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按：这是于建嵘教授3年前的一篇稿件，今天重新选登，对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说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于教授的观点很精辟。比如，身处体制内并不是抵御公权力侵犯的天然“保护伞”。 于教授最后给吴宗明的建议：“对吴宗明来说，似乎可以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布1亿元拆迁安置款的使用明细做起。 ”本博主认为吴宗明似乎也很难实现，因为政府完全可以也很可能把这些信息作为机密而拒绝公开。

【社会观察】

于建嵘

吴宗明，2002年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却因住房强制拆迁后的补偿问题，在2007年“绝没想到”地变成了上访人员。他说，“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去上访。”另外，他的上访维权行为，至今无果。（据《小康》杂志）

这件事首先反映出，身处体制内并不是抵御公权力侵犯的天然“保护伞”。在巨大的征地拆迁利益面前，现官员早已顾不上体恤前同僚。吴宗明“绝没想到”会去上访，绝不是因为在制度上杜绝了不公平的征地补偿存在的可能性，而只是这个前官员犯下了过于自信的错误。

但其去上访，是不是一定就“可笑”？从道理上说，吴宗明在原信访办主任这一头衔之外，还是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他上访，也是公民在根据信访这一国家正式制度行使申诉、控告、检举等宪法权利，本不应该有值得特别关注之处。打个比方，法院的法官提起诉讼来解决自己的经济纠纷或者家庭纠纷，只要遵守管辖和回避规定，就没人会觉得可笑。信访官员上访为何就被认为是个“讽刺”？在我看来，在于人们评论此事时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信访虽然不能说完全无用，起码是低效率的。而这可以由信访总量年年上升并向中央集中得到部分印证。

正是信访的“无用”，才让这个“小概率事件”式的巧合，变成了一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式的喜感:原来高高在上，代表公权力对上访民众敷衍塞责，将民众诉求转来转去的信访官员（这并非指责吴个人工作不力，也不是看不到他曾有信访调解成功案例，而说的只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工作常态），现在也同样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要到处去寻找能给自己“做主”的人。这确实有股子讽刺意味。

而作为前信访办主任，对信访潜规则最明白的人之一，却仍然选择上访，并且至今无果，要“更多地求助媒体”，更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可笑。在得不到“法”外施恩的人为关照后，前官员们才发现，他们在权益被侵犯时并没有高于“农民”、“弱势群体”的维权途径。如果选择起诉，因为地方上司法的人、财、权受制于地方党政，要告政府，法院的公正性难以让人信任。反之，上访“万一”得到上级领导重视，就会较快带来满意的结果。吴宗明不可能是一个傻子，他的行为肯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去上访只是因为（如他所说）“已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惜变成上访者后，他得到的也只是推诿和塞责。这位上访无果的原信访办主任，大约就是现行信访制度的最佳代言人了！

然而，话说到底，信访办主任上访“可笑”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权益是否确实受到侵害，他是否能找到制度性的维权途径。但目前信访制度确实不太可靠。它的本质缺陷如功能错位、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如信访部门责重权轻、问题解决过程中人治色彩浓厚，如程序缺失、终结机制不完善等，使其在问题解决上缺乏规范性和可预期性。而司法也因不独立而致公正性受质疑。如果不对此加以改革，给民众提供可靠的制度性的救济渠道，公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就不会减少。而受损害的不仅是弱势群体，也会包括中产阶级、体制内人员、甚至前官员和官员。

个人很难对抗公权力的侵犯，但每个人都可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而身体力行地做一点事。对吴宗明来说，似乎可以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其公布1亿元拆迁安置款的使用明细做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11/1104_6438_1418879.shtml?_from_ra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