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以后，新一届政府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设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引出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议论，本刊摘选了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落实两会精神应从改革宣传开始
●彭 迪
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工作人员讲话很好，他强调“坚持民主法治”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一个60多年的党员和记者，我觉得落实胡锦涛的承诺，应该从改革党的宣传工作开始。宣传工作不改革，将成为中央一再号召的“解放思想”的禁锢，禁锢不开，思想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解放，中国就不能前进。
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历史悠久，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本人参加共产党主要是读到党出版和秘密传阅的进步书刊。毛泽东早期关于抗日战争和号召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著作，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愿冒生命的危险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可见宣传工作威力之大。
“宣传”这个词汇我们用得很频繁广泛，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可不可以探讨改革，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本身就可能触犯禁区。现在领导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应该是打破这个禁区，探讨改进宣传工作的时机了。
先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我国，“宣传”是一种官方的政治权力。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执政后也如法效仿，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各自的机关报纸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的官方宣传机构。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官方宣传领导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问题也比较多。
第一，我们宣传工作中最大问题是宣传权由权力垄断，要求全国“舆论一律”，和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一致，不许发表不同政见，违反者报刊书籍被没收查禁，编辑作者被警告处分撤职，甚至被拘留查办。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不应该成为特权，只许一家独占。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权力机关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国有或党有。
然而，要求十三亿公民只有一种声音，不仅违反宪法，而且听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也办不到。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平等的观念。官本位、等级制普及各行各业，宣传领域也不例外。现代文明国家的新闻传媒的社会地位不比党政工作低，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可以充分发挥传递信息、发表评论、批评官员、监督政府的功能。美国《纽约时报》揭露国防部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促进了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邮报》两个记者揭发白宫违法的“水门事件”，将美国总统拉下马。可见媒体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新闻传媒地位很低，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传媒工作者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权力的工具。宣传主管部门的官员可以不讲法，往往不讲理，一个秘密电话就可以封杀文章和书刊。这是很不正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的基础是事实，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在许多时候，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处理稿件时，深有体会。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正处在十分困难时期。但我们那时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和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们没有报道；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我们不予报道。对这些重大新闻的处理，都是根据中央指示照办。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等，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苏联东欧的解体明明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媒体上往往是党领导不欢迎批评。许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党的观点政策的意见，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进，但我个人认为，我党我国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做法变化不大。胡耀邦执政那段好了许多，1989年夏以后差了许多，近几年又好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宣传管理部门，至今公开宣传和谐社会，秘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对不同意见如临大敌，不便公然出手，内部指示务必消灭于萌芽之际，不敢明文传达，就用口头通知。对互联网的信息也不惜国家财力，利用先进技术，加以封杀。
第五，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胡耀邦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我们宣传部门对理论问题的态度还没有多大改进，还不断地反复。
根据有关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们早有许多好的见解。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过，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这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必须改变职能，从思想警察转为文化园丁，爱护和培育中国大地上的思想文化园地，让百花盛开。
“要让人民讲话”
● 袁 鹰
2008年3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就职宣言，讲了四条，第一条是“坚持民主法治”。五年前的同一天，2003年3月18日，他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当选国家主席的就职宣言，也讲了四条，第一条也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两次就职宣言，都将民主法治放在首位，使我们感到欢欣和兴奋，表明了民主法治在最高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和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决心，也表明真正实现民主法治的道路漫长而不平坦。
从上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仁人志士在古老的神州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来，已有九十年。如果更早一些，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呼号共和，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更已过了悠悠百年岁月。一代又一代的先行者，为民权、民主前仆后继，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史页，使后来者想起他们就热血沸腾，心潮起伏，在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建专制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大地上，民主步履进程的每一步都需要用多少人的血汗以至生命去换取。不禁使人又想起老一代革命家陆定一同志弥留之际还留下沉甸甸两句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让人民讲话”，则是民主政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民主政治一项突出的标志。孙中山早就说得很清楚，他倡导的民权主义，“要使人民都能够说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人民本来就应该有发言权，不是谁恩赐的，更不是谁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历来都列入宪法，明确地保证了的。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几十年的陆定一同志到生命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要让人民讲话”，不能不让后来人在心灵震撼的同时引起深深的思索。三十年来，高层领导人都曾经再三告诫全党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党员要让人民讲话，要倾听群众批评，要听得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强调到“让群众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地步。不允许任意以言定罪，更不允许再兴文字狱。胡耀邦同志曾经疾言厉色说过：“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就在不断发生侵犯人民言论自由、压制舆论监督、殴打媒体工作者甚至某县委胆敢派警察越县境到外地抓捕记者这种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事件的同时，也能看到不少地方党政负责人欢迎媒体舆论监督因而受到赞许的报道。例如重庆市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是不负责任的。”有一位县公安局长在说到群众的监督时，也引用了“让群众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句话，此话出自一位公安局长之口，尤为难得。懂得这条真理的人越多，民主政治的建设就越得人心，越有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越能尽早实现。
“为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曾经传为美谈，封建时代有那样的官员诚属不易。到了今天，人们对真正“为民做主”或“代民做主”的各级干部叫好，更渴望能逐渐做到真正的“由民做主”。因为，你不是封建时代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人民当家做主时代老百姓的儿女和公仆。你手里的一切权力，都是老百姓给的，作为儿女和公仆，只有天经地义听从父母和主人的义务和责任。若是有人拿了人民给他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颠倒了位置，不仅不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依法秉公办事，反而肆意横行、为所欲为，甚至践踏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岂不是对国对党不忠、对父母不孝，成了不忠不孝、违宪犯法之徒？作为父母和主人的老百姓，岂能纵容这样的不肖儿女和公仆而不加劝诫，批评以至谴责呢？
说得多么好啊：“让群众讲话，接受舆论监督，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永远不会！
鼓励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 杜导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有问题：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左翼的朋友们夸大了这些问题，要走回头路。这是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十七大开的药方是：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我们拥护十七大的主张。
当前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跛足前行，民主政治没有跟上。上述四大问题主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政治民主要前进，前提是解放思想。各种教条和框框还控制着我们的头脑。解放思想是前进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何突破？
现在开始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格局。下边，民众在动，若干地方报刊在动，网民在动。个别地方官员也有一些响应，但是比较弱。上边也在动。胡锦涛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四项承诺，发扬民主是第一条。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据传，胡锦涛在十七大后还说，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月17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更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总之，这种上下互动，互相促进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小步前进，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
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蒋经国先生选择的突破口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在大陆不好学，不会学。有朋友建议，我们可否从允许党内存在多派制入手。也有人建议，先在党内建立三权相互制衡体制。总之须建立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现在我们是以教育以道德制衡权力，效果甚微。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权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权力。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我以为就是响应胡锦涛号召，放宽言路，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还不是放开。首先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
放宽的第一步，是提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规则，出台前应该公开讨论，出台时应该公开颁布，执行过程要公开，处罚要公开，给被罚者申辩的权利。国务院信息公开化条例即将实施，政务公开是合法的，政务不公开是非法的。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温家宝总理说，没有任何部门可以例外。可是，我国连公检法部门现今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公检法的政务一步步的公开了，但是管理书报刊的部门现在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用大众的话说，仍在暗箱操作，暗箱管理。各个部门都在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应该立刻动起来。
媒体也要动起来，自我松绑，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这是媒体方面的责任。1988年，中央曾出台过有关报刊批评权的一个正式决定，报刊有批评报道的许多权利。这个规定现在不提了，但是并没有作废。媒体可以行使1988年那个决定的权利，把批评报道首先搞起来。
在报刊管理方面，党在建国前做得好，文革期间做得坏。粉碎“四人帮”后好，1989年后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天我国民主管理上下互动的局面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中央各大媒体我认为是比较后进的。宽松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来并不困难，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实在换不了，那就建议该换换人了。
2008年4月7日
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 资中筠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压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能够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届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也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牺牲，像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为揭露孙志刚事件，一个人撤职了，一个人进了监狱。这样还算是平稳的，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 何 方
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四项庄严承诺，其中头一项就是“坚持民主法治”。这说明，党中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实行民主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治国的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实际上的专制和人治长期拖下去了。而且在去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曾专辟了一节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口气提了十来项要求：“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确实都说到了点子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就涉及必须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那些承诺很难实现。例如在实行干部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和暗箱操作的情况下，那“依法（即使指宪法而不是其他内部规定）实行民主选举”也只能是走走形式，真正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还是不会有的。又如，在坚持舆论一律、媒体不独立、言论不自由、遇事发“通稿”的情况下，人民怎么享受知情权？不知情，又怎么参与和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哪来的表达权？由此可见，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民主。为了“坚持民主法治”，首先应该开放言路，尽快制定和实施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的立法。
今年的两会，不论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还是代表委员的发言和讨论，都强调解放思想。说老实话，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些闹不清楚，究竟是要破除什么约束和迷信，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就一直强调解放思想，但破和立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破个人迷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经过拨乱反正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搬过来的建设模式和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破“姓资姓社”，实行市场化和混合经济。过去这些还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如果这次所提，是要解决政治上的民主法治问题，那就可真是合乎时代潮流，适乎人群需要了。实际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实行“物归原主”，把长期代人民行使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交还给人民。要党政机关和干部做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不但要大讲解放思想，而且要允许和鼓励广大群众起来争取，进行斗争。但这首先得有自由。没有自由，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以党史研究为例，在遇到许多不得逾越而又违背史实和不讲道理的框框、限定许多重大问题只能说假话、必须为尊者讳、还规定许多历史事件如反右派、大跃进、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根本不能多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能谈得上思想解放吗？所以，在控制言论、遍设禁区的情况下，谈思想解放，只能是无的放矢。
今年的两会期间，不但谈思想解放，据说谈得最多的还是民生问题，诸如物价上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以及相关的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官多成灾，两极分化等等，造成社会矛盾加剧，隐藏极大危机。例如一个明显事实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二亿一千万农民工至今仍然属于二等公民，绝对大多数过不上作为人的家庭正常生活，还要处处受欺侮，讨不回工资，谈不上社会保险，无论是公安、城管、工商等机构，都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们赶来赶去，动辄罚款。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得不到保护，没处讲理，既不准组织起来，也不准集体自卫，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的倒还不是没钱，而是没权。中国的农民没有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占人口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民，至今还被置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连在救灾、扶贫等社会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非政府组织（NGO），在我国也得不到鼓励和帮助，主要还是着眼于防范。所以至今已有三十多万NGO(以占人口比例论，这个数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少的)，百分之八十还处于非法状态，没能通过社团登记这一关，虽然它们已自发地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一切这些情况都说明，民生和民主是分不开的，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当今主要的还是要实行民主，尽快进行民主改革，把属于人民的权交还给他们。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已经使世人刮目相看了，但政治上却依然落后，缺乏民主。在谈到一些属于人类进步指标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正、清廉等，我们总有点不够理直气壮。环视全球，许多比我们贫穷落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实现了选举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一点上竟然不如它们，只能和少数很孤立的国家为伍，这就不像话了。所以，摆脱政治落后状态，落实胡锦涛主席还权于民的指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对祖先、后代和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给自己的历史定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必须努力！
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推进政治民主
● 杜 光
十七大以来，思想解放与政治民主已经成为媒体舆论和社会上的最热门的话题，党内民主问题也被许多文章提及。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除此以外，党内民主还是克服党在当前所面临的危机的最佳选择。
说党当前面临危机，恐怕不是危言耸听。近几年来，由于党风败坏，贪腐盛行，贫富悬殊，民风日下，群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因而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严重恶化，人民的不满都集中在党的身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许多多的不良现象，归根到底都是政治权力不受限制、贪官恶吏滥用权力的结果，而这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治体制，又是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大家当然便把责任统统算在党的头上。党只有加速改革，完善自身，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才能挽回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要达到这一点，最好的道路就是实现党内民主。
胡锦涛同志说的“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共产党是现阶段中国的唯一的执政党，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我们要实现政治民主化，首先，或至少是同时，也必须实现党内的民主化。只有一个民主的政党才能领导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很难设想，一个不民主的政党，怎么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实现民主化呢？
党内民主的实质，包含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党员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党组织的主人，使党成为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党；二是杜绝权力的滥用，建立健全的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党成为一个清廉的、公正的政党。要实现这两方面的要求，应当采取两项具有根本性的措施：加强党员的民主权利，健全制约权力的机制。
党员的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简要分述如下：（1）保证选举权利，完善选举制度，加强选举的民主性，杜绝形式主义，使选举真正成为党员行使权利、表达意向的民主形式。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民主程序，首先是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和各级党委会委员的候选人，除组织部门推荐外，还应有一定比例由党员或代表推举；其次，实行差额选举；第三，当选者须定期向选举人或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情况；第四，选举人和选举单位有权撤换不称职的代表或委员。（2）各级党组织应当通过简报、公报、通报以及在党报党刊上发布消息等形式，向党员报告工作情况，使党员能及时了解党组织的运作过程和是非得失。特别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收入情况，更须定期公开。（3）党员要关心党的事业和活动，对党的工作和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提出批评建议，这既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党组织应创造条件，吸引或动员党员参与党的活动。（4）党员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和要求，党报党刊应当向广大党员开放，成为他们表达意见的园地；推行新闻出版自由，让每个党员和公民都可以利用舆论出版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5）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方式很多，可以直接或越级提出批评，可以向监督机构反映情况，还可以通过报刊揭露不良现象。党组织应保护党员行使监督权利的积极性，严禁对监督者实施报复的行为。
建立党内的制约机制，实际上就是实行党内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是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的一种原则，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一种固定的政治模式。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结构各不相同，有总统制，有内阁制，还有君主立宪制，但他们都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我们把三权分立的原则应用到党内，就是使党组织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改变长期以来的执行权独大而决策、监督两权萎缩的现象。为此，（一）要确立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的决策机构的最高领导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机构。一方面要加强代表选举的民主性，提高代表素质；同时从制度上加强代表的责任，建立常任制、常委制、年会制和撤换罢免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强代表大会的活力，使代表大会足以担负起决策和监督的重任。（二）弱化执行机构的权力。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党委第一把手享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地行使他的特权，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组织结构上，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书记处下可设政治局、组织局、宣传局，分别负责贯彻代表大会的决策，处理党内的日常组织业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见解。解除宣传部门的统管意识形态的任务，废除书报检查制度，杜绝文化专制主义。（三）强化党内监察机制，扩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改为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处于平等地位，党委对同级监委没有领导或指导的关系，无权干预监委的工作。与此同时，开放舆论监督，把新闻媒体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听取批评建议的主渠道，建立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
加强党内民主，既是完善党自身的需要，也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不论是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攻克垄断堡垒，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都需要一个民主的、开明的、公正的、清廉的政党来领导、来推动。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加快实现党内民主化，真正作到“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2008年3月24日
期盼铿锵落实
● 冯 健
胡锦涛主席在本次人大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要切实做到的四条。这是决心，也是承诺，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列四条之首的是，坚持民主法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由此联想他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所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国人对多年盼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一次看到了前景和希望。
记得在2006年底，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被人们争相传阅，多家媒体跟进转载，当时确实让人有“空谷足音”的感慨。而今，会堂、坊间，报刊、网上，谈论民主者大有人在，它已成为人心所向，改革应有之义了。人们从这里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渐进（也有识者趣称为“碎步前进”）的步履。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最近著文，为中国民主开列了一个公式：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文章说：“中国民主模式已经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郑永年提出的中国民主模式的三个元素，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相比照，颇有一些契合。其中“人民民主”，二者相同；另外两个元素“党内民主”和“宪政民主”，则不尽相同。怎样解读呢？我的猜度是：在郑氏看来，依中国国情，党内民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民民主；宪政，意味着民主、法治和人权，具有普世价值，而且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现在，最重要的是落实——采取坚决措施，把纸上的决定和会上的许诺，掷地有声地铿锵落实，使人民得到实惠，成为他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权利。
但是，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落实尚存梗阻。据媒体近日报道，陕西省某县，一名校长为了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追着县长索取签字，发生争执，竟被停职并行政拘留。更有甚者，湖北省某市，城管人员与村民发生冲突，被一个过路人看到并进行录像，录像者竟被城管人员群殴致死。另据一家媒体调查，近两年一些地方发生过多起“因言获罪”事件：有人或因在报上、网上写稿，或因写材料、发短信，批评基层领导人员，就获罪被拘留、逮捕以至判刑。
这些事件或属个案，但是，一个老鼠要坏一锅汤！像这样目无宪法，目无政纪、党纪，公然跟“执政为民”理念和十七大顶牛逆行的公职人员，怎么会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怎么能指望他们依法治国？这类事件如不加以整饬，谈何令行禁止？
有一种称为之“木桶理论”的，是说一只桶的容积，决定于围成这只木桶的木板中最短的、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借此打个比方，那些目无法纪、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公职人员，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这项伟大工程，不就是那块最短的木板吗？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国民主模式
● 高 放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相比之下显得滞后，因此导致党政官员腐败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深层潜在的危机加深。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我们才能满盘皆活，走向通途。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3月18日他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要实现民主法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见，当前我们国内存在着推进民主的好气氛。
中国的民主不能照搬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争夺的模式，中国自己独特的民主模式几十年来历经周折，已经初步确立，但是很不完善。当务之急是大力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国的民主模式尽快完善。
对于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完善，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以及人民民主，这是目前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首先是完善党内民主。从1980年开始，我就多次写文章建议修改党章，完善党内权力结构，从而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党章关于党的权力机关的设置还是不够合理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共党章历来都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最高领导机关。从1922年二大制定第一个党章到十七大党章为止，总共有十七部党章，都是这样表述。实际上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代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么就必须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这样才能把党的权力中心从党中央转移到党的代表大会。另外，按照马克思建党理论，要使中纪委成为与党中央平行的机构，使中纪委监督党中央。此外，我还希望党的十八大能像1956年八大那样，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能先由各代表团自下而上提出，希望通过扩大差额选举淘汰一些不合适人选；还希望从十八大起，在公布中央委员会当选人时候，能按照得票多少排列而不要按照姓氏笔划排列。
党际民主，指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实行多党合作制之间的民主。这方面也有待完善。
现在八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71万党员，中共却拥有7300多万党员，只有民主党派得到更大发展，才能更充分发挥参政与监督作用。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苏联模式“一党专政”的弊病，只有社会主义多党制的进一步完善才能最有效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消极影响。
完善共产党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都是旨在完善人民民主，都是为了领导人民真正实现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又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最初在2003年初提出的这一经典名言被誉为新三民主义，我认为要贯彻落实这新三民主义，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做到权为民所授。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和主要官员大都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党、是上级领导授予而非人民授予的，因此心目中就只有党和领导人，而远离了人民。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也需要完善。我认为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应该通过直选和差额选举来产生，乡镇和县政府领导人应该通过直选、差额选举来产生。我认为人民代表和政府领导人应该按宪法、选举法的规定和精神，采取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而不能采取协商民主方式产生。关于选举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借鉴1942年延安参议会的做法，当时在选举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员时，不同单位提出了三个著名共产党员为候选人，即徐特立、周扬和郭化若，他们之间各自发表演说展开竞选，结果郭化若当选。可见从多个共产党员候选人中选出代表或领导人，这样就能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权。因此我建议县以上人民代表和乡镇县级的领导干部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直接选举。
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份在实行民主选举的改革试点。当前的任务是要认真总结这些地区的试点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进民主选举。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应该加大加快民主选举的步伐，务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完善选举民主的同时，也要完善协商民主。从1949年起我国就开创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如前所述，建国初期我国的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1954年人大制度确立之后，政协变成统一战线组织。今后应该考虑把政协改为国家权力机关，这也是我们解放思想的一大体现。政协是各党派、各团体、各行业人士组成的，它和按照地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恰好构成了我国两个权力机关，这样有利于权力结构的平衡，权力的相互监督与制约。一院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两院制也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两院制也有好处。
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三个部分的构建顺序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得以顺利实现和完善的渐进步骤。这个顺序也突出了我们民主模式的重心和落脚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归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谢韬同志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把他的话改为“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救中国”。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社会党是要利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多党争夺去争取选民，上台执政，逐步实现它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例如争取选民支持，执政后不搞以党治国，不搞官僚特权，廉洁奉公，杜绝腐败），这样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 钟沛璋
在中共十七大之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也顺利召开。民主与民生是两个大会的主题。两个大会对改善我国农民状况，改善民生，都予以很大的关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切说明，我国继续在改革中前进。这是顺历史潮流，是得民心、党心的。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这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人们看到，一些国家经济情况好了，那里的官员们就考虑怎样“还富于民”，给人民发“大红包”，不光是新加坡这样做，我国香港、澳门也都这样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近邻俄罗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强大的苏联突然自动瓦解。“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导致国家经济一落千丈，横扫全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俄国政局陷入混乱。俄罗斯人民痛定思痛，特别是普京上台后，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坚决惩治敢于觊觎政治权力的经济寡头，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俄罗斯的经济迅速恢复连续增长，去年增长率达到8.1%，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高于GDP的增长率，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人均达到9000美元，退休金也增加了近9倍，人均购买力已跃居世界第7位。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西方记者对俄罗斯的总统竞选尖锐提问：“为什么俄罗斯不存在政治竞争？”普京回应：“这里的工资以16%的速度增长，这就是对你的回答。”这个回答明快，深刻。正因为是“还富于民”，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在俄罗斯经济上升中得到切切实实的利益，普京和他的官员才能稳稳坐在人民给他们的领导位子上。
还有值得深一层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今天还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而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为什么美国人的购买力总是高居世界首位？原因是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不像中国政府那样拥有76%以上的资产（经济学家陈志武：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美国的内需这样旺盛，因为美国的资产基本上都是民间所有，政府也不会与民争利。我们看到美国人总是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光而不存钱，储蓄率为-1%。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拥有股票或基金。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上升。
因此，不能迷信这样“本本主义”的教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为人民谋利益，除了要“还富于民”，还应“藏富于民”，放手发展为民造福的民营经济。
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 辛子陵
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意义是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想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2007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实现了毛泽东倾全国之力而没有实现的超英的梦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增，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民生大为改善。近几年，国家财政进一步向民生倾斜，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4318亿元。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得到落实，得到人民普遍拥护，新一届高层的年轻领导人威信大为提高。这是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改革开放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质上恢复了新民主主义。与其从实质上恢复，不如干脆打出新民主主义旗帜。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从这里接轨，向民主社会主义前进，就彻底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问题。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如果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只能证明自己三十年来搞错了，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能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只能给反对改革开放的政治主张带来合法性。对中共的执政地位形成挑战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西方势力，是“萧墙”之内把毛泽东的错误当作旗帜挥舞的持极左看法的朋友们。他们发表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一文说：“不是文化大革命错了，而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他的继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而这正需要再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革除之。”邓小平1992年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
由于政治改革没跟上，贪污腐败不能有效遏止，社会出现不公正现象，老百姓意见很大，群体事件不断增加。左派朋友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说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鼓吹回到毛泽东时代。使反对改革开放和对改革开放不满的人数迅速增加。如果民众被左派朋友煽动组织起来，把解惑和寻求出路的视线投给毛泽东晚年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以毛泽东教给的方式去发泄自己的不满，打起有些领导干部不敢反对还作秀支持的毛泽东旗帜，揪斗“资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隐忧。只有实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识形态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有的执政者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力量控制局势的时候，或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优柔寡断掉以轻心，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政治改革来，但这时危机已经爆发，他们已失去了主导政治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洪流席卷以去了。例如戊戌变法，是清朝的机遇期。如果慈禧太后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君主立宪，清朝可能会走上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而不致灭亡。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机遇期，蒋如抓住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机会，不打内战，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则不致被赶出大陆，中国就此建立起了良性循环的民主制度。
在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承袭“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承袭毛晚年的意识形态，改变毛的经济政策，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为是非，各级领导干部现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必须彻底与困扰改革开放的极左理论体系告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如用毛泽东晚年思想去回顾和总结，必然得出“糟得很”的结论。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改革就是战胜自己
● 章立凡
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隐隐的不安与悲凉。从商鞅到光绪，中国历代变法领导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对改革的抨击分别来自左、右阵营），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间，改革必须有人民支持，在体制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执政党与民间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应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没有公民起来监督，政改就只是一种体内循环，关门改革不会成功。
1949年以后模仿斯大林一套，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出现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党政体制内部形成与之大体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难点在于：改革阻力首先来自执政党内部，有人说今日政治改革，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目前从中央部委到省地市县甚至基层，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不仅与中南海博弈，同时还相互博弈。体制内耗严重削弱了中共的执政能力。
中共的民主宪政承诺，是抗战结束前开出的远期支票，超过一个甲子仍未兑现。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好，可惜因种种因素被长期搁置。有的中共元老曾经强调说，我们的执政地位是我们流血牺牲换来的，这显然是一种陈旧的血酬史观。这些中共元老的思想，可说没有走出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百姓只须供养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这种血酬供养超出了负担的极限，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而君主立宪设计的高明之处，是在承认“万世一系”的前提下，用宪法限制君主权力，改为依法永享血酬。
按照1949年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政协是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将来须移交权力给“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目标历经58年仍未实现。《共同纲领》是共和国立国的法理依据，而自1954年迄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遴选”，不符合建国初期的共识。这种方式产生的人大，和我国现行人大制度的诸多不完善密切相关，人大很难监控政府预算，当然极难解决这么多严重的冗员和公款消费的积弊。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56年提出的“两院制”，当时是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通过互动讨论，想让政协变成上议院并行使监督权，但1957年这个方案被否掉了。当今政协既是政权的一部分，又不是权力机构，还号称统一战线组织，究竟是“gov”还是“org”？是一个地位很奇怪的机构。数十年来，两会未能对政府实现有效监督，可说有亏职守。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解体是从内生腐败开始的，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的崩溃。
腐败恰恰是寄生于政权命脉上的血瘤，随着宿主的发展而膨胀，危险系数也与日俱增。
我以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仍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可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以个人或团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政治体制现在仍在权力与财富的欲海中沉浮，极左的幽灵四处游荡，渐进式改革前景我以为是迷茫的。
《老子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中国的执政党能够战胜自己，接受普世价值观，加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则中国社会有望健康转型。这里容我说一句忧心但不中听的话：历史留给我国政改的时间，恐怕不会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