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这是很长时期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在政治问题的大门口，似乎赫然张贴着一道告示：“请君闭口”。于是，很多人望而生畏，低头徘徊，绕道而去。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撕掉了这张“告示”，这对于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实践经验表明，政治问题几乎总是与学术问题纠缠不清。哲学、社会科学界不少专家学者本来潜心于学术问题，并无涉足政治问题的奢望，一旦被人指鹿为马地揭露出学术问题中的所谓政治问题，便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大受其苦，甚至遭灭顶之灾。在停止搞“阶级斗争为纲”的今天，是否就可以划清二者的界限了呢？仍然极难。因为在研究历史或现实的很多社会现象时，很难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截然分开——在学术问题中，有的牵涉政治问题，有的包括政治问题，有的本身就是很现实的政治问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提出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呢？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学术问题可以研究、讨论、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以研究、讨论、争鸣，如果谁敢于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似乎就大逆不道，就是政治上“有问题”。

　　这个前提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莫谈国事”并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政治问题的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作出决断的。在决断以前可以讨论，在有关领导部门作出决断后，就应当执行；如果仍有不同意见，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一定的途径提出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道理本来并不深奥难懂。在“左”的指导思想居统治地位的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遭破坏、受践踏，于是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谁在政治问题上提出意见，或对政治问题进行任何研究和讨论，谁就是政治上有问题，该受审查，甚至打翻在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新时期，政治才回到它本来的意义上去——从少数政治家的事变成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但是政治问题不允许讨论的影响还不能说完全消失了。有少数同志依然恪守着过去的一套思维模式，习惯于抓住人家讲话或文章中的片言只语，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有人敢于对现实政治问题发表一点与众不同的见解，那就更要被视为大逆不道了。这种观念不改变，这种习惯不克服，余悸怎能完全消除，思想怎能完全解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怎能完全建设起来呢？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党纪、国法必须遵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维护，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允许广大人民群众议政，不但不与这些相矛盾，而且恰恰是遵循这些原则所要求的。实现高度民主，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按照这个目标的要求，仅仅允许群众议政还是很不够的，还应当积极鼓励他们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他们发表意见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确立的一种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