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被陈云评价为“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的毛泽东去世，华国锋接班。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面临两大问题的评判和清算：一方面是对毛的功过的客观评判，一方面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血债清算。还在苟延残喘的“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历史的一锤定音，当然为之鼓噪的“四人帮”也大去之日不远。

　　“四人帮”当然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决定有很大意见。皇上刚刚去世，太子根基不稳，顾命大臣们便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筹码。于是，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首先，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设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就职演说，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并在上海突击下发武器弹药，准备武装叛乱。10月4日，他们发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准备着手夺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先下手为强，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暂告段落，却远未至此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华国锋坐上了继承人的宝座。他身兼三个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建国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同时兼任这三项重要职务。与此同时，所有的报刊都大张旗鼓地树立华国锋的权威：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在这段非常时期里，毛泽东的权威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他说的话等于尚方宝剑，为了证明自己继承人地位的合法性，华国锋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专为他写的“三条最高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介绍说，这三条指示是1976年4月30日写的。那是在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时候。客人走了以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形势大好，有几个省不太好。毛泽东就在华国锋的笔记本上写了上述三句话。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华国锋在公布的时候，为了显示“真迹”，错别字也没有改。“你办事，我放心”成了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也成了华国锋的政治护身符。为了充分显示华国锋合法继承者的地位，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华国锋主持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主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华国锋书写的胖乎乎的颜体字“毛主席纪念堂”，挂在纪念堂最显着的位置;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自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这一卷《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以后言论。华国锋掌握了毛泽东言论的解释权;华国锋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地挂在所有的公共场所，被人们景仰;华国锋的题字一时风行全国，象过去毛泽东的题字风行全国一样。在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里，领导人依旧需要圣旨来认可自己，是件特别悲催的事情。然而对于有崇拜权威传统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里得到了一种稳定感。他们觉得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真空，终于得到了填补。华国锋的继位，一度被视为“进入崭新的纪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华国锋继位后提出“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发批判“四人帮”——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务实派就没有夺权吗?难道务实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所要执行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可见，在专制体制里，革命抑或改革一直都只是权斗的障眼法。从来没有路线之争，只有利益之争。

　　夺权成功的华国锋本来可以借铲除四人帮有一番作为，挽救倾轧的国家。但是，他最终没有表现出政治家应有的智慧。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坚守一个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是在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正式提出来的。这篇社论是由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早在两个凡是出台之前，华国锋就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学好文件抓好纲》发表后，耿飚找几位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讨论，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这篇文章中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化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死死钉在毛泽东为他设置的十字架上，他再也不能东山再起。

　　但是，华国锋并没有自己的势力。也就是说，他没有忠于自己的一批干部队伍。在权力斗争面前，他面对的是一些党、政、军里的元老。这些人都比他强大。他这样一个人被赶下台，没有什么人为保卫他而大动干戈，更不会引起什么社会震动。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那些仅赖佳运而从简单庶人地位贵为人君的人，在其高升过程中甚少麻烦，但要维持这个地位却有很多困难。”华国锋真正地面临了维护地位困难，因此他只能牢牢抓住似有还无的毛泽东遗迹作为尚方宝剑，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是，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却认为，不但要揭批“四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要改变毛泽东制定的基本路线，需要有一位具有非凡政治魄力的人物。在当时，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也就是说，历史需要邓小平。邓小平也深刻意识到：政治不改革，中国没有出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千万冤魂平反。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

　　邓小平出山后，在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并立即进行组织人事上的大突破，着手建立实施这一路线的干部队伍。1977年12月10日，持“凡是派”观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被撤职，胡耀邦接替了他的职务。胡耀邦即组织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这是“邓胡赵体制”形成的关键一步。

　　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邓小平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有4600多名“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官复原职。胡耀邦在1978年9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在这期间，各省都在不断地对当地的冤案进行平反昭雪。从1978年四季度和1979年一整年，都是平反，平反，平反;昭雪，昭雪，昭雪。恐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平冤狱”的情况。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到1980年，平反昭雪的工作继续进行。1月份，中共中央发通知为谭震林平反。在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作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3月20日，又为老革命家李立三举行追悼会。同时为李立三、贾拓夫平反昭雪。

　　影响最大的、也是比较麻烦的是1957年打成的60多万右派分子的问题。1978年，中共中央一个文件指出：“对于右派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到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给以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但是，《通知》还强调1956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并没有否定这次运动，其实，在60多万名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林希翎等几个人之外，全部得到了改正。

　　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体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300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

　　在中国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

　　根据吴思《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一文所分析的，“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即便毛泽东多次交代“不要翻案”，但是毛泽东既然已经驾鹤西归，就不可能让千万冤魂还得陪葬。况且，毛泽东以及接班人死的死、抓的抓，平反几乎没有大的阻拦力存在。这一点，条件是成熟的。

　　其次，“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摧残后的萧条境况，给人民以正义，无疑是给人民以信心。因此，平反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历史演变规律的层面来看，粉碎四人帮、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为冤魂平反，以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为开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也有了良好的破局。无论是对当时，还是放眼今日，彻底否定毛泽东路线、文化大革命模式，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幸事!如果否定得不彻底，文革就还有死灰复燃的危险，当今遇到的许多政改阻碍就是源于去毛化不彻底造成的。而伟大的政治家，除了斩妖除魔，还要有勇气面对错误的历史，特别是政治血债。也只有勇敢纠正错误，人民才会对执政者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但同时，人民对历史对错的意识也必须清醒。正如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要想文革不重来，除了呼唤伟大的政治家，还需要每个公民的觉醒，切莫好了伤疤忘了痛，以致悲剧重演。

　　附：部分被平反的全国有影响的冤案

　　1978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部队党委召开250万人的全省广大会，为“滇西挺进纵队”和“云南特务组计划”两个全省性政治假案平反，为受迫害的军内外干部、职工恢复名誉。在这次大会以前，省委对“滇东北游击队”、“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和“摧资兵团”等冤案假案已作了公开平反。

　　1978年9月11日，山西省为话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这个剧本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一大批人受害。

　　1978年9月29日，宁夏召开大会，为在1970年判处为现行反革命集团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5日，辽宁省推翻“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假案，90名党政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得到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宣布：1976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为此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从16日到20日，浙江、江苏、河南省委也开会决定，为1976年清明节在南京、杭州、郑州参加同样活动而受害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8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9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重见天日。

　　1979年1月28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最近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六号囚室被关押多年。

　　1979年2月22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2月18日被迫自杀。在追悼会上，他的冤屈得到昭雪，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1979年2月28日，为文化部平反。推翻了加在文化部头上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文化部的批评)几顶帽子。推翻了“文艺黑线”的说法。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彻底平反。

　　1979年3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被关押、受审，有的被迫害致死。百分之十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总政机关。

　　1979年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肖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肖劲光将军曾任海军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这次彻底平反。

　　1979年3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各族人民宣布，林彪、“四人帮”以及康生制造的内蒙三大冤案--“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经党中央批准，已彻底平反。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消两个文件的报告》。这就推翻了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十七年的教育黑线为主，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

　　1979年4月15日，《解放军报》报道，中央作出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在1968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一大批人受到株连。

　　1979年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的审查报告认为陆定一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是错误的，应给以推翻。文革前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中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一号囚室多年。

　　1979年7月13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年多来为过去受迫害的800多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恢复名誉。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给以平反。

　　1979年8月2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平反。文革前，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人以“三家村”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杂文多篇，文革初期就被打成反党集团。

　　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是描述陕北革命斗争的小说。毛泽东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原西北局的一批干部受到迫害。

　　1979年8月18日，为“二流堂”问题平反。对“二流堂”问题所牵连到的同志彻底平反，“二流堂”是抗战时代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系党外人士的一个场所。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其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

　　1979年8月25日，为老一辈共产党员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张闻天在长征时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建国后从事外交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79年9月6日，为邓拓举行追悼会。邓拓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1966年5月18日被迫自杀。

　　1979年9月10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1979年9月14日，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同一天，为前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举行隆重追悼会。他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自杀。

　　1979年9月18日，为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汉夫举追悼会。章汉夫在文革中因受迫害，于1972年1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请示》指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期间以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97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这又使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解放。

　　(引用资料来源：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