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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岂有此理，镇政府咋和精神医院“同楼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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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石川
虽说“被精神病”的故事源远流长，但是在笔者看到有关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将办公楼的二至六层组给一家私人创办精神病医院的新闻，还是连笑三声，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
《精神卫生法》草案刚刚公开，人民日报即发表文章，一问，精神疾病如何判定；二问：怎样保障患者权利；三问：如何防止“被精神病”。该报编辑丁汀与记者王君平关于“精神病人真有这么多吗？”对话，让人深思。事实上当丁汀刚刚问出：“据称，我国精神病患人数在1亿人以上。那岂不是十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真有这么多吗？”笔者就已经开始抢答了：“多得很，要不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咋把镇政府公楼二至六层租给一家私人医院办精神病医院呢？”
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笔者不知道戴没戴“白头巾”，但无论如何说，他都是陕西老表中的精品，要不然恁人都不会想如此精典的“馊主意”。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讽刺，看来王君平所引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并不准确。此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照笔者的逻辑，总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造假成份的。或是有人为了社会的和谐，让人少产生一些恐惧，因此，隐瞒了不少数字，中国的精神患者远不止这些，要不然，乾佑镇前任领导，不会爽快地答应该那家私人医院的请求，将镇政府办公楼以前三年4.3万元，后三年4.945万元的低廉价格承包出去；现任领导也不会“委屈”地执行上一任的命令，同意这家私立精神病医院，与他们“同楼办公”。
笔者说承包费价低廉，其实是仅是从每年的招待费说起的，一个乡镇每年仅招待费一项，花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也只是九牛一毛的小事情，区区五万元不到，咋就让乾佑镇政府领导动心了呢？个中的猫腻儿，笔者不说，大家也会猜测。
抛开一些猜忌的潜规则不说，笔者并不知道当初与那家私人医院签定承包合同的乾佑镇政府前任领导，和那家所谓的精神医院“同楼办公”过没有；也不知道当地去镇政府办事的群众，在质疑声中骂了几句娘；更不知道一些兄弟乡镇是如何看乾佑镇笑话的，只知道目前乾佑镇上的一些干部群众不断地给媒体打电话反映情况，称该镇将办公楼部分楼层出租给私人办起精神病院，不仅给前去办事的人造成麻烦，而且影响镇政府正常办公，对附近住户的生活也造成严重影响。
原本“被精神病”事件的接连发生，就是一本扯不清，却又让民众为之恐惧的糊涂帐。现在乾佑镇政府却用把精神病医院搬到自家办公楼上与之“同楼办公”的“高明”，来刺激民众脆弱的神经，实属不该。
人民日报编辑丁汀与记者王君平在对话如何防止民众“被精神病”时，王君平回答，“对于精神病的鉴定，首先要回到医学本身。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精神病的强制收治要遵循合法程序，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精神卫生法》应对由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实施适用的条件、程序和责任做出明确、严格的规定，并且引入社会、司法的干预、监督。”他称，防止精神病变成别有用心的“囚人工具”，要先界定“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的边界划分，理应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得以明确，尽可能地摒除可能被利用的制度漏洞。否则，本来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伤害的合理设计，很可能会被以“公共安全”的名义所轻易突破。当然，精神卫生领域的问题，远非颁布一部法律即可根治，防范“被精神病”依然任重道远。
人民日报这一举动或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思索，但是它却只是来自一方的声音。像众媒体与网民的声音一样，仅仅是一种声音。没有人能影响“被精神病”的变通法则，以前曾出现过一家让前去北京的上访人，毛骨悚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雇佣这家公司员工的大都像那位女儿被强奸后，得不到公平处理，也被迫上访的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万昌一样，各地党委政府管维稳人。虽说安元鼎最后被媒体曝了光，也在网路上产生过口水战，但最终这一可恶的现象并没被根除。藏在北京或各省角落里的他们，照旧吃香的喝辣的，大把地嫌钱。
如此看来，“被精神病”像黑保安安元鼎一样，一时间还不可能被根除。据当地群众反映，乾佑镇政府办公楼里大约收治着20多名精神病人。他们中有没有被“精神病”者，笔者不知晓，不去讨论这个容易惹火烧身的话题。
西安晚报在报道乾佑镇“精神病门”时，曾用了这么一个细节：“记者以‘亲戚是个精神病人需要入住’为由打听相关情况时，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热情地说：‘有合疗证的病人报销70%，一月大概费用是3000多元。’说话间，一位村民进来问‘镇民政所在哪里？”
由此可见，由于这家“精神病医院”的到来，乾佑镇民政办公室只好搬家了，现在这个与民众打交到较多的部门去了哪儿，民众只好四处打听了。据西安晚报记者了解，乾佑镇政府办公楼除一楼留下部分办公室外，其余二至六层均出租给了私人医院收治精神病人。“该大楼从一楼到六楼并无办公区域和精神病区明显的区分标志。”
据乾佑镇镇长祁少峰证实：“后面的办公楼确实住着不少精神病人，我是新调来的，有关详情还不知道。”据祁少峰提供的一份出租协议显示：“租用期限从2008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为期6年，范围是二楼至六楼，租金是前三年4.3万元，后三年为4.945万元。”该协议中明确有“不得居住传染病、精神病(患者)或非法使用，否则镇上有权收回房屋。”的条款，但令人不解的是，有人用笔画掉了“精神病”的字样。
对此，祁少峰表示，这都是前任领导签订的出租协议，镇上也知道精神病人住在这里不合适，曾经阻止过，但一直未见到医院的负责人。到昨晚发稿时，商洛市卫生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精神病人和机关单位混合一起有些不妥，但市卫生局只是业务指导，具体监管是由县上实施。（人民网、新华网、西安晚报
7月11日消息）
虽说“被精神病”的故事源远流长，但是在笔者看到有关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将办公楼的二至六层组给一家私人创办精神病医院的新闻，还是连笑三声，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
《精神卫生法》草案刚刚公开，人民日报即发表文章，一问，精神疾病如何判定；二问：怎样保障患者权利；三问：如何防止“被精神病”。该报编辑丁汀与记者王君平关于“精神病人真有这么多吗？”对话，让人深思。事实上当丁汀刚刚问出：“据称，我国精神病患人数在1亿人以上。那岂不是十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真有这么多吗？”笔者就已经开始抢答了：“多得很，要不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乾佑镇咋把镇政府公楼二至六层租给一家私人医院办精神病医院呢？”
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笔者不知道戴没戴“白头巾”，但无论如何说，他都是陕西老表中的精品，要不然恁人都不会想如此精典的“馊主意”。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个讽刺，看来王君平所引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并不准确。此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照笔者的逻辑，总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造假成份的。或是有人为了社会的和谐，让人少产生一些恐惧，因此，隐瞒了不少数字，中国的精神患者远不止这些，要不然，乾佑镇前任领导，不会爽快地答应该那家私人医院的请求，将镇政府办公楼以前三年4.3万元，后三年4.945万元的低廉价格承包出去；现任领导也不会“委屈”地执行上一任的命令，同意这家私立精神病医院，与他们“同楼办公”。
笔者说承包费价低廉，其实是仅是从每年的招待费说起的，一个乡镇每年仅招待费一项，花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也只是九牛一毛的小事情，区区五万元不到，咋就让乾佑镇政府领导动心了呢？个中的猫腻儿，笔者不说，大家也会猜测。
抛开一些猜忌的潜规则不说，笔者并不知道当初与那家私人医院签定承包合同的乾佑镇政府前任领导，和那家所谓的精神医院“同楼办公”过没有；也不知道当地去镇政府办事的群众，在质疑声中骂了几句娘；更不知道一些兄弟乡镇是如何看乾佑镇笑话的，只知道目前乾佑镇上的一些干部群众不断地给媒体打电话反映情况，称该镇将办公楼部分楼层出租给私人办起精神病院，不仅给前去办事的人造成麻烦，而且影响镇政府正常办公，对附近住户的生活也造成严重影响。
原本“被精神病”事件的接连发生，就是一本扯不清，却又让民众为之恐惧的糊涂帐。现在乾佑镇政府却用把精神病医院搬到自家办公楼上与之“同楼办公”的“高明”，来刺激民众脆弱的神经，实属不该。
人民日报编辑丁汀与记者王君平在对话如何防止民众“被精神病”时，王君平回答，“对于精神病的鉴定，首先要回到医学本身。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精神病的强制收治要遵循合法程序，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和家属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精神卫生法》应对由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实施适用的条件、程序和责任做出明确、严格的规定，并且引入社会、司法的干预、监督。”他称，防止精神病变成别有用心的“囚人工具”，要先界定“公共安全”。“公共安全”的边界划分，理应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得以明确，尽可能地摒除可能被利用的制度漏洞。否则，本来维护公民权益不受伤害的合理设计，很可能会被以“公共安全”的名义所轻易突破。当然，精神卫生领域的问题，远非颁布一部法律即可根治，防范“被精神病”依然任重道远。
人民日报这一举动或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思索，但是它却只是来自一方的声音。像众媒体与网民的声音一样，仅仅是一种声音。没有人能影响“被精神病”的变通法则，以前曾出现过一家让前去北京的上访人，毛骨悚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雇佣这家公司员工的大都像那位女儿被强奸后，得不到公平处理，也被迫上访的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万昌一样，各地党委政府管维稳人。虽说安元鼎最后被媒体曝了光，也在网路上产生过口水战，但最终这一可恶的现象并没被根除。藏在北京或各省角落里的他们，照旧吃香的喝辣的，大把地嫌钱。
如此看来，“被精神病”像黑保安安元鼎一样，一时间还不可能被根除。据当地群众反映，乾佑镇政府办公楼里大约收治着20多名精神病人。他们中有没有被“精神病”者，笔者不知晓，不去讨论这个容易惹火烧身的话题。
西安晚报在报道乾佑镇“精神病门”时，曾用了这么一个细节：“记者以‘亲戚是个精神病人需要入住’为由打听相关情况时，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热情地说：‘有合疗证的病人报销70%，一月大概费用是3000多元。’说话间，一位村民进来问‘镇民政所在哪里？”
由此可见，由于这家“精神病医院”的到来，乾佑镇民政办公室只好搬家了，现在这个与民众打交到较多的部门去了哪儿，民众只好四处打听了。据西安晚报记者了解，乾佑镇政府办公楼除一楼留下部分办公室外，其余二至六层均出租给了私人医院收治精神病人。“该大楼从一楼到六楼并无办公区域和精神病区明显的区分标志。”
据乾佑镇镇长祁少峰证实：“后面的办公楼确实住着不少精神病人，我是新调来的，有关详情还不知道。”据祁少峰提供的一份出租协议显示：“租用期限从2008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为期6年，范围是二楼至六楼，租金是前三年4.3万元，后三年为4.945万元。”该协议中明确有“不得居住传染病、精神病(患者)或非法使用，否则镇上有权收回房屋。”的条款，但令人不解的是，有人用笔画掉了“精神病”的字样。
对此，祁少峰表示，这都是前任领导签订的出租协议，镇上也知道精神病人住在这里不合适，曾经阻止过，但一直未见到医院的负责人。到昨晚发稿时，商洛市卫生局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精神病人和机关单位混合一起有些不妥，但市卫生局只是业务指导，具体监管是由县上实施。（人民网、新华网、西安晚报
7月11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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