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日前，第九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暨第74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此次论坛主题是“走向公平与可持续——转型中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期间，本报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1 金融破题 温州改革试点是个契机

为什么温州会发生金融问题呢？就是因为贷款利息已经高于企业的正常利润率了，而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有需求，却不断地遇到贷款难、成本高等门槛。

新京报：当前的热点之一就是金融问题，而金融领域的问题之一，是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民间金融乱象丛生，民间借贷纠纷急剧上升，比如“吴英案”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而刚刚在温州设立的国家金融改革试点，也引起社会较高的期待，我看您近期一直在呼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高尚全：金融改革非常重要，尽管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其重要性，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是市场经济了，金融是市场的血液，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

虽然近年来金融改革也有不少进展，但是现在金融改革仍不到位，遭遇了金融垄断，产生了很多问题。温总理对金融改革非常重视，他讲到金融垄断，可是一些人并不承认存在垄断，认为银行业是国家的，银行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就不是垄断，实际上这是对垄断缺乏正确的理解。

新京报：该怎么正确理解金融垄断？

高尚全：我们现在的金融资产总量，大概是115万亿元，但主要是国有的，民间的份额比较少；并且，金融资产的结构不合理，这115万亿元主要是银行的资产，保险和证券市场的资产比较少。

根据银监会的数据，去年银行业的利润是10402亿元，这是净利，毛利是26000亿元，仅就净利而言，比前年也增长了36.3%，尽管银行业不承认这是暴利，但是这36.3%的产生，有两个必须注意的背景，一个是实体经济非常困难，一个是老百姓长期承受了负利率。

为什么温州会发生金融问题呢？那些老板为什么要跑路呢？就是因为高利贷受不了，利息已经高于企业的正常利润率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往往以政府平台和国有企业为重点，广大中小企业虽然有需求，却不断地遇到贷款难、成本高等门槛。

新京报：这种背景下，如何看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

高尚全：正因为此，现在国务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在温州搞金融改革试验区，目的我想主要有两个点，一个是如何解决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长期以来存在的地下金融市场的问题，就是说是否合法化的问题，不能都是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要尝试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

尽管温州目前出台的几条举措，大家还不太满足，但是有这么一个好的开端，我想还是值得期待的。

2 改革阻力 阻力来自垄断部门利益

一方面垄断行业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享受着高利润与高收入，另一方面又限制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影响了市场平等竞争的格局，从而制约了经济活力。

新京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利率市场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您怎么看？

高尚全：现在利率市场化推进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条件不成熟。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存款利率是控制的，而贷款利率是放开的，所以存贷差很大，达3个点以上，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就是通过存贷差获取高额利润的。

此外，银行的贷款条件很苛刻，小微企业很难贷到款，即使能贷到款，也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说，你现在贷款一千万元，但是银行要求这一千万元必须还存储在这家银行，一出一进，银行的业绩是翻番了，相关人员的奖金随之增加了，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收入差距会这么大。

新京报：这种背景下，推进“利率市场化”应该更为迫切。

高尚全：利率市场化必须突破重重困难，一定要推行的。现在既有中央高层的重视，又有温州改革的试点，我想利率市场化不推行肯定是不行的。金融市场放开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才会发挥出来。

新京报：以金融改革为例，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儿？

高尚全：主要的阻力还是来自垄断部门的利益和特权的影响。比如说在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一方面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享受着高利润与高收入，另一方面又抬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准入门槛，影响了市场平等竞争的格局，从而制约了经济活力。

为什么银行普遍愿意把钱贷给国有大型企业，而不愿贷给中小企业呢？主要是因为贷给国有企业更保险，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的，即使出现问题，风险也小一些。如果贷给中小企业，银行信贷员的压力就会很大。并且，银行也需要评估企业，成本较高，就不太愿意放贷。当然，由于中小企业刚刚起步，或处于上升期，诚信度可能不足，抗风险能力也有限，但这都是企业发展必经的过程。因此，政府和银行需要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反过来，如果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对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不利的。

新京报：目前的民间金融市场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会不会“一放就乱”？

高尚全：当然，一方面要放开，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监管，规范引导。

民间金融产生发展于基层经济社会基础之中，为经济的发展增添了一些活力，但也有一些违法犯罪现象借民间金融之名，损害了人民的正当权益，阻碍了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因此，改革决策管理人员要积极支持民间金融的发展，同时要针对民间金融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行为不规范、规则不健全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引导。

3 改革困境 打破不公平的利益格局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层次的思想禁锢，消除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同时，切断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链条。

新京报：就当下而言，影响改革深入的因素很多，多数认为是利益问题，但您提出还有“思想因素”作祟？

高尚全：30年前我们提出“解放思想”，时至今日，已经像口号一样司空见惯，很多人可能会说，在“思想”已经如此“解放”的今天，“思想因素”还会制约改革的推进吗？

我认为“思想因素”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到今天还没有彻底解决，有人还在认为“公”的就是社会主义的，“私”的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用旧眼光看待改革，看待发展。

新京报：“思想因素”主要体现在哪儿？

高尚全：比如说国务院推出的“新36条”，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就遭遇到很大的阻力，迟迟难以落实。一些垄断行业出面干预，认为非公有制一旦“进入”，就是公有制的“退出”，就是社会主义的“退出”。

比如刚才说的某些银行给企业放贷，假如出现同样的问题，那么贷给国有企业的责任就会小一些，贷给非国有企业的责任就会大一些，这本身就是思想的因素在作祟。

所以我说，推进改革出现困难，一个是思想因素，一个是利益因素。更值得警惕的是，就是思想因素与利益因素的交错合流。

仅就经济改革而言，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要打破深层次的思想禁锢，消除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干扰。同时，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切断既得利益格局自我繁殖的链条。

新京报：也就是说，二者的交错，让改革面临着困境？

高尚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产生新的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经济领域的单兵突进，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衡，从而形成了如今的既得利益格局。

今天的改革，就是要打破这种垄断，打破这种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利益格局，所以被触动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阻碍改革前行。所以，才会出现“摸石头上了瘾，不想过河”的现象。

4 改革共识 公平可持续是最大共识

缩小贫富差距、控制两极分化，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利益诉求也可以达成社会的共识，这也是近年来“民生”成为社会热点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面临改革的困境，您认为目前有哪些共识？

高尚全：我认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

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就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集中的共同期待，也是最大的改革共识。

并且，缩小贫富差距、控制两极分化，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利益诉求也可以达成社会的共识，这也是近年来“民生”成为社会热点的原因之一。

同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所以要建设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配套的法治型的、服务型的上层建筑结构，这也应当是改革的共识，为建设法治型、服务型的清廉政府，社会对官员财产公示、人权保障的诉求，也有显著的共识。

新京报：能否安全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也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您怎么看？

高尚全：在我看来，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等因素引发的。

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最为关键的一项改革是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是通过改革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扭转劳动在收入初次分配过程当中占比过低的局面；二是通过改革使收入再分配向民生倾斜，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 顶层设计 为改革立法、高层次协调

中国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决定着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新京报：中央已经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记得您较早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高尚全：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9位专家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在会上讲了6条意见和建议，其中第六条是“尽快建立改革协调机制”，我提出：“当前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谁来进行总体设计？谁来协调？实践证明，靠各个部门是不行的。”

我提出三条具体建议：一是建立国务院改革协调领导小组，由总理来兼任组长，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等有关部门一把手作为小组成员；二是恢复国家体改委；三是扩大发改委的改革职能。已经过去七年了，如果这个问题仍不能解决，改革新突破就有落空的危险。

新京报：今天的改革现实背景下，到底该怎么设计？谁来设计？

高尚全：让市场经济走向公平可持续，建立比较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我认为迫切要求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上尽快取得新的突破：

第一，深化资源能源价格和垄断部门改革；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第三，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第四，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第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这些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全面协调总体推进，但更需要取得重点突破。不能只选择相对容易的改革，把难度大的改革继续往后拖。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攻坚。

一、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30多年来，我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结果。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主要根源是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因此，明确经济领域的市场主导而不是行政主导，是深化改革的关键。

二、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十二五”既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改革的战略机遇期。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改革，既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制定理性务实的改革路线图。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如果缺乏对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突破很难有效实现。

三、还是要尽快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制，为改革立法。

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专门的设计机构。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需求看，必须成立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改革协调机构，这样有利于从全局上协调多个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也要加强改革立法，把改革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更需要建立改革进展评估机制，开门搞改革，让各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了解改革、理解改革，让多数人在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同时，参与改革，支持改革。

新京报：现在，普遍认为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社会期待都很高，您有什么期待？

高尚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点值得纪念。一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三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而中国的改革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决定着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改革开放取得突破，什么时候制度红利就能够充分释放，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