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可见目前党中央否定文革的决心如此强烈。犹记得文学大师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而今在汕头和四川分别建立了文革博物馆，只是这两座博物馆属于民间兴建。那么，类似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样的国家级的文革博物馆有希望建成吗？

　　有人曾经提问一位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名人之子：“巴金老人提议建立现代文学馆已经建成，他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有希望吗？”这个名人之子似乎很激愤，他说：“那怎么可能？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反毛的，目前状况不可能”，他说得有些悲观：“我看不到这一天了！”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公正评价，获得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一致的拥护。目前，“文革”的主角，包括发动者、上层执行者和主要受打击对象，都成了历史人物。而对于“文革”的记忆还尚存，便于收集资料和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我国越来越重视政治文明和人权建设，民众已经有了理性地正视“文革”历史的社会心理环境，但是对于这一历史的调查和宣传还没有有序大规模启动。知道文革暴行的人能有多少？他们能像知道南京大屠杀那样知道文化大革命吗？

　　德国人因为建立了纳粹集中营博物馆而摆脱了纳粹梦魇，中国人缺少文革博物馆是否历史重演。巴金传记作者李辉说，一个民族不能面对丑恶是没有希望的。在凤凰论坛的一次关于“你是否赞成巴老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主张？”的调查中，赞成：88%；不赞成：11%；观望态度：0%。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有人认为，文革博物馆只能是某些人作政治攻击的工具而已，只会是他们丧心病狂的加速器，促进另一场服务于不同主子的新文革的到来，文革博物馆还是不建的好。还有人认为，自己民族的罪恶历史要尽量淡化，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形象的树立，要大力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用这个手段让外国罪行人人皆知，掩盖中国内战和各种暴行。

　　四川企业家樊建川不仅建立抗战馆，还耗资数千万，打造“文革艺术品陈列馆”。他表示，现代的年轻人不了解“文革”，会让民族的记忆中断，对民族的发展不利。“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必要的，迟早总会有人要站出来做这件事。除了樊建川以外，汕头一些退休老干部早已将“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落成，汕头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彭启安就是一位。由此可以看出，不是所有人决意要将文革忘记。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多年宣扬个人迷信的政治氛围、缺乏民主、法治和人权传统、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土壤深厚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没有对“文革”以及建国后其它重大失误的反思，哪来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放？今后推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仍然需要从“文革”中发掘依据和动力。

　　作家巴金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遗址时，竟想到文革中含冤而死的作家杨朔、老舍，还有妻子。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一文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他早就认识到：“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因为怕历史重演，巴金连晚上做梦都感到恐惧。

　　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邓小平谦虚地认为，抗战时自己“没干什么事，只是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１９８４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问邓小平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事。面对给中国造成严重苦难的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干脆地说：“当然是文化大革命。”可见，文革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多么巨大。文革中，被批判为“走资派”的邓小平遭受了批判、迫害、凌辱、流放、毒打，儿子致残，家人四散。

　　杀害中国人民的不少日本战犯跪地忏悔，殴打彭德怀的那些解放军、红卫兵，却很少人站出来，哪怕是一声最起码的抱歉。许多人还对文革怀着强烈的向往和激动。可以说，中国人对文革的了解比日本人对日本侵略的了解能多多少？即使日本侵略早结束30年。

　　现代社会推崇人权与生命的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面前法律平等，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不会放任那种“家贼”、“家霸”对本国人的犯罪。关键在于开发民主政治资源，培养公民文化。邓小平说：“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民主的表现之一，也是充分尊重建立国家级文革博物馆的呼声。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博物馆，才能使得中国人尽可能完整全面地记录历史，而不是有选择地裁切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