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在《论帝国与奴隶制》一书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文明社会之前的奴隶制，是同一族群之间的相互奴役，古罗马社会中尚有“奴隶”转变“自由人”的互换机制，而在文明社会存续近千年后在美洲大陆所出现的黑奴制，却是人类社会系统性地把某一种族全部沦为奴隶的制度，它的可恶，尤其在于堵住奴隶解放之路，不仅是个人终身为奴，其后人也是代代为奴。

黑奴制在欧洲文明之光闪耀世界之时出现，是历史“返祖”现象，它反映了新大陆劳力与开发资本双重匮乏后的残忍选择，黑奴制掩盖了白人移民窃取原住民对这一片大陆所有权的原始取得瑕疵，他们以第一以及从未受到挑战的大陆主人身份，开始对其他种裔指手画脚。没有任何人会惊讶，19世纪后半叶，美国会对远涉重洋、前来淘金的华人群体发动一场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歧视运动。

黑奴制不是美国的专利，当时的美洲大陆及加勒比诸岛上处处可听到黑奴的哀嚎。著名经济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塔克的《新美国经济史》中揭示了一个现象：从黑非洲输入美国的黑奴，数量远远少于输入到美国之外的各美洲国家和地区，然而，阿塔克的数据表明，百年之后，黑人在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平均身高等远高于其他地方，美洲一些地方出现负增长，原因是黑人普遍受到虐待与残害。

这就是美国在道德坠落与升腾之时，依然保持着一股正能量，它令其行恶在适可而止与行恶纳粹化之间拉回到平衡点。南北战争的意义不只是美国保护了统一，还在于接受了一场众生平等的重新洗礼。阿塔克的书揭示，南北战争之后，美洲各地黑人加快了迁移到美国的步伐，进一步拉升了美国黑人人口总量。黑人最终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中坚群体，而不论是黑人，还是其他族裔的少数民族群体，在二战中的为国尽忠等表现，令在经济和金融与政治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白人，重新开始未来国家构想的思考。在这大框架下，马丁·路德·金在“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中，才弹出了“我有一个梦想”的社会共鸣。

珍珠港事件、对日本鬼鬼祟祟的潜艇的厌恶，及对加利福尼亚被入侵的恐惧，共同促成了日裔美国人的遭遇，二战中日裔美国人被视为“敌国侨民”而投入集中营，但这个集中营，仅止于集中营的空间概念，并不是纳粹集中营的种族灭绝的概念，这也是对纳粹德国恶行的一种反思。同理，130年前华人的遭遇，虽恶却非黑奴制之恶，是对旧的恶的一种醒悟。

美国这种实用主义哲学之下的行事原则，注定了它在保留对旧的恶改正的不彻底性的情况下，会视外部情况做出超乎想象的努力。随着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的公共形象有了强烈的变化，在一些日裔民权运动领袖提出对那段不公正对待的历史给予道歉之时，美国国会通过数次行动，不仅通过了道歉法案，还落实了具体到个人的赔偿金额。与二战初期中美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背景一样，当时的美国废除了执行长达60年的《排华法案》。这种并非出于内部强烈的道德自省，而是基于对外部利益的权衡之下的国家利益行动，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利益交换。毫无疑问，现实主义的利益交换，在国人圣人化与国家帝国化之间做出平衡，助推了国力的强盛。

美国的这次道歉，无论是否蒙受了实用主义的阴暗心理影响，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承认历史的错误，错了就是错了。《排华法案》道歉案，虽没有像之前曾有过的道歉案一样，提到对华人的赔偿，但一个历经130年之后，参众两院全票通过的国家道歉案，足可以看出道歉之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