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如果官员不是因为贪腐被公开审查判刑，公众很难知道他名下有多少房产、瑞士是否有银行账户、老婆孩子在哪个国家以及有多少个情人。

中国最近落马的官员叫黄胜，落马前官至山东省副省长。官方媒体报道说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道德败坏。而民间传言版本说他贪污受贿数十亿美元，有多处房产，包养着多个情妇。

其实不论是官方说法，还是民间传言，在腐败的本质面前，具体数字显得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贪官的落马以及随之曝光出来的惊人内幕又一次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及其公信力。

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高增长，社会各个层面都有了巨大进步，但相伴而生的官场腐败也日益严重，腐败侵蚀着国家的健康肌肤，甚至有令整个社会“大坝”溃堤的危险。据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腐败程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那么人均实际GDP将降低0.3331个百分点，也等于企业税率提高4.69个百分点。

更关键的是，腐败程度的上升损害市场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今天，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官场已经退化为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这已经对中国未来的市场体制建设以及政治体制走向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42年前，3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 ）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在论文中，他首次提出“柠檬市场”这一概念（美国俚语中，柠檬意指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该论文成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典之作，作者因此与同样对信息不对称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斯蒂格利茨和斯彭斯一起摘取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克洛夫为解释“柠檬市场”举了一个二手车市场的案例：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买家总会怀疑卖家的诚信，为规避交易风险，买家惟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而价格博弈的结果是卖家不愿意提供好产品，最终次品充斥市场，最后导致市场萎缩。

按照经济学家的逻辑，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会形成次品市场。在任何体制下，官场都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系统，再好的制度设计也难以避免存在于政府与公众、外部监管者之间巨大的信息落差。尤其在缺少外部监督、制约和信息公开的中国，权力的幕后运作和公权力被私用普遍且肆无忌惮。

如果不能有效避免“柠檬市场”的出现，结果会是双输的悲剧，信息越发不对称，信任不再存在，沟通变得异常困难，共识消失，市场走向瓦解。 同样道理，中国当下，官场上也充斥着不少“次品”官员，这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并造成“塔西佗效应”，即一旦公权力遭遇信任危机，无论公权力今后是说假话还是说真话，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彻底失去公众信任基础。

所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显得尤其重要，官僚的诚实和政府的道德自律是削减信息不对称、避免公众不信任的最直接的途径，但不论在何种社会体制下，人类个体的道德约束都是靠不住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虽然一贯讲究“慎独”，但有史以来，能真正做到“慎独”者寥寥。

此时，信息公开和透明就显得尤其重要。信息公开的意义在于有效改善不对称信息的分布，使信息不对称削减到最低程度，避免暗箱操作和内部交易。这也是为什么在股票市场必须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的原因。同样，信息公开透明对于行政权力运作一样有效，所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要求政府权力在公开透明状态下运行。当权力被置于阳光之下时，外部监管会变得更加容易，权力也就不能轻易腐败变质。

美国人对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约束是长久以来的传统，而其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就是财产公示。1989年，美国政府对1978年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做了进一步修改，颁布了新的《政府道德改革法》，对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及其信息公示做出了详细规定。1999年，联邦政府道德署颁布了《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在礼品、利益冲突、滥用职权、兼职、职外活动等多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美国法律还对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做出了严格的处罚规定。

最近10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财产公示制度对于官员道德的约束作用，但对官员财产公示主要还是在“体制内”进行，远未实现对全体社会公众的公示。而能有效削减信息不对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动议已经快10年了，一直处于难产状态，虽然民间呼声日高，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有增无减。

如果财产申报制度继续卡壳，人们担心，中国官场将遍地“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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