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

在关押了近10年后，她在1978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后被无罪释放。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应该说，她可以被视为中国大陆最早洞悉“唱红”真相的人之一。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13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

在那个“红海洋”的年代，能认识到“唱红”危害并不惜用生命捍卫真理、正义的人远远不只是王容芬一个人，比如前面说到的遇罗克。不应该忘记的，还有刘文辉等思想先驱。

当19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30岁的上海青年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惨无人道……”。

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14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著名的大学。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1966年11月26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19678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1981年宣告无罪。

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泽东的‘顺民’！”4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

如今，40多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彻底揭露“文革”不仅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甚至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我们拒绝遗忘，更拒绝有选择的遗忘。历史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也就是现今人们常说的“红色贵族”）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

很悲剧的是，当年的“红海洋”人们还记忆犹新，40年后的中国大陆，又兴起一种“唱红打黑”的狂潮。但有两点不同，一是现在唱红打黑的中坚们，正是当年被打成“黑帮”的后人们，二是唱红不再是完全的政治目的，伴随了更多的经济目的。而招式却与40多年前几乎完全一样。比如有媒体报道，厦门女子唱红歌，唱醒昏迷 210日的植物人丈夫，为红歌疗法再献新猷；两名重庆的大学毕业生自筹 30万元，创建红歌网；重庆奥体中心举行中华红歌会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 108个合唱团登台演出。……

这些招数，是非常可笑的。唱红可辅助治疗癌症、治疗精神病、治疗植物人，是一回事，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官方传媒刻意去报道这些个案，是另一回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些疑难杂症在唱红的心理辅助下得到治疗，不敢说不会有如此奇蹟，但是因此提炼出红歌疗法，并以此作为治病的良方，那只能与邪教相提并论。创业者喜欢创建哪类网站，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设立红歌网，目的是为了讨好主政者，进而从公帑里分一杯羮，则其心可诛。

现在，江西有中国红歌会，重庆有中华红歌会，相信亚洲红歌会、世界红歌会的诞生，其时不远矣。会员们爱上那练歌就上那，那怕像重庆的易如国先生那样不奔母丧而要进京唱红歌，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但网民早就揭露，这些媲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串连的歌会，却都耗费的是纳税人的税银！

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指出：重庆累计唱红10.4万次场，参与人数8000万，场地费服装道具一人1500元，共计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亿。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为什么不搞医保？！而中央电视台却说，唱红歌完全是群众自发的。西安市民反驳说：“各个单位、各个街道唱红歌、跳红舞，早晨起来打小鼓。完全是政府补贴和操纵的，任务下达的。”有上海市民说，“上海现在每个街道红歌比赛，退休的老年人、有些是没工作的，来了给你们30块钱，然后吃顿饭、给钱，这个钱它愿意付的。单位也是一样的，都是增加点奖金。搞这种宣传有什么用呢？没用的！”

国内网民对此议论纷纷，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网友说：“红歌就是人民鲜血染红的歌；拿百姓的血来歌功颂德？无耻！”，还有“红歌唱了几十年，越唱人民越可怜；贫富分化差别大，看病就业买房难！”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对此指出，这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被当局作为“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而这些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同时压制个人尊严和自由主义。

现在，唱红反唱红开始了激烈的冲突，已从网络上口水战、黑客战，发展到现实世界的司法战，发展到铁幕后的高层权力战。唱红派发起公诉学者茅于轼，一班人在上海准备向市人大递交公诉书时，竟与公安发生冲突，颇有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剧情。文化光环下的利益冲突，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

针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红色风潮，包括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背毛泽东诗、贴大红标语、做巨幅党旗、万名党员宣誓等等，国内民众和海内外学者指出，又回到了文革疯狂的时代，红潮在全国耗资数万亿，老百姓怨声载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这些红歌就像浸透着专制毒汁的“恶之花”。

所以，归根结底，当前席卷中国大陆的“唱红”，是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凡做官当干部的，全都是毛派。不是毛泽东派也得装成毛泽东派，否则官是肯定做不下去，人也未必活得下来。幸而“毛主席万岁”未遂，如今，不当毛派也能活命，也能“贪而优则仕”。所以，以前的毛派必有赝品。但如今的毛泽东派，虽有品种之别，却无真假之分。

当今毛派有两种：

第一种，是思想、感情上的毛派。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人民领袖”，毛泽东是“大救星”，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毛泽东路线很正确，毛泽东功劳特大，毛泽东雄才大略，毛泽东用兵如神，毛泽东无人能敌，毛泽东东方不败，毛泽东拯救中国，毛泽东打败美帝，毛泽东抵制苏修，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即便毛泽东发动文革也动机良好，毛泽东搞阶级斗争没错（五类分子臭老九走资派就该往死里斗，斗死了社会才会进步），毛泽东搞大跃进没饿死几个人（饿死了又如何，毛泽东照样很伟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的都是敌人和坏蛋（非敌非坏者是别人乱整，跟毛泽东无关），毛泽东特别俭朴，毛泽东从不腐败，毛泽东不乱搞女人，毛泽东不修别墅，……如此等等。他们还认为邓小平不如毛泽东、今不如昔，当今中国所有严重问题都与“违背主席教导”、“复辟资本主义”有关，假如毛泽东死后继续搞毛泽东那一套，则阶级敌人必定玩完，革命人民必定升天，“三大差别”早已消除，第三世界十分牛气，……如此等等。这种毛泽东派似乎是真正的毛泽东粉，因为他们不仅以毛泽东欺人、更以毛泽东自欺，自己吸毒成瘾，还鼓励亲戚朋友一起吸，满以为那就是世上最有营养的补品。——此种毛泽东派，大抵以平民百姓、失意文人、失势政客为主，或来自于地位被边缘化、心理有失落感、对现实极其不满的下降群体。

第二种毛派，是权力、利益上的毛派。他们未必是毛泽东的真粉丝，未必不知道真实的毛泽东，但他们就是不批毛泽东、不反毛泽东，而且也不许别人批毛泽东、反毛泽东。他们还要封锁、销毁毛泽东的罪证，伪造、变造毛泽东的功绩，若遇天时地利，甚至还要大张旗鼓复辟毛泽东思想原教旨主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对我们大有利益”，其心态与当年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红色贵族”）们曾经欢欣鼓舞，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一样。比如说，他们可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名正言顺地煽动仇恨、强化敌意、笼络民粹、孤立精英，以便混水摸鱼、乱中取胜。毛泽东仍然是“旗子”和“刀子”。所以，他们不仅要维护好毛泽东的政治灵位，要粉饰不断褪色的毛泽东光辉形像，更重要的是，还要重启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一抓就灵”的专政工具，如此才能化毛泽东氏余炎为政治实利。

中国有所谓“红色贵族”，血统是红的，未必政见、政术也是红的。因为“红色贵族”不是齐一性的整体，其中自然有好人也有坏人，有人品出众、才华卓越者，也有心术不正、愚蠢弱智者，所以，“红色贵族”这种东西，除了比平民百姓有钱、有权之外，在是非观、价值观方面，在人性的美好与丑恶方面，与社会整体是基本同构的，没有什么特别可爱或可怕的地方，不过承父祖余荫，以作晋身之资，其余不足论。

而至于弱势的平民老百姓中的“毛派”，其实远比“红色贵族”复杂，也远比“红色贵族”难缠。那些把毛泽东当成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护身符的人（比如出租车司机等劳动人民），那些把毛泽东当成“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梁山好汉、当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南海观世音的人（比如底层的维权民众），此类“唱红”者通常对社会是无害的，虽然他们偶尔“怀念毛主席”，却并不真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尤其是不一定想回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1959年和如火如荼无法无天的1966年。他们只是以崇毛的名义发泄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公不义的强烈不满而已。但如果所有这些无害的毛派在某个旗号之下汇合到了一起，并在某个“当代毛泽东”的强力统帅之下，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失控，就要变味。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确有某一小撮“毛派”打定了主意，既要搞血统主义，又要走“群众路线”；既要得邓小平改革的好处，又要像毛泽东一样无法无天。这样的毛派，就是毛派中的红色贵族，或红色贵族中的毛派。他上可通天，下可接地；可以一面笼络红色世族，一面煽惑弱势民众，从而把隐伏在这两股势力之中的恶势力导引出来，且冶于一炉、集于一身、为我所用。这种人是最可怕的。他虽然是红色贵族，但他不会以“我爸爸”、“我爷爷”自夸于人，反而会以“和人民在一起”自相标榜；他虽然“唱红”，但不会真的把毛泽东当菩萨，只是用毛泽东这尊假菩萨去骗取底层社会的真香火。

这种人逼人背语录、唱红歌，大造舆论、大树权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任用亲信、镇压异议，整肃警察、治理贪官，驯服记者、抓捕律师，运动群众、恐吓官场，左手打黑帮、右手灭法制，……。这样的红色贵族，非毛派不敢为。打黑、肃贪、治警、亲民，这些都是好事，但好事也必须用正当的手段、正确的方法循法治路线去做，才是真好事。否则，即使偶尔在法治之外做成一两件“大快人心”之事，又岂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

在意大利，“打黑”成绩最优秀的政府是墨索里尼政府；在中国，剿匪、禁娼最彻底的政府是毛泽东政府；在朝鲜，把黑社会全加在一起也斗不过伟大的金正日将军一根小手指头。在“唱红”声势与“打黑”威风这两方面，希特勒、斯大林时代的德苏两国已数一数二，一切民主国家都没法与之相比。但要说黑，谁还能比希特勒、斯大林这伙人渣更黑！所以，人们宁可有条件地容忍某些适度存在的社会丑恶，却不应允许出现一个比土匪黑社会加在一起还要丑恶凶残千万倍的专制铁腕强盗政府。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公开表示，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唱歌颂辉煌更重要。据《羊城晚报》报道，6月26日上午，广东省委办公厅在阳光读书厅举办了一次组织生活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帼英和省委办公厅的党员一起参加了活动。在谈话中，汪洋说，“既要看到长期执政形成的良好基础，更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现在经济是发展了，但确实还有些基层群众的经济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政治权益没有得到体现。”

汪洋最后一句说：就我们长期执政的需要看，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加重要。而《羊城晚报》标题特别将“增强忧患意识”和“歌颂辉煌”用红黑字体显示，以突显这两个词，其含义不言而喻。

而重庆，“唱红”已愈演愈烈。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所指，重庆近两年累计唱红10.4万场次，有8000万人次参与。“场地费、服装道具费平均一人1500元，就共是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共计2700亿。如果全国唱红会是几万亿，为什么这些钱不用来搞医保？”确实，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实惠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歌功颂德”，早在40年前的文革中，国人就已领教够了；但，中国有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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