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年时就开始接受了一种从未怀疑过的教育，由此产生了一个萦徊脑际久久未去的恐惧，即要防止篡党夺权。所以称之为恐惧，那是与篡党夺权相连，有一串令人听而生畏的关键词，如一旦篡夺得逞，将是“山河变色”，“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将遭二遍苦、二茬罪”等等。这种恐惧至少维持了二十余年，到揭批“四人帮”时到达了高峰。因为据说“四人帮”的大罪就是篡党夺权。
但随着改革开放，在多元政治的比照中，开始了一种怀疑，这种怀疑不是对和错的怀疑，而是有与无的怀疑。即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篡党夺权的危机？危机的可能当然是有的，如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教育危机、人口危机等等，其中政治危机具体而为国土安全的危机，官僚主义、贪赃枉法造成的信任危机，等等。但有没有篡党夺权的危机，我感到困惑。
因为，篡夺是有特定的含意和前提的。篡夺的对象必须是：一、皇权专制主义的家天下，并以正统自居。二、掌权者以终身制、世袭制(包括禅让制、封给制)来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政权，要改变它，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暴力推翻(包括军事政变)，二是阴谋篡夺。否则，何须篡夺呢！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性的政党，它的领袖是按党章，通过党的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主席是按宪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不能说张某当上了是当然的，李某当上了就是篡夺的。只能说选对了，或者大家没看准选得不合适了。不能说不合适就是篡夺；何况不合适按党章、宪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可以罢免、撤职嘛；何必要加上篡夺的罪名呢！除非我们的党章、宪法是假的，否则压根儿不存在篡党夺权的条件和前提。
因为篡夺的条件和前提是皇权专制主义，以及相连的终身制、世袭制(包括禅让制、封给制)，属于“家天下”；所以篡夺与被篡夺，在我们今天看来没有进步与反动的区别，两者只是争权夺利而已。下台的是皇权专制主义者，上台的也是皇权专制主义者，只是不同姓而已。并且，篡夺者有时未必比被篡者更坏、更糟。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篡夺皇位，王莽篡西汉，改朝为新；曹丕篡东汉，改朝为魏。在正史中，他们都不太正面，甚至不把王莽的朝代(新朝)当作一个朝代，列入正史。其原因并非他们比其他帝王低能，而是他们篡位为王，不正宗。其实，从老百姓利益的角度看，他们还真是比很多皇帝好得多的皇帝。
最突出的是，王莽是一个比较重视知识、知识分子和教育的皇帝，他在都城建立了不少学堂、宿舍，营造了都城文教昌盛的气氛，这一点至少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好得多。
至于曹丕，且不说他的政绩，他的执政能力肯定优于被篡夺的献帝，他更是皇帝中少有的在文学上作出了不起贡献的人物。他的诗作传诵至今，更有《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文论著作。
还有一个清朝的雍正皇帝，他的继位至今说不清楚，是一个篡位的“嫌疑犯”。其实，他篡不篡，对老百姓并不重要。对老百姓来说，他当了皇帝干了什么，对老百姓有何利弊，这才是重要的。他算是一个有些作为而功过参半的皇帝。譬如他消灭异己，以至于大兴文字狱，扩大了打击面，伤及了并非异己的无辜。这恐怕是专制君王的通病，并非“只此一家”。但在吏治上、经济上，特别是农业上，他却有独创的贡献。如“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抑制了地主的贪欲。要知道秦始皇以来的帝制，本质固然如一，但却有盛世和乱世的区别；而盛世的共同点是轻徭薄赋，乱世的前奏曲都是横征暴歛；前者被誉为“仁政”，后者被贬为“暴政”；这“苛政猛于虎”的“苛”，指的就是横征暴歛。可见，不管篡与未篡，雍正并不比那些未篡的皇帝差。
所以，即使是帝制时代的篡位，对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多么可怕。我们不必把“篡”字说得如狼似虎。至于现代的党制和政体，根本出不了篡党夺权。
曾经，我们把赫鲁晓夫作为篡党夺权的代表性人物，他几乎成了篡党夺权的同义词；以至于我们不绝于耳的警戒是，“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历史事实是：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去世后选上去的党政领导人，斯大林之死在先，赫鲁晓夫上台在后，斯大林不是赫鲁晓夫“篡”死的。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的所作所为，比斯大林更中民意。
他作了四万多字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难道反对个人崇拜是篡党夺权吗？难道个人崇拜是共产党的原旨吗？
他停止了大规模的政治镇压，营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难道停止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是篡党夺权吗？那么我们怎样来认识共产党为人民造福的本质呢？
赫鲁晓夫为近千万人的冤假错案平反。难道改错就是篡党夺权吗？难道有错不改才是共产党最正宗的形象吗？
赫鲁晓夫释放了古拉格集中营绝大多数的政治犯。这与冤假错案的平反是一回事，能算篡党夺权吗？
为了改善党、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赫鲁晓夫开放克林姆林宫，让百姓参观；取消给领导干部提供的“特殊供给”和“特殊津贴”。这算不算篡党夺权呢！
在外交问题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构想，这就是我们曾经批判的修正主义的“三和”。面对今天对于世界走出冷战，汇入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的共识，面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赫鲁晓夫的“三和”构想还能算是篡党夺权的坏招吗？
最有意思的是，在批判赫鲁晓夫篡党夺权时，有一件事被当作赫鲁晓夫阴谋篡夺的铁证提了出来。那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曾经阿谀奉承，颂扬过斯大林的“伟大英明”，而斯大林去世后他就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点被看作是一种“两面派”、“阴谋家”的特征。我们承认这是事实，在当时的社主义阵营，个人崇拜曾经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很多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卷了进去，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个人崇拜的形状。但，错了就不能改吗？改错是篡党夺权吗？可见当时渲染篡党夺权之恐惧已经到了头脑发热、是非不分、常识丢尽的程度；让我们花了难以计数的大成本，去反对一个莫须有的虚幻的恐惧。
我这个人写文章最不喜欢引章摘句，可有一段话我却非引非摘不可。那就是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讲话中的一段。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赢得先进性固然不容易，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和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先进性更不容易。
他把这种先进性的保持和发展归结为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一个有民主的党，一个有民主的国家，是没有因篡党夺权而崩溃毁灭的可能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先例。它的生命与力量，它的生存与发展，全在于自身的改善与优化。如果丧失了自我改善和优化的能力，而走向崩溃，那就千万别怪罪这个压根儿不存在的所谓“篡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