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话最喜欢用“最”，比如“最好时期”，就是各级、各部门自我评价的通用关键词，年年都是“最好时期”或“最好时期之一”。我要说的是另一个带“最”的提法：“目前(或现阶段)是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这话好像说了20几年了。我就纳闷了，就事业发展而言，年年都是“最好时期”，在理论上还说得通，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几十年都是“最佳机遇期”，可能性很小。如果说20年前出现过“最佳时机”，现在早过去了。
这话近乎沮丧，但是，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自我麻醉。
一、“政改最佳机遇期”如何判断？
“最佳”是相比较而言的，是特定历史时段中的最理想的时期。政治改革的“最佳机遇期”，应当是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政治改革基本完成这一历史时段中，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利的时期，该时期为政治改革顺利进行准备了较多的条件。我认为，现在不是政改的“最佳机遇期”，以后出现“最佳机遇期”的可能性也不大。它早就成为历史了。
“最佳时机”是有利条件最多的时期，那么，政治改革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呢？粗略地讲，需要同时具备上层和下层、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际几个方面的条件，即在国内，上层和下层、党内和党外，都有政治改革的愿望、热情和共识，国际环境比较稳定。能够基本具备这些条件的时期，就是“最佳机遇期”，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稍纵即逝。
按照这个分析，应该说“十三大”前后的几年，就是我国政改的“最佳时机”，那时，举国上下、党内党外，都对政治改革充满热情和期待，国内矛盾尚未白热化，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也比较缓和、稳定，如果说当时存在不利因素，主要就是经济状况还比较脆弱，那几年的“抢购风”和“涨价风”就是物资短缺的爆发性表现。
这个机遇早已一去不返了，进入1990年代以后，党内外、国内外的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改的有利条件迅速消失。第一，党内高层再没出现像邓小平在1986年那样集中阐述政治改革思想的人物；第二，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坐大，形成为政改的强大阻力；第三，大多数知识精英从关心国家前途转向追求个人私利，政改的社会心理和公众舆论的引导力量基本消散；第四，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第五，大国关系出现变数，周边环境严重恶化。这与“十三大”前后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后10年、20年，能否再度出现类似20年前那样的内外环境？我基本不抱希望。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了，而今而后，能有“次佳机遇”就谢天谢地了(“次佳机遇”和“次次佳机遇”也过去了)，历史留给我们的就剩下“绝地求生”了。
二、危险的恶兆
现实的种种不祥之兆，也可以证明“政改最佳时机已经失去”。
迅速增多的集体上访和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危机的标志之一，其实，恶兆远不止此。共产党应对群体性事件是有经验的，除了政变之外，共产党政权没有被人民群众直接推翻的先例，苏共垮台不是民众造反的结果，而是苏共高层的“问题”，中共早就汲取了这个教训。
我曾经分析过，在现代条件下，若不是外部扶持，一国民众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统治集团，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所装备的现代武器，对付民众是轻而易举的。苏联人民不可能把苏共推翻；东欧各国共产党大都是上层弄垮的，罗马尼亚是军队政变。那么，民心向背的规律是不是“失效”了？否，只是它起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苏共被解散，人民根本不答应，那么苏共绝不会垮台。丧尽民心的政权，弱不禁风，稍有一点“内力”或“外力”，就轰然倒塌，因为基础早就没了。所以，人民支持与否，仍然是根本因素，决定因素。伊拉克人民如果铁了心支持萨达姆，美国能推翻他吗？但人民要直接跟执政集团面对面地搏斗，肯定失败，在快速反应部队和定点打击的尖端武器面前，“小米加步枪”肯定不行。
现在，各地群体性事件虽然彼伏此起，但只要动用警力就可平息，根本用不着武警部队和解放军，所以，极少数不明真相的民众闹点事，根本构不成威胁，算不上重大危机。
我说的“危亡之兆”，至少还可以从四个方面观察：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表面上看没什么矛盾，更谈不上“危机”。我虽孤陋寡闻，“不明就里”，但也不妨用“笨心眼”猜想——强征强拆是激化民愤的第一因素，中央三令五申予以制止，效果如何？调控房价，地方政府的力度如何？建保障房，地方政府的行动如何？预防腐败，查办大案要案，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何？屁大的事都要中央介入，而被中央撤职的官员，转眼就异地复职了，凡此种种，都证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正在大幅度地弱化。中央本级的矛盾也已显现，国务院要求各部委公开“三公”经费开支，结果众人皆知。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这个危机远比群体性事件更根本。所以我曾建议“地方分权”，省区市的人大、政府、法院、监察，即便不是民选的，也可以把它们的权力彻底分开，相互独立，平起平坐。党委不得拥有总揽全局的“最高权”，甚至不得拥有行政性权力。全国只能有一个“领导核心”，那就是党中央，地方党组织不应成为那里的“领导核心”，“核心”多了，就是遍地诸侯，日久必乱。这格局已经动不了了，中央即使明白这一点，但只要地方还“给面子”，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二是政权内强外弱。中国的国家机器之庞大，可谓世所罕见，空前绝后，不仅有庞大的政府，还有党的系统是国家机器的核心。此外，村委会、居委会、工青妇、军校党校高校乃至所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乃至建立了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各种协会，等等，等等，都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剩下的还有什么？“屁民”而已。任何地方出了“孙悟空”，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何况根本就出不了“孙悟空”。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却在撮尔小国的“老鼠戏猫”面前忍气吞声。说是美国人搅局，13亿人若是众志成城，美国敢“搅局”吗？8000多万党员也吓死他们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如能为国家赴汤蹈火，民众即便被他们搜刮了，也会紧紧跟上，他们能吗？如果县处级以上干部人均拿出100万，用以加强南海防卫，则南海无虞矣。他们都有这个能力，但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他们正在准备移民美国呐。曾记否？甲午海战前，大清的国力绝不比日本弱，而那艘决定日军胜利的“吉野号”，本来是大清政府订购的，但军费被慈禧那个老娘们儿挪去修建颐和园了，而日本皇太后却把自己的嫁妆典当出去弥补军费，抢购了“吉野号”。这不是危亡之兆吗？
三是人心物化。自打那次“风波”之后，不仅是老百姓，就连知识精英们也都作鸟兽散，成了各自“觅食”、互相争食的乌鹊。北大造就了79位亿万富翁，名列第一，清华紧随其后，造就了70位亿万富翁，这肯定都是“风波”之后的“成就”。3个地厅级贪官玩了100多个女人，简直是行尸走肉，纸醉金迷。老百姓自然也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媚富+仇富”，在房子、孩子之余，就是酒肉和女人。古罗马灭亡前的社会就是这幅景象。
四是一把手皆“智足以拒谏”。这句话是古人对桀、纣两位前期进取、后期昏暴的亡国之君的评价，意思是，这两个大坏蛋的脑瓜子和嘴巴子都非常好使，足以堵塞、拒绝一切意见和建议，让你无话可说。今天的大小官员、特别是一把手，无不以此为能事。别看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一把手在班子内和本单位，仍然是“绝对真理”，只要他的主义定了，就有千万条理由在等待一切“非议”。永远正确，死不认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即便在酒桌上，也一定是领导见多识广、风趣幽默、句句得体。
这就是执政党所需要的能力和水平，这就是专制文化造就的政治流氓。再看看“党”(权)的论述方式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那还要改什么？现在不就是党的领导吗？人民也当家作主了，也依法治国了，不足之处有待“完善”。其实，只有“党的领导”是实的，其余都是空的，但是，任你怎么理论，“决不搞”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把权势者等同于党，把全体党员和党的组织变成权势者的工具。反对专制体制和权力阶层，就是“反党”，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口头上都自谦是“普通党员”，可是，反对一个无职无权的党员，有谁说是“反党”了？只有反权、反专制才是“反党”。分明是坚持官僚专制，却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但马恩自己与时俱进的结论，却从未得到坚持；坚持社会主义，结果贫富差距比资本主义还严重；“人民民主专政”只剩下专政了。而所有这些“不足”，只能通过“不断完善”来解决。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们还能指望政改吗？一帮掌控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内强外弱、满嘴歪理谎言的无耻之徒(他们绝不是党)，能有政治改革的愿望吗？所以，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我等“屁民”别一厢情愿地期待了。
三、无奈的历史宿命主义
怎么办？听天由命。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人类才能主宰历史，专制体制就是宿命的体制，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现在是有专制而无英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宿命论，它认为历史受必然规律的支配，个人、政党都不能主宰历史的进程。“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就接受这一切吧。等待就是最好的行动。
我曾经乐观地推测：中国的政治改革，只有到“全面小康”以后才能启动，因为那时，民间已有足够的投资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不用再为发展经济而耗费所有精力，社会力量也足以维持稳定，政治可以从社会中相对独立出来，政坛动荡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政治改革不会引发社会动乱。我错了，GDP总量已经翻两番了(36万亿人民币是全面小康的基础)，可以“全面小康”了，可是，“全面小康”在哪里？民间的资本力量和投资能力在哪里？经济自动发展的动力和社会自动稳定的条件在哪里？我永远也不知道。房价翻的比GDP快多了，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也翻了好几番，基本食品价格翻了几番呀？80%以上的人还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六个更加”的全面小康不可能靠翻几番GDP实现了，政改的最佳机遇期还能到来吗？一去不复返了，正因为政改没启动，所以才无法实现“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
稳定，这个最能迷惑人的东西简直毁了中国，稳定和政改已经势不两立了，而且稳定压倒了一切。我们想稳定就能稳定吗？历史的力量不可阻挡，怎么稳定？中国已经动荡过一个多世纪了，也过来了，那是谁制造的动乱？是历史的必然。未来的动乱能避免吗？靠所谓的“完善”恐怕不能避免动乱，只能制造动乱。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吧，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动乱又如何？对于穷人来说，还能比极端不合理、极端腐败的“稳定”坏到哪里去？乞丐最不怕动乱，既得利益集团才怕动乱。本来只有民主可以避免动乱，既得利益集团坚决抵制，那还能怪谁呢？咎由自取。
动乱不可怕，可怕的是动乱的结果是什么，会不会再出现一个专制体制呢？我看基本不可能。因为，在未来的动乱中，不可能出现毛泽东似的强人、伟人，专制早已臭不可闻，谁都不敢再搞专制。动乱的结果只能是某种形式的民主，至于是什么样的民主，现在难以设想，但政治竞争和竞选是必然的，谁都别想自封为王。再不搞竞选，谁都没有话语权。
凡事都有两面性，物极必反，只有专制才能打倒专制。中国文化历来追求表面一团和气，专制腐败硬要把社会撕裂开来，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只有撕裂了，才有分权和民主。专制集团当然想永远专制下去，只有这种疯狂的欲望才能瓦解专制体制。没有巨大的力量，不可能击碎超大规模的专制体制，这种力量只能由专制体制不断积聚，腐败、残暴、蛮不讲理、丧失人性，就是社会爆发力的最有效的催生剂。列宁当年提出“革命条件总成熟”的论断，想必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只有当人民和统治者都不愿意在原有制度中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到来。这不是彻底无奈的心态吗？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耐心。
四、改变传统的英雄观
许多人都在期待某位英雄人物的出现，由他来启动政改，“毛泽东热”可能也折射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观念，未来不可能再出现那样的伟人，如果出现了，也绝非中国之幸。未来的英雄，一定是破坏专制体制的急先锋，而后又成为民主选举的失败者。我们必须抛弃“成王败寇”的英雄观，否则，就不会有“英雄”再现。
邓小平为什么没有像推动经济改革那样推动政治改革？有人估计，邓深感自己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完成极其艰巨复杂的政改任务。如果每届领导人都这么想，政改就不可能有人启动。邓1986年大讲政治改革，10年后才去世，而且他心目中的政改主题只是党政分开，这么个政改，在他尚且10年不能完成，今后的政改绝不止此，而今后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10年，政改却远比20年前困难得多，他们又都没有邓的余威。所以，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政改任务，甚至还会因为政改受挫而中途下台，据此推想，政改何期？但历史的必然总会通过某人体现出来，这个人不管是瓦文萨还是戈尔巴乔夫，只要他们勇于向专制体制挑战，他们就是英雄，这样的英雄将不止一位。中国有些人一直在痛骂戈尔巴乔夫，而梅德韦杰夫却为他颁发了国家勋章。我们也牺牲了两位改革的急先锋，中国人民会不会有一天也给他们颁发英雄勋章呢？
(不能往下写了，我已泪眼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