路纖維還保存得相當完好。經有關單位鑒定, 屬於××科××木，這和用作這處木構建築圓木牆的樹段（或幹）是同科的樹木。在和樹葉同一堆積層裏, 時有桃核出土。這種桃核屬於××桃種，今天已經罕見。在這×種樹木裏，其中×樹段（或幹）和×樹段（或幹）的木質部分, 都已炭化。經中科院考古所放射性同位素C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年。在竹木類裏, 還出土了不少竹子。許多竹子的竹節, 還保存著自然形態。這類竹子管部半徑, 大體上在××--××cm之間, 屬竹科××種, 今天這種竹子, 在揚州及其附近, 還有比較×的種植。亦經考古所測定, 其C14衰變年限, 與上述樹木標本測定所得資料相近似。這為這一木構建築的年代, 提供了比較可靠的佐證。同時為研究揚州古代植物生長及其分佈，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在陶器類裏, 出土的大都是些破片, 可以復原的只有×件。在陶器裏，有紅陶、灰陶、黒皮陶和印紋硬陶，以及板瓦等五種。其中除板瓦系建築材料而外, 其餘多為陶制炊器和容器碎片。F1堆積裏出土的黒皮陶, 上有刻劃的仿銅器花紋多種，近似江南地區戰國時期文化遺裏常見的黑皮陶某一形制。這種形制的黑皮陶, 在以灰陶和釉陶占絕對優勢的西漢後半期, 以至東漢時期，比較突出地說明其所具有的早期性質。

在貨幣類裏, 這處堆積，單一出土西漢初期的半両銅錢。這種半両錢, 不僅在F1堆積裏出土, 而且在附近也有所出土, 但都是單一存在，, 始終無比之早期，或比之晚期的貨幣出土，這有力地說明這處遺址堆積時代的單一性，為研究這一時代這段時期的文物制度，提供了比較單純得多的實物資料。

在F1堆積裏，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在許多出土標本裏，有蟬殼和金龜子一類的昆蟲發現。這些昆蟲的生態, 竟和現時所見到的蟬殼（即蛻/衣）和金龜子一樣，或相當近似。這些昆蟲被壓在這處木結構建築遺址的堆積層，可能對F1和F2被毀棄的季節，提供了生物資訊，它是和竹木樹類裏樹葉生長和桃核成熟等生物資訊，也是極為相近的，或是統一的。（肖·C·F1出土文物和標本一覽表）。

肖·C·F2堆積層出土的文物和標本，基本上和F1相似（肖·C·F2出土文物和標本一覽表），惟未見有蟬蛻和金龜子等昆蟲出土，而有較多螺絲殼發現，究竟是由於食用的遺留，抑或是和這處遺址毀棄的原因有關，還暫不能確定下來，但屬於後者成份大些。

肖·C·F1和F2木構建築遺址，由於受到工程等項原因的限制，只清理了已暴露部分，發掘面積為10×15m, 建築遺存主要分佈在第2、3、4、6四個方內，還有一些延伸在北面斷崖和西面斷崖裏的部分, 未能進行清理, 因此, F1和F2的規制還不清楚。其結構, 特別是F1, 與深山老林裏的木構建築物極為相近。這處木構建築, 在漢廣陵城所在的東南約1000m的地方, 可以說是臨近廣陵城的，可能這種建築, 即是當時的一種比較簡單的結構。

肖·C·F1和F2木構建築遺址的形成，這在遺址的堆積中，有十分清晰的痕跡, 在離地表深357cm的地方, 複蓋著一層約1cm左右厚度的河沙沉積層。這種跡象, 和高郵邵家溝漢代遺址所見到的河沙複蓋層, 同屬於一次水災淹沒所形成的痕跡, 這也是肖·C·F1和F2被毀棄的主要原因。這一河沙複蓋層, 雖在現地表下3.57cm, 但因其地理位置是處在蜀岡高地所在, 比沖積平原仍高許多。揚州蜀岡高地的平均海拔高度××m，沖積平原的平均海拔高度為××m，用蜀岡高海拔高度××m減去3.57cm，這處木構建築遺址的海拔高度××m，比沖積平原的平均海拔高度還要高出××m，。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水文資料, 即揚州在西漢前半期的一次大水中, 洪峰曾經到達海拔××m地平線上, 這比近百年來的水文記錄中的洪岸，還要高××m。這個古代水文資料，可能向我們說明，西漢前半期海岸與長江水道去此的距離，也是和古今水文洪岸記錄成比例的變化的，這對揚州以東海岸線向東延伸和長江水道的南移等科學研究，提供了一點古代水文資料，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擺佈, 提供了地理科學上的依據。

肖·C·F1裏，曾濟出土了大量小米的腐物質。幾乎是含嘉倉裏尚未全腐的穀子, 出土時不但比較密集，而且有一種很濃的酒糟的氣味, 這可能和這所建築的用途有一定的聯繫。至於這處木構建築遺址的年代, 從上述C14測定的資料和半両錢等文物資料, 都說明是西漢前期的一處文化遺址。這在揚州地區來說，尚屬首次發現。

結語：此稿末雖未寫日期，但與《漢廣陵城址附近文化遺存的發現》等文稿，全都用的名之為“揚州市毛澤東思想宣傳館稿紙” 的稿紙，與這西漢木構建築遺址的發現和清理為同一時期，即上世紀70年代前半期，亦即1973年左右。其時處在文化大革命（即動亂10年）後期，揚州市革委會（即市政府），將文化系統三館（文化、圖書、博物館）一院（國畫院）合併成“揚州市毛澤東思想宣傳館”，總部設在文化館，由文化館支部書記吳甦（女/部隊轉業幹部）為主任，博物館只是其下屬的一個部門，參加發掘清理工作的人员，除文革前（1961年）進館者外，大都是1971屆高、初中畢業分配工作進館的学生，除由退翁領隊而外，只有一名科班（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出身的業務幹部――吳煒，所以整個調查發掘過程，只能釆取邊學習，邊工作的方式進行……加之文革結束，轉入正常後，“揚州市毛澤東思想宣傳館” ，又分解為三館（文化、圖書、博物館）一院（國畫院），以至由退翁執筆的《揚州西漢木構建築遺址發掘報告》，成了今天的草稿，有些資料還未來得及填寫，一擱就擱了38年，當年參加的人中，61屆的人員已退休；71屆的人員中，有的當上揚州市博物館長、考古所長、或考古隊長，未當官的，也已是副研究员一級的幹部。但這一考古發掘報告的發表，還得由已離開揚州博物館22年的前調研員、耄耋之年的退翁，在此嚴寒之季，一字一句的搬上網格，完其未完的事業，了卻一樁心願，責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