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何以思退？因平生劫难太多，时有馀悸。此生“服役” 于社会五十馀年，亦已期满。幸有养老金可领，衣食足，知荣辱，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头书”。似已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但毕竟生活在人群之中，居于闹市，树欲静而风不止。无妄之灾天降，莫名之祸顿生。虽说自古如此，而今惟我独然。痛定尚且思痛，况弱势之我乎？故先隐于市，退思前事，因号“退翁”，后事可鉴也！有是《录》存焉。

平生之大劫，莫过于未成年时，离家出走，浪迹三年，九死一生，带残疾而归，留下的惟有自立更生精神而已，致有今日成就。

而后首劫，即三年困难伊始，全家四口下放宝应，因自炊缺柴，烧书为继，幸为期不长，调回故里。朋友赠书，如上海黄尔玲同志所赠《中国青年》杂志，南京倪振逵先生所赠影印《郑板桥全集》精装本等，得以保存……

而后浩劫，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于1969年9月1日，被博物馆1226战斗队（好派），与花之俏战斗队（屁派）大联合小组造反派，挂牌游街，站街示众，抄家与查封办公室，致使私人图书资料，以及陶瓷杂件，被随意拿走，不给收据。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才迟迟发还剩下的部分，其馀则不翼而飞。或被造反派、专政大队，与文革领导小组有权人物、或存心不良者，顺手牵羊而去，不知凡几。后又因抄家之造反派已作鸟兽散，落实政策之掌权人物心有馀悸，或存顾忌。能落实多少是多少，其馀的也就一推了之。

以我而言，因被抄物资存放在扬博，落实政策前，一部分证件已被编号，一部分旧籍被盖上公章，一部分以新代旧偿还，如抄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旧版书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红楼梦》等。归还时，有的则为简体字新版书：如《水浒全传》等即是，而《西游记》则无下文。被查封的办公室物资，则无一偿还。其中有南京博物院王敦化先生所赠《宋元明清刻本残页集珍》一本，这是鉴定古代图书版本的珍贵样本，不知落在谁人之手，乃是千金不易，一本难求的珍本，岂奈他何？

再者，在我调离南京时，省文管会倪振逵先生所赠清乾隆时期的龙首紫砂壶；文革前夕，原中央研究室研究员、宝应县委书记、扬州图书馆副馆长徐向东，所赠清雍正年制的粉彩无双谱人物瓷花盆、市文管会委员朱荔荪所赠白凡石小花盆等，连个交待也没有，不了了之。

而后馀劫，即是1990年暴力拆迁时，在一个下晚，被迫全部迁出小莲花桥12号平房，从大七架梁两间一廂一对照，苍忙搬进琼花路109号82平米的公庽楼，只好捆的捆、丢的丢、毁的毁，人都病倒了，又何遑它顾？幸在1997年3月离休时，扬大商院党委按照政策规定，补足我住房面积，在梅岭宿舍以半分半卖方式，分我一套59点几平米的楼房一间。又新添了一些家具，始将捆扎的图书资料松绑上架，过了几年两头跑的日子。

不料新世纪开头，市里又将此地段，拍卖给美宇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又逢动迁，拆迁，乃至暴力之脅：夜间纱门被拆，房门被开，烟头丢在客厅地上。为了人身安全，只好与之签“城下之盟”，重又丢的丢，捆绑腾仓而去。谁知一捆又是七八年，待到新屋交付时，退翁年已八十有三，老夫老矣！连再看一眼尚存物资与图书资料的精力和心情也没了，只好听随儿女安排去吧……

鉴于上述，故作是录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