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明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学完语录，蒋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口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他们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时骗到山上搞掉，被否决。

　　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富足湾、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会上，除了介绍他的备战方案外，蒋又增加一项新内容：讨论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15日晚，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开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训话会。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他们捆钟佩英时，钟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钟佩英被用锄头棍棒打死后，他们想，她的两个孩子还在，将来肯定要给母亲报仇，于是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涌到钟佩英家，把她已经上床睡了的两个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生命打死。

　　事毕之后，他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一锅炖了，又打来烧酒宵夜。待到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鸣，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出……

　　天一亮，郑会久早饭没吃就急匆匆赶到公社，将搞掉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心底那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杀了31人。

　　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回忆钟佩英时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路边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郑家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把这7个人勒死的。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县流传起“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谣言，加之在此期间有4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８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８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二人：75岁的秦秀容和她5岁的孙子何国新。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不杀，何以就杀这一老一少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召集开会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手里，说不定就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了，于是决定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如今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一个劳动力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杨特派员不高兴了。

　　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吓唬小孩。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啊，藏起有什么用？”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理家坪公社有个地主分子，60来岁，解放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县粮食局长，虽然活过了土改和镇反，以后每次运动一来都要被折腾一番。这次逃不过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你们贫下中农都是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生活的吗？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依次一人打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把这个老地主打死。

　　８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关说：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还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要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公社与会人员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行动迅速，４天内杀了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40多人，数字报给熊丙恩，熊厉声斥责：“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保自身平安，只好回去补杀。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有１人被杀，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８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党支部计划杀５人，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当即批准。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晚上又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至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当晚，王盛光又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于是全区3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杀人部署会。到８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认为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杨盛芳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即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12人炸死，这叫“坐土飞机”。

　　８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开庭审讯13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在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７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８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８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死刑。何兴盛叫一个名字，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人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轰隆一声闷响，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区委主要负责人叶成虎指示“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又将31个阶级敌人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和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杀了张秀华才56天的小儿子之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大队成立财产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分掉，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开一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率6950部队于８月29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散会后，熊丙恩却授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８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东风、胜利等大队散会回去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做出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9月2日，47军的部队已进驻道县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也贯彻到全县各大队。傍晚，梅花公社东风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何若英父子到何若贝家聊天，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这事传到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那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跑回来搞串连。何子良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并迅速整理出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还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杀掉何定信。

　　９月５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的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20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若英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此事闹到区里。最后，何定信打赢了官司，何子良至今耿耿于怀，伺机复仇。

　　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审讯为借囗，带领3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何子良喝止道。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叫民兵开枪。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骂了一句，亲自开枪将何若英打死，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何的头割下来示众。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比如好打人，好女人，好多吃多占。1964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对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还打了他一耳光，后来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

　　我下乡插队期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生产队里几乎所有技术活的尖子都是地富子女。 比如撒种、育秧、大牲畜饲养、农药配制、化肥用量计算等，甚至包括石匠、木匠、篾匠、水电机械等活计，大都由这些人去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地富子女现象呢？我观察和分析得到的原因如下：一、当时地富子女政治上受歧视，招兵、招工、招干没他们的份儿，只能在身边这些农用技术领域用心思，求发展。二、地主富农都是一些智力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人，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些品质，具有掌握农村各项技术的先天优势。三、贫下中农在政治上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在农业技术上不思进取，遇到技术含量较高一点的工作就让他们的管制对象——地富子女们去干。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钻研农业技术的兴趣，从而失去了掌握这些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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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1968年，我10岁。“停课闹革命”，孩子们无书可读，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一天，邵阳市大大街上有一张传单赫然入目：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列举了发生在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称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21种人及其家属定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以至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长满了蛆虫。传单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看到如此惨状，经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去道县出差，所见所闻正如传单所言，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我们邵阳这边来，如果外地有可靠的亲戚，还是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客人走后却不敢问父亲。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确如父亲的朋友所预言，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飘到邵阳。邵阳县决定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并屠杀。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20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最后几位街坊收了尸，没钱买棺木，拿一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外出做工，侥幸躲过，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死去。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来抓人的农民不认识她，故无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某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她本人则被农民抓住将腿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获悉后，派人将其抬送到医院。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老家几十位农民来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马上带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到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刘司机得以保住一条命。

　　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老家的农民无法进入单位找人，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我家的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刘司机事件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避难，直到半年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亲友。

　　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一大麻烦，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中，每天都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每天河岸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打捞的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绝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资36元，集体企业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5元，所以这10元打捞费还是比较诱人的。

　　当时资江正当汛期，河面浊浪滔滔，一些农民站在河岸打捞，有的将船驶至河心打捞。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的捞尸费，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我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打捞尸体，留下的恐怖印象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千奇百怪，有的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有的捆成四足攒蹄，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有的面部血肉模糊，难于辨认。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串起五个死者的两耳，两女三男，一个老年妇女，一个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与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的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这两串尸体被捞上岸时，不少围观者为之落泪。我看了之后一连几天做恶梦，吃不下饭，再也不敢去看捞尸。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有口水井，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那井本来水很旺，每天都被提得见底，过一晚才又蓄满。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不得不趁天未亮时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至卫生标准，前来我家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见证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邵阳县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全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黑杀队员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如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呈圆锥状）烧红，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铁板烧”酷刑所致。不少女人死前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馀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和猪等。到后来，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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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透露，他的亲属有六七人死于文革。他的母亲范瑾被打倒、蹲监狱，精神失常，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他的妹妹文革开始时是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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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黄瓜冲坑杀案    桂 冠

　　一九六八年九月，湖南道县的杀人风刮到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

　　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

　　治保主任杨隆义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持者，争论非常激烈。黄天辉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杀完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议决的结果是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

　　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把地富各家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的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民兵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被民兵用叉子叉下洞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地主女儿蒋鸾英高中毕业后当过民办教师，不愿这样糊里糊涂死去。她跪在洞口质问黄天辉：“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黄天辉凶狠地说：“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讲话！”举起木棒便打。蒋自己不跳，黄天辉将她推下坑去。蒋鸾英之母蒋老秀怀里抱个孩子，也被木棒打倒，推进深坑。六十五岁的地主蒋佐卿也照此办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大宅村地主刘香元在坑口边向黄求情，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一个，我老婆（贫农）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那不行！”刘香元顿时泪水纵横，一左一右怀抱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两个幼子纵身跳下万丈洞。宅乐坪村地主王绍荣正要被推下坑，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推下去，等我打一枪才推！”王绍荣饮弹身亡。杨雨生过足了杀人瘾，才把尸体推下坑去。

　　已到外地入赘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幸免。三江村蒋能奇已到黄龙公社弄岩村入赘，那天正好到公社来抓中药，被民兵发现，抓来扔下坑去。黄天辉还布置民兵到湖南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儿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杀。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是唐正伯一家，摔死九人，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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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高中报名时，需要公社大队开介绍信。大队韩书记说：“你已经是初中生了，大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介绍信死活不给开。当时生产队最需要知识的工作岗位是会计，生产队宁肯用小学生，也不用黑五类家庭的中学生，连赶马车、放牛、放马也没有黑五类子孙的份，怕他们害死牛马。大队书记说农村需要人才是假，不让地富子女继续受教育是真。多亏我读小学时的张魁元校长，调到公社当文教主任，私下给我开了同意报考高中的介绍信，我这才有机会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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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宁大屠杀    萧一湘

　　1968年的湖南大屠杀由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地。这时有13位义士，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成反屠杀代表团，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这个反屠杀代表团的第一个发起人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代表团在北京呼吁，湖南屠杀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中南海震动。周恩来挤出十多分钟接见了他们，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乱杀人就是反革命，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 黎原马上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有一个王永和，教师，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里面已经有几个死尸。天黑时分，王永和五花大绑地跪在薯窖边，只听一个凶手说，吃了晚饭再来杀，另一个说杀了再吃晚饭，第三个凶手二话不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王永和顺势倒下薯窖里。当时薯窖里的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他呻吟着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其他人死尸身上，爬出去。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此消息，就扶王永和一同上了北京。他们还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被血染红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据说道县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子弟家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为一团），后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由此大开杀戒。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沾亲带故的12种人、21种人，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各色人等，最后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军训一年后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回家，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凶手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被杀，凶手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未到家门，就被锄头挖得半死，然后活埋。有的被木棍插进阴户、肛门致死，有的被捆绑跪地，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逼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80，小的才两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挖得半死，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