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但是）细绎（理出事物的头绪，意即分析）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大都）无不予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己，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人卜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人们对善的追求，都与我一样）；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责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铃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不用说）学术，即以里（同乡）与年事（年纪）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即使自己安处于部下位置）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崎龁（咬，啃。喻忌恨、倾轧）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喻大凡世间诸事必有其因）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踞（长跪，双膝着地，挺直上身，表示态度极其诚恳）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犹自誓。箭射出去即不可收回，喻立志不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同一派别而毫无隔阂），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即刻，马上）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原指学校召集学生家长交流学生在校情况的联络会，后来也指称拜见宗族长辈、交流亲友感情的聚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豹狼于玉帛，易戟指（伸出食指指着人斥贡，喻情感不睦）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局限于用一国去说服教育八国。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及东欧七国在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书义建设以及国际关系诸问题上先后与中共产生分歧，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囊（从前，以往）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止，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使国家强盛），以崇而民（使人民政治地位、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您首先书动从事有利），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虽然现在还未见到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但从他给刘少奇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中，我们可以大体推知那封信的内容，自然是规劝毛接受刘的负荆清罪，严肃批评但也原谅他的错误，团结一致，共同领淤好国家的建设。

毛泽东接到章的信件后，很快就回了一信。此前，毛泽东在诸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指示及《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虽然都程度不同地影射到刘少奇，但在刘少奇问题上最直白的表态，截至目前止，这很可能是仅见的材料。毛泽东的复信全文如下：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1967年）3月10日

前两句说从大局考虑，我们的愿望是一致的，予以肯定。但“个别人”的“情况复杂”，“尚难”如同章士钊来信中那样对其予以“肯定”，那“尊计”也就只能“缓行”了。

在造反派丧失理智地“横扫一切”的恐怖日子里，像章士钊这种人，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多少遍，其理由也是万分充足的：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镇压学运的刽子手，鲁迅要打的“落水狗”，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封、资、修齐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俱全，谁能说半个不字？这一点章士钊本人比谁都明白。但他置上述一切于不顾，义无反顾地从中调停中共党内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真让够得上大仁大义大智大勇。

在此之前，当“红卫兵”抄了章的家以后，章士钊一怒之下，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不仅未加责怪，还将章信批给了周恩来，周利用这个批件，拟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不少人是沾了章士钊这封信的光，才免遭劫难的。有人就以此为据，认为可能是这件事情给章壮了胆，他才敢“得寸进尺”，不揣冒昧、不惧风险地给毛、刘分别写这两封信。除此之外，人们尽可以再作其他各种各样的分析与猜测。但是，无论怎么说，读过这封指责“文革”为“动乱”，认为给刘少奇加的罪名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信，我们还是不能不为章士钊不屈流俗的卓越见识由衷折服，不能不为他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冒险犯上的“樱逆鳞”的高尚精神深深感动，不能不对他的侠肝义胆、耿直性格与果敢作为表示钦敬。尤其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像他这种经历极为复杂的民主人士，自身尚且难保，能够这样做，更难能可贵，甚称共产党员之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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