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

最近，一些地方的政府提出了“农民应该上楼”的主张，组织农民大规模搬迁，腾出宅基地，住到公寓楼里，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大力推广。这种做法引起了议论。于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农民该不该上楼？”

农民该不该上楼？如果这是某一农民家庭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甚至作为这家人的私人朋友我也还可能就这个问题，根据我所知的利弊向他们提点建议。

但是由政府部门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似乎是要把它的答案作为以国家权力来推动的一项“公共政策”，说实话，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如果“农民该不该上楼”应该由政府来决定，那么农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种了卖给谁是不是也要由政府来决定？“衣食住行”是生活几大要素，如果怎么“住”要由政府决定，那么政府又是否要决定农民应该吃什么、穿什么，怎么走路，乃至讨什么样的老婆，嫁什么样的丈夫？

实际上，整个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从由官家决定农民“该不该”如何，到农民可以自主决定“该不该”如何的过程。而几十年来“三农”的一切进步，也并不是体现为过去政府认为农民“该”这样而今天又认为农民“该”那样，而是体现为农民有了“该不该”如何的自主性。

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农民该不该上楼”是农民自己的事，农民如果希望上楼，政府可以提供相关的服务。农民如果不希望而政府要赶他们上楼，那就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即为了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约束公民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在严格的民主法治条件下（公共利益的认定、自愿交易的尝试、替代方案的考虑、独立的价格评估和不低于市场标准的补偿等各个环节都要有所规定）才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