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韩国学者金宰贤，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文字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一些未读也不屑于读书的激进分子，迅疾发出了义和团式的怒吼：韩国棒子滚回去！我们这儿不好，你为何还赖着不走？

 

　　他试图充当中韩民众之间的沟通者，低调，和善，他的建议及批评，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内心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当他描述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认错、不诚实、无创造性时，当他羞涩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静静过马路”，“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时，他就彻底得罪了某些中国人。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灌输了一整套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绝对观念——祖国拜物教：国家就是祖国，政府和国家不可分割，实为一体。他们几乎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概念中国，以为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个被视为祖国的玩意儿，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个神圣的玩意儿面前，他们自甘卑贱，谁反对这个既定的神祗，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以为有这个壳自己才成为有尊严的人，他们以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庇护自己的龟壳，尽管他们从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无条件交出了自己的选举权，不想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他们表面上很愿意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却不知道公民为何物。他们无力影响其中的决策，无从认知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们平时在社会里相互伤害，一旦有人诋毁国家和政府，瞬间即可结成一体，向敌人投掷语言匕首和语言炸弹。在他们眼里，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诋毁他甚于诋毁自己的父母。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活着，他们虚拟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因为祖国而抱成一团。

 

　　祖国的忌讳就是他们的忌讳，祖国给予的知识是唯一可信的，凡与此不符的，便是异端邪说。

 

　　祖国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可以不了解任何敌人的情况，就迸发出刻骨仇恨。他们了解的世界地图是：自己的祖国永远是对的，而且在地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个概念下的蛋，具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所不具有的幸福和荣耀感——“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至于充满卑微和恭顺的忠心句子“祖国因我而骄傲”，只是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语。

 

　　不言而喻，一个批评自己“祖国”的人，将会非常孤独，而且常常被人视为叛徒。比如你说中国人什么不好，立马就是一句有力的诘问：你不是中国人吗？

 

　　这是你的“祖国”，他的荣耀被你分享，他的屈辱也得由你分担。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常识。“祖国”是送给你的终身礼物，你没有一丁点轻慢的权力。

 

　　中国人不喜欢直接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最好出自自己的朋友之口，这是常识。

 

　　当他们不能认可你的动机时，你就注定成为公敌。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大可能被接纳时，最好缄默不语。否则，你的充满爱意的批评，将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

 

　　你没有听见体育解说员异常智慧的说法吗：他这个球踢得不是太好，他踢出场地了。在这个句型里，隐含中国式批评的所有秘密：保全别人的面子，用最委婉的修辞，掩饰一个坏的事实，但绝不直接批评你。避免直接交火，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凡是可能发生直接交锋的，一律放在事后和背后。

 

　　直接批评适用于一种关系：上下级。上对下，是最理直气壮的关系，可以做河东狮子吼，可以剖心剜肝，而被批评对象无一丝反抗能力。在官场，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官员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在表面的和谐气氛里，隐含着无比的小心和戒备。

 

　　还有一些关系，可以充分表达直截了当的批评：比如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公民，官吏对国民。

 

　　在常州，朋友带我参观刺绣馆，本应往上的电梯显示朝下，电梯打开时，里面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孩子，朋友说了句：小朋友摁按钮了吧？老太婆立即叫起来：没有！他的数学考一百分，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呢？我的孙子最聪明了，你们不能冤枉人！

 

　　在北京，一位五十岁男出租司机在车上抽烟，当我抑郁质问时，他雷霆大作：你不能对我这样说话！你应该请我掐灭烟。我拉了一天活了，抽支烟有什么问题吗？

 

　　刚上京沪高铁，发现座位上塞满包裹，我问：谁把东西放我座位上了？旁边那位年轻女士无一丝愧疚，而是生气地拿走自己的包，把背对着我。

 

　　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发短信要钱时，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你没资格教我如何生活！我虽贫穷但不卑微！

 

　　我当面对人说不的勇气日渐萎缩。在地铁上，一个轻佻的女孩在打闹中失去重心，猛地撞到我身上，“喂，干什么？”刚喊出声，便得到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喊什么？不就撞了一下吗？当我盯着一个发出吐痰音的人时，对方是不屑地回应：直挺挺把浊物吐在前方。当我盯着一个站在身边抽烟的人时，人家照样是猛吸一口，吐出更袅袅的烟圈。

 

　　有一报纸编辑告诉我，该报文化把头说：老愚的书不能向读者推荐，因他骨子里不爱我们国家和政府，他的书是有毒的。编辑约人写好的评论《在和风中假寐》的文章，就这样流产了。我的敌人正是这些“爱国贼”，他们垄断了爱国权——我们只能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去爱国，才能被认可，但问题是，我永远不会那样去做。

 

　　当善良的韩国人委婉劝告中国人学好时，举国上下发掘“正能量”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徐徐展开，遵从善良本能做事的一些人，被变戏法似包装成符合官方道德的英雄，那么多良善的人被拔高成神，试图拯救陷入无道德深渊的中国人，真是难为他们了。一个人造英雄辈出的时代又将来临。我隐隐感到恐惧：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一定是畸形的，当上层的腐烂须下层不断的牺牲遮掩时，这一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义和团的气味越来越浓了，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们把持的党报到狂躁不安的民间“爱国义士”，他们不断制造话题，挑起事端，兜售一种无底线的生存法则，专讲歪理。有几个标榜处处为中国前途的诡辩文人，旁敲侧击，穿针引线，企图把揭露中国真问题的人和媒体置于死地。政治狂人薄**被废黜之后，本追随重庆模式的兴风作浪之辈未见收敛，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他们心里相当清楚，这番政治押宝，胜算的比率并没有多高。

 

　　在这样的时刻，韩国人金宰贤真率的直言显然不合时宜。

 

　　谁也不能对中国说不，除非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