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场经济危机，中国中央政府的角色将会暂时再次变得更加重要。然而，一旦这场危机结束，中央政府的权力将逐渐地向地方政府转移。中央政府将在一段时间内更多地在幕后扮演类似于裁判的角色。上述观点是政治学教授吴德荣(Tak-Wing Ngo)近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个国际开发学会的会议上提出的。

“我们近几年所看到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选择自己的道路。有一些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吴德荣教授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礼堂中说道。“这样就造成几年前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人们能够以优惠的利息借到高额的贷款。然而当这场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央政府就不得不跳出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 这种干预使得这一循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权力下放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权力还理所当然地掌握在北京的当权者手中。当时中国政府决定在厦门、深圳、珠海和汕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在那里，中央政府给外国贸易和投资敞开大门，对就业以及公司的贸易和生产活动不予干预。

吴德荣认为，这是走向权力下放的第一步。“地方政府看到了这一成功并希望借助于这些经济特区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于是，它们全都开始设立这类特区的小型版本，以期望能对当地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然而，问题是这类小型经济特区在各个级别上被建立了起来，中国一时间出现了数千个这样的特区。你可以想象在这些经济特区间存在着巨大的竞争。”

次国家州
这些特区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所谓的“次国家州”的出现。这些地区和境外其它地区从事着贸易活动。最著名的例子是上海和鹿特丹。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干预下，这两个港口城市多年来一直有着紧密的合作。这种次国家外交使得（政治）敏感议题得以回避。

然而这些“次国家州”不是这么一下子就出现的，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些地区必须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公司和当地政府间良好的合作非常重要。此外，还不能和国家政策计划有冲突。

经济危机
这些“次国家州”逐步地导致中国权力的进一步下放，直到这场经济危机在2008年爆发。地方政府无法再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必须放下它裁判角色、进行积极的干预。

“你在这种时候所看到的是权利下放再度给中央集权让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又会再度下放。这是一个不停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一些小的东西将发生改变，例如一些特定的地区将获得更多的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