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保加利亚流亡作家乔治·马尔科夫在一个公交站等车，有人用雨伞在他腿上刺了一下，第二天清晨他开始发烧，两天后在医院去世。警方从他体内检查出蓖麻毒素。此前，马尔科夫因批评本国政府的言论而多次遭到暗杀威胁。多年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她的父亲长眠在英国西部一处乡村墓地，墓碑上刻着“为了自由”。马尔科夫1929年出生在索菲亚，长大后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同时开始文学创作。33岁时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男人们》，获得国家文学奖，成为享有特权的作协会员，与党的领袖日夫科夫建立了密切关系。但他很快就无法忍受政权的腐败，于1969年出走英国，并开始撰写回忆录《被扼杀的真相》，通过“自由欧洲之声”播放。许多保加利亚人借此才了解到身边的真相，称他为“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

　　保加利亚曾是最封闭的东欧国家之一，外界很少了解那里发生的一切。马尔科夫的证词披露了这个国家平静生活表面下的真相。这是一个没有主权的主权共和国，被称为苏联的后花园。民间曾流传一个笑话，电台主持人问听众：“苏联与保加利亚的友谊是怎样的？”听众回答：“一头奶牛在保加利亚吃草，却在苏联挤奶。”

　　在这个没有主权的国家，社会由阶梯构成。官员在阶梯上攀登，其唯一的生活目的是攫取和维持权力，唯一在乎的是他们个人的舒适、安全和幸福。他们无须证明自己的责任和能力，只需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马尔科夫回忆，他曾奉命写一部歌颂党的历史的剧本，查阅大量档案后，发现那些渴望权力、待遇和女人的达官，都曾是无所畏惧的革命者。在马尔科夫看来，并不是达官们抛弃了从前的理想主义，而是其最初动机就是出人头地，是青春期对英雄与冒险的渴望，以及对一切不能得到的东西的憎恨。他们最初的英勇行为掩盖了其人格。

　　处在阶梯最顶端的是日夫科夫，执政长达35年。凭着对苏联的忠心耿耿，他得到老大哥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独断专行，热衷宫廷斗争。凡违背其意愿的人，昨天是英雄，今天就成了罪犯，明天又可能得到平反。尤其在执政后期，他的生活愈加腐化奢侈，到处修建别墅，大肆任用亲属。与此同时，这个人口只有700多万的小国却长期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上世纪90年代初，外债一度高达100亿美元。

　　在这个国家，谎言与真理不断更替。每个语词都有着相反的含义，盗窃是一种特权，特权是一种盗窃。人们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学会这些语词的真正意思。广播里每天宣传，所有人都在为他人的幸福而奋斗。生活中没有现在，只有“悲惨”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集体生活成为生存法则，人们无权选择独处，被迫互相依赖，互相斗争。一个秘密警察每夜喝得烂醉，想象着审讯的场面；一位企业官员闲极无聊，命令工人去保护一桶凡士林。而持续不断的群众游行则像是在给真相戴上面具，只有“夜晚是真实的，因为充满了黑暗与无眠”。

　　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保加利亚没有发生特别坚决的反抗。普通人喜欢用惯有的幽默来表示对官方的蔑视，这种民间幽默充斥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政治笑话产生。一位秘密警察曾对马尔科夫说，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人们的微笑。可谁又能阻止一个民族的幽默，阻止人们说出真相。1989年，保加利亚发生剧变，日夫科夫被解职，并受到审讯。尽管他拒不认罪，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还是写道：“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他终于承认，到头来保加利亚人都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尔科夫被刺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此前另一个保加利亚流亡者也曾险遭暗杀，“雨伞凶手”从此成为许多西方小说、电影的情节。但凶手始终无法被证实，据说一位与保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意大利商人嫌疑最大，上世纪90年代，还有人看见他往来于欧洲几个国家。

　　马尔科夫本人则以其对保加利亚文学的贡献和对极权的反抗，在制度转型后获得保加利亚最高荣誉奖。就像他妻子对女儿和读者所说，他是一个热爱生活并懂得应当怎样生活的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