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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由此掀开了红卫兵运动，文革初期，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接见人数超过了1200万。（来源：凤凰网历史）图为红卫兵小将正在为毛泽东带袖…[详细]

核心提示：毛泽东对“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由于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他就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了实际和群众，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作者：高屹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实践，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实现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及时、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为彻底清理并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为了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决议》从四个方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

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这种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着重讲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

首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是《决议》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的论断。《决议》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其次，“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第一阶段：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二月逆流”，党的九大。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所谓“刘邓司令部”进行了错误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错误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它掌握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

1967年2月前后，政治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第二阶段：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事件，周恩来主持工作，提出批极左思潮，党的“十大”。

1970年至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文革”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失败。

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第三阶段：1973年8月至1976年10月，“批林批孔”，邓小平主持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这个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革”十年中，正是由于有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再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有其直接原因。

毛泽东对“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由于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他就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了实际和群众，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不过，要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把他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的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他在犯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还有其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认识，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经验。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习惯用过去熟悉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还有把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当做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还有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中苏论战的影响，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

国际共运史上没有解决好的领袖和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外，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