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谨慎责任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在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和历史选择关键节点上，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细节决定成败，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独立的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就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震天动地、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中国经营报》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