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社会学教授

原题：“委屈的裁判”阻碍不了民族的未来

2006年11月发生的南京“彭宇案”至今余波不断。最新的同类案例是，天津车主许云鹤2009年10月因为帮扶一位在道路中跨越栏杆而摔倒的老太，而被告上法院，同样在原告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今年6月他被一审判赔偿10万元。

由于许云鹤案件尚在上诉阶段，事实不清，结论未定，暂且不多关注。真正需要国人思考的是，类似案例不断积累，是不是必定造成善良的公民再不肯向困厄中的弱者伸出援手？

彭宇案，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失范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传统中国相信道德，所谓“德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现代中国越来越强调个人的法定权利，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道德义务与法定权利发生冲突，个人该作何选择？

当年有人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但当嫂子溺水之时，该不该伸出援手？孟子回答：不救，还是人吗？孟子的意思很明确，救人的道德义务高于一切。

如果让这位先哲活到当下，面对彭宇等人，他又会怎么回答？

一个人见死不救，肯定会被人谴责，但谴责动不了个人一根毫毛；一个人冒着风险去救人，却可能被法院判有责。在不履行道德义务没坏处，而履行道德义务不但对个人没好处，还可能导致权利受损的情况下，每个有良知的人肯定特别纠结：看着老人倒地于心不忍，扶一把被诬上了，法官判决里看不到一丁点于心不忍，那又该怎么办？

正在纠结找不到出路的当口，想起了前阵子看到的两个故事。

阿根廷一位车手夺冠得奖，走出赛车场，就遇到一妇女，说是女儿病重，没钱救治，眼看着要死了。车手毫不迟疑，把得奖支票给了她。事后听说那个妇女是骗子，朋友们愤愤不平。可车手反而很高兴，“真的，没有那么个孩子因为没钱而病得要死？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消息吗？”

另外一个故事是前阵子在国内一份文摘报上见到的，说的是一个中学生因为扶起摔倒的老人，被诬上，想不明白，妈妈为他找见证人，没结果。跟学校老师说了，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大家遇到这类事情，“先打电话110，再找证人，然后救助”。只听得底下同学一片嘘声，“这么做完了，人恐怕没得救了。”孩子回到家中，同妈妈说：“不管这件事最后怎么了，我相信一点，那就是我们这一代长大了，一定比你们强！”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我相信今天的中学生和他们的判断：

当他们长大之后，一定知道并会践行，人活着就要有自己的信仰和坚持，救不救人，关键不在为别人做出多大牺牲，受到多大委屈，而在于做一件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在于这件事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于做了这件事，自己内心充满温暖，眼前更加绚烂。

一句话，救不救人无关道德义务，无关法律权利，只同自我认可的价值和意义有关，只同自己内在的良知有关。这样的人生境界，在我们这一代确实无法理解，他们却会视为理所当然。

当他们的时代到来时，如果再提起任何一个彭宇案，在他们那里得到的回应将不是不屑，不是怜悯，而是理解：“因为你们处于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