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中国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中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性抉择，知识界对这种历史抉择的不同反应，一度引出各种思想交锋，其中“问题与主义”的争辩就是诸多思想碰撞的一方面。该次“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共建政后历史教课书将之冠以“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于中国未来之路的碰撞”，上升为一次世纪性思想大分化的事件，直到今天仍然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教程。
今天，我们再重温当年的那场“问题与主义”的探讨，会发现双方并没有教材中所宣讲的那种泾渭分明的观点对峙。然后，追溯半多个世纪来的中国历史，却发现“主义”与“问题”的分离与对抗，进而出现“主义”对“问题”的裁判与虐杀的极端状况。
1919年，作为“问题与主义”争辩双方的代表胡适与李大钊，分别以自己的文章来阐述各自的立场与观点。当年作为秉持侧重研究实际问题的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开篇就提出：“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接着胡适指出空谈主义的三种危害：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进而胡适直斥：“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当然，胡适虽然对空谈“主义”如此厌弃，但他并非是不要“主义”。胡适说：“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最后胡适指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李大钊针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同年8月，在 《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由上可见，“问题与主义”争论在当时其实并没有多么的激烈，双方许多理解还存在交叉叠集之处，然而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教课书却将这一近似书信交流的争辩演绎成历史性思想分化的揭橥。为什么后来历史会放大这个“问题与主义”的争执，并将胡适之说列入只重问题而拒斥主义，而将李大钊之说奉为捍卫马列主义的旗手？事实上，胡适只是反对空谈“主义”，以“主义”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而并没有否定一切主义，更没有专门针对或有意阻止所谓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同样李大钊的辨析也并没有否定研究“问题”的重要，也没有专门为马列主义传播而声张。客观地说，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就是一个治学方法的探讨。
一个治学方法上的探讨，后来被演绎成世纪思想交锋，这是个耐人寻味的事。然而，如果仅仅是思想交锋，胜利一方的人为自夸也许还不足为奇，可以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让我们看到这种偏执“主义”而扼杀“问题”的深重灾难。今天，中国又一次面临历史性的抉择时，重温那场对学术态度的争辩，从中可能会得到些借鉴。
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的交流探讨，随着历史的演化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结局，那就是作为强调“主义”而传播马列代表性人物的李大钊的共产党一方，最后历经战争较量而战胜了强调研究“问题”的胡适的国民党的一方，也即是说重“主义”方战胜了重“问题”方。
如果说这种历史性战争胜负并非与“问题与主义”之争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话，那么中共建政后一系列事件的演化，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的“主义”被抬升到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的高度时的可怕。
中共建政后，一直将“主义”凌驾于一切“问题”之上，将任何社会问题都放置于“主义”之下来剖判。那种至今也没有完全摆脱的姓“社”与姓“资”的追问（如“五不准”观点等），那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如将一切异议力量都称之为“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的意识），无不彰显着“主义”至上的精神。可以说中共建政六十余年的历史，一直是以“主义”来裁量社会“问题”的历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到大跃进，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再到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与最后八九屠杀，都无不是在“主义”捍卫的旗帜下展开。在统治集团而言，“问题”是末节性的东西，而“主义”则是根本性的东西。只要“主义”没问题，出了别的什么“问题”都是小问题。如大跃进中饿死那么多人，那些敢于放产粮“卫星”的地方官僚不会被追究，而那些力图追寻饥荒“问题”解决之道的“承包”制探索者，却每每被弄得家破人亡，甚至尸骨无存。这就是“主义”对“问题”的虐杀。
在这种“主义”至上的社会，务虚尚空成为时尚，讲一些大而无当的话成为水平，一切都立足于“主义”之上的假话成为政治正确的保证，而对中国现实问题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如此，那些自封高举“主义”者对那些寻求探讨社会问题解决之道的人，还横加打压，认为他们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制造社会问题的麻烦者，是“瞎折腾”。这种不愿意面对问题，整日只知高唱“主义”的精神病根，胡适将其归结为：“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 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事实上这种将“主义”祭奉为万灵符的行径，还远不是个“懒”字可以概括，究其深层根源应该在人性的恶上。这些日日高举着“主义”的人，常常自以为自己是真理的掌握者，自己是真理的捍卫者，自己是正统“主义”的继承人，而将别的一切与自己相左的观点与做法都视为违反“主义”。这些人日日祭起“主义”的大旗，通过各种手段名正言顺地将一切异己力量消除。这种假“主义”之名以披合法正统外衣，进而为自己一切行为寻求正当理由的做法，骨子里是唯我独尊，个体或小集团意志至上，权力至上。中国六十余年来的不停竭的各种斗争，无不是这种“主义”捍卫名义下的狭隘私利幽灵的躁动。
今天中国社会问题云集、矛盾激化、冲突风起。一批批肩负社会责任的人纷纷投身社会现实中，致力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中国官方的一批批御用文人及其权贵集团代表，却在那高举着“主义”的屠刀，将一切所谓不符合自己“主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通通砍杀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敌对势力”的名下。以致中国今日形成一种怪象，凡致力于切实研究现实问题、寻求化解之道的人都成了社会的异议份子，成为统治集团所不容的另类，如那些维权人士、独立学者、NGO组织、律师群体、独立候选人等等。其实这些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的人，他们以自身的专业与爱好，从具体社会问题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所作出的每一点努力，都是具有开拓性意义，都是积累社会良性发展力量，探讨化解社会矛盾途径，为社会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一个世纪前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的探讨，侧重于学理上；而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化后，今日中国“问题与主义”的问题，却成为一个水火难容的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中国社会今日有许多思想上的分歧，而务实的研究具体“问题”的群体与务虚尚空的只强调“主义”的群体，事实成为改革派与顽固派的分界。对于改革派针对中国现实“问题”而开出的任何药方，顽固派均先站在“主义”的角度来进行评判，而不是以是否真的有利于“问题”解决来衡量。这样势必使中国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而化解矛盾之道越来越窄，所以今日中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一个世纪前的“问题与主义”的探讨，更真切地认识到胡适先生那种强调注重实际“问题”研究的可贵，而对空谈“主义”、妄自尊大、务虚尚空者应持有更多的警惕！
2011年7月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7284135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