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12月18日。如果说此时乌坎是一堆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焰，那我们此去，不就等于是深入火焰中心么！不管乌坎村民他们抱着怎样的信仰、持怎样的观点、态度，现在是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人道主义立场来说，外面的人都应该去了解真实情况、给予应当的人道援助。

网友开车接上我，一路沿高速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到达陆丰市，市区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看不出乌坎事件带来的任何影响和留下的痕迹。我们之前听说当地政府已经交代市民，如果有外地人问乌坎村怎么走就不要告诉他，甚至有人说如果向政府举报打听乌坎的人会得到500元举报费（当然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因此我们不敢问路人。在街上转了两圈，都没有看到写有乌坎村或乌坎所在的东海镇的路牌。我们想找书店买张地图看乌坎村怎么走，书店却正在盘底，不营业。只好还是问路人，为谨慎起见，我们专找那些学生问，问了几个都说不知道，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敢说。最后我们找一个开机动三轮车载客的司机，故意说我们要去乌坎码头接货，问怎么走，司机非常爽快的告诉了我们。

网友开车沿着乌坎的方向驶去。快到乌坎的时候，远远地看见路中央设置了路障，几个武警跨着冲锋枪守着，经过的车辆都会被拦下盘问，我们只好调头往回走。走了几百米，离武警设的岗较远了，发现旁边有一条可以行车的小路，看了下乌坎村的方向，估计可以通到乌坎村，就果断的拐进这条小路。行驶到一个小石桥处路已经有点难走，干脆把车停下走路去前面看看情况。走了一段路遇到一个当地村妇，我们就跟她聊了起来。她普通话不太流利，交流有点困难，但还是能够了解彼此的意思。她说她了解乌坎村的事情，说乌坎村里并没有断水断电，但是蔬菜短缺，有些人家缺粮；她说她对乌坎村民很同情、支持，对贪官很愤恨，她说她敢说话，没什么好怕的；还说亲眼看见有二十辆军车来到这里，后来不知去向。我们问这路是否能到达乌坎村，她明确告诉我们这条路可以通到乌坎村，还有5里路，但村头处被挖断了，车过不去，而且有村民守着，但是一路上没有警察把守。于是我们决定先回到陆丰城里买米，吃了饭晚上再进村。

回到陆丰城里，我们先去买米，考虑到从车不能再前行的地方到村里可能还有一段距离，米可能要背进去，所以我们也不敢买太多，只买了150斤，并且叫卖米的档主把50斤一包装的米分成两袋。因为我们考虑在里面要住几天，又到超市买点自己吃的干粮和水。在商场门口，遇见一男一女两个外地人，他们看见我们是外地车牌，问我们来干什么的，我们犹豫了一下，他们主动说他们是境外记者，想去乌坎，问了几辆出租车都不肯去。我们看了看他们的证件，而且他们带的东西确实像是采访设备，相信他们确实是记者，就说我们正是准备去乌坎，让他们上了车，然后沿着下午走过的路往乌坎村驶去。进入直通乌坎的村道，看到路边的酒店都停了不少警车，其中还有通讯车，很明显，这种通讯车既有增强手机信号的作用，又有干扰手机信号的作用，更甚至会有截取信号窃听的作用，毕竟，相关技术军事机关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使用零分贝的接收天线，可以有效拦截的距离为大约半径六七百米区域内的手机信号与9600比特率的数据通信和手机短信息。如果采用高分贝接收天线，它的最大有效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左右，如果不借助反窃听等技术手段，普通用户很难发现自己的手机其实已经被窃听了。

因为怕引起注意，车只敢打开小灯，有的路段坑坑洼洼，有的路段很窄，还真有点考网友的车技呢。终于到了乌坎村，一颗砍倒的大树横拦在村口。下了车，这时看见里面有人打着电筒往这边走来，我们赶紧把买的米拿下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来送米的。由于天黑、紧张，相互没留意，网友的右手中指和食指被车门夹了一下，手指当时就变乌了，指甲边还出了一点血，痛得不得了，后来网友告诉我，如果这次行动有什么血光之灾，就当这就是吧。一个村民上前来盘问，广州话和普通话都不通，没法沟通，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村民，大都可以说普通话，有的还会说广州话。他们了解了我们的来意，查看了我们的身份，对与我们同来的那两个人的境外记者身份很满意，同意让我们进村，但大米就不让拿进去，先放在村口，说村里还有米，不用外面支援，这令我们感到有点奇怪。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绕过和越过几道障碍进了村。一路上有很多村民围上来问情况，也跟我们说了一些情况，他们对国内的媒体失去了信任，说他们报道不真实，对我们这些境外记者表示欢迎，说村里已经有不少外国记者。他们说之所以在路上设置障碍，是怕警察开车进来抓人。一路上看到挂着很多标语，写着“还我土地”、“惩治贪官”、“实行民主”等等，墙上还贴着一些资料，介绍乌坎事件的情况，有些是反映贪官犯罪事实的证据。那两个记者抓紧时间开始工作了。

之后村民带我们来到他们称之为“新闻中心”的地方，那是一栋农村式的三层别墅，里面有不少外国记者，有BBC的，有法新社的，有华尔街日报的，还有香港的媒体记者，大家平时都在这里汇合，交流信息和看法，商量事情，办公，因为那里可以上网，是目前村里唯一一条可以用的网线，而且不少村民也聚集这里。有的记者说，他来到村口被警察拦住然后送去深圳机场，他又折回来抄小路进的村。看来我们走的那条小路也有其他外人走过，但不明白警察为什么没有把这条路封住，但那些记者的遭遇也证实了当地政府确实有封锁这里新闻的现象。

我们提出想见一见村里现在的负责人，村民们说负责人由于白天太劳累，现在已经休息了，而且晚上出来不方便，因为警察主要就是想抓负责人，我们只好跟村民们了解了一些之前的情况。到了12点左右，村民安排我们到一户农家住下，这也是一栋农村式的三层别墅，装修得还不错，家里电器也比较齐全，除了一般家庭常用的冰箱、空调外，微波炉、电磁炉也都有，电视机是54吋的液晶电视机，家具款式也挺不错，与城里生活较好的家庭差不多。

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幅毛笔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写的是：

力推民主永坚持

不畏险难志不移

虎山热血洒无怨

坎水忠魂葬有余

破碎山河游子恨

转旋天地乡人师

长缨在手发挥日

缚住苍龙同庆时

这首诗志向明确、意志坚定、豪情万丈，而且运笔老练、刚劲，他们说是孩子他爸爸写的，这使我感觉到这家男主人不一般，也明白了乌坎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并喊出要求实行民主的口号。这家的男主人不在家，只有女主人和上六年级的儿子在家。女主人不会说普通话和广州话，很难沟通，要靠她儿子翻译。她儿子长得很帅，也很精明，对乌坎村事件也很清楚，大人说话时他也不时插话补充。虽然很晚了，但除了那些站岗、巡逻的外，仍然有很多村民都还没睡，一些村民还在跟我们诉说他们村的事情。他们说这些天一直神经紧张，睡不着，曾经有一晚，有一个村民做梦喊“警察来抓人了”，结果弄得全村人都起床出来，后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他们还把他们制作的事件过程摄像的碟放给我们看，那一桩桩不容辩驳的事实，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画面，令我们心情很沉重。

早上起来，主人家的小孩正在客厅里和几个同学在看乌坎村自己制作的关于乌坎事件的碟。我问他为什么没去上学，他说学校的老师逼学生家长签字（关于乌坎事件对村民不利的签字），他爸爸就不让他上学了。他还说学校的老师经常打学生。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就因这样的事件受到影响，心里感到很酸楚。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在家，叫什么名字，他说他爸爸在外面做事没回来，名字不方便告诉我。当时我没有细想，只是觉得从墙上那幅毛笔字来看他爸爸应该回到村里参与这次事件。女主人为我们做了早餐，是红薯煮稀饭，别有一番味道。吃完早餐我们又去村里人较多的地方了解情况，人多的地方主要是三个，一个是大会场，一个是办事处，还有一个是新闻中心。至于理事会成员办公的地方则对外保密。这个村的原住民约有一万三千人，47个姓氏（只算男性），一些在远地方打工的，尤其是有特殊原因的就没回来，一些在附近打工的就没去上班了，怕出去后被抓被打。现在留在村里的人约有8千人。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是与之前的村干部有牵连的人，但他们都不敢出来捣乱。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团结的景象。

这个村子比较大，从这头走到那头有很远的路程。像我们这些外来的人，村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都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在村里坐摩托车不要钱，想去哪里都有人乐意地载去，村里人不少人有摩托车。他们把我和同我一起来的网友也当成了记者，因为从乌坎事件发生后到我们到了这村为止，除了记者外就再没有其他外地人进来过村子（我们来了以后，才陆续又有一些非记者人士进到村里，最多时，记者和其他热心人士有三、四十人）。有些村民，甚至小孩，都满怀感激地对我们表示感谢，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和将真实情况报道出去。对于跟我们聊天的村民我们就解释一下，说我们只是关心乌坎事件的广州市民，对有些仅仅只是跟我们打招呼的村民，我们就顾不上解释了。

我们在村里用手机打电话经常会突然中断，想必这是外面的通讯车干扰造成的。我们所采访的村民，他们的说法基本都一致，大致情况就是，他们的耕地被以前的村官们私下卖掉了，情况都不跟村民们通告，几十年来究竟卖了多少地、卖了多少钱村民们都不知道，也没给村民们分什么钱，村民们这些年总共只分到550元钱（按人头）。他们多次上访政府都没有得到回复。9月21日上访回来的路上很多村民还被穿警察制服的人打了，次日大批警察进村的时候，一些村民拿相机拍照，结果也被警察打了，当时有两个村民被打得休克了，村民以为是死了，于是叫来了更多的村民，村民们把警察围住，没有打警察，只是把警车掀翻了。10月21日、11月21日村民又进行了两次上访，没发生什么冲突。12月9日中午，几十个身穿便衣的人进到村里，把正在酒楼吃饭的村临时理事会成员薛锦波和另外两个村民抓走了。这些人在抓人的时候没有出示逮捕证，用枪指着在场的村民。当时在场的村民不多，整个过程时间很短。如果大量村民及时赶到把他们围住，就不可能让他们把人抓走。人被抓走后不到48小时，薛锦波就死了，政府的说法是猝死，没有用刑，但尸体却一直没有交还给家属。乌坎的事情中，有些事情村民们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也许有的永远都无法搞清楚，有些只有彻底地调查才能搞清楚，而这涉及到村民的权限和专业知识问题，显然村民们自己是无法做到的。如果仅仅是由政府派的调查组来查，又可能存在受政府权力影响的问题，这就必须要请社会上的律师和专家来参与。但是，中国的司法环境等等方面本身又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北海律师事件、李庄事件都反映了这些现象。因此，在这个制度下，要想使乌坎村事件中涉及的问题都查清楚、得到一个双方都完全圆满的解决，估计是难上加难。个人认为，唯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或者才能使许许多多的历史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以及使以后不再出现那些问题，所以，乌坎村提出要实行民主的口号是切中了要害。当然，乌坎村人只是要求村里的管理要实行民主，但是，明白人都知道，实行民主是整个中国的唯一出路。

19日下午，村里召开全体大会，场面很壮观。大会开始前放的是歌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红歌。会议开始时，由一位女主持带领大家喊口号，除了表达他们的诉求的口号外，还有“拥护共产党”、“共产党万岁”、“请党中央帮乌坎人民解决问题”。听到这样的口号，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不是为他们的虔诚，而是为他们的无奈。我不是感动，而是悲愤。已经把他们欺压得这样了，他们却还不得不喊出这样的口号。事实上，在外面没有较大范围的声援的情况下，他们一个小小的村庄、近一万没有武器的村民还能怎样呢？乌坎人能做到现在这一步就很不错了。如果他们提出跟政府对抗的口号，就肯定会被政府抓住把柄、作为借口来采取对他们不利的行动。如果外界有足够的声援，也许他们会不怕牺牲、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喊出更进一步的口号，但在外界没有足够的声援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这样了。接下来，村理事会负责人宣布了21日将继续上访游行的决定（每个月的21日去上访游行已经成了他们的惯例，但具体某个月的21日是否上访游行也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并宣读了上访的诉求内容，包括要回薛锦波的尸体、请有关方面做鉴定，要求承认村民选举的理事会，要求省委派调查组来调查处理乌坎的问题，要求归还被非法卖掉的土地，等等。晚上，在新闻中心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了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关于乌坎事件的讲话，村民们边说边骂他胡说八道、出尔反尔，之前认可了村民选举的理事会后来又不承认，等等。郑雁雄说村民上访游行时引起打人事件责任在村民，但他有什么证据？村民都拍了很多摄像证明是穿警察制服的人主动打村民，连小孩妇女都打，为什么政府拿不出责任是在村民的有理证据？村民的上访游行已经很多次，成了惯例，并有提前告知政府，为什么政府没有做好取证的准备？为什么不让记者自由采访来报道真实情况？郑雁雄说到，政府处理问题需要时间，村民还没等处理完就闹事，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是，村民已经进行了多次上访游行，政府都不理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和承诺，没有对解决问题作出任何具体的部署。是否实质上是想拖延，从而使问题越来越难查清，对他们更有利？郑雁雄又说到，现在政府官员“责任越来越大、权力越来越小、手段越来越少”，那么，既然政府官员这么难做，你们为什么还要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为什么不实行民主让愿意当的人去竞选？“手段越来越少”，对待民众要用手段吗？以前用了什么手段？现在用的什么手段？

电视里，郑雁雄骂那些报道乌坎事件的境外媒体是烂媒体、烂报纸，激起了在场的境外记者们的一片愤慨。讲话中，郑雁雄把报纸分为好、中、坏三等，说好的报纸是他和上级领导能看到的，下面的人看不到的。既然下面的人看不到，那不就任那些报纸欺上瞒下了？郑雁雄还说，“请那么多武警来是要花钱的”。为什么解决村民的上访问题要请那么多武警？而且在村民退缩在村里之后加派那么多武警？他们宁愿花钱去镇压，也不愿花钱为村民解决问题。郑雁雄讲话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诫村民“不请外人说短长”，事实上，那些境外记者不是村民请来的，村民也不知道怎样去请。况且，新闻无国界，采访、报道是记者的职责，为什么政府不让他们采访、报道？再说，什么叫请外人说短长？对于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干预，难道就任那些恶人欺压老实人？小悦悦被车撞了，18个人路过都不理睬，社会对这18个人的冷漠予以谴责，省委书记汪洋还说要深刻反思，然而，一个村庄发生了危情，外面的记者却不能去采访、报道，外面的人也不准去探望、给予人道救援，这是什么道理？既然是这样，这个社会又有什么资格道貌岸然地去谴责那18个漠视小悦悦的危情的人？政府难道是想用他们的行为告诉人们：当我们的邻居、旁人发生危情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去施以援手的。如此，那么同样，当我们自己发生危情的时候，别人也是不能来救援的。我们都只有等死的份，就像那个小悦悦一样，这样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了？即使是低等动物，同伴遇到危情的时候它们也会去救援，难道我们连低等动物都不如么？活在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保障？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么，总有一天我们自己都会遭到这样的对待，即使不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我们的后代。即使是那些享受专制体制的好处的人，也难避免遇到这样的遭遇，因为那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团伙，相互之间也会勾心斗角、以大欺小、以多欺少。

网上报道的关于乌坎事件的消息，固然有一些是虚假信息，但是，为什么会有虚假消息呢？还不是因为政府的围困和新闻封锁造成的。如果政府不对乌坎村进行围困和消息封锁，记者和村民能够顺畅地把真实情况通报出来，那么虚假消息就没有立足之地。况且，有些虚假消息本身就是五毛分子搞的鬼。至于一些官方媒体都弄虚作假，就更是卑鄙无耻。政府可以对虚假消息追究法律责任，为什么不追究呢？因为一旦追究法律责任，就必须用真实情况来对比，这样真实情况也就被人们知道了，而这或许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吧。因此，造就一个让虚假消息存在的环境，正是对政府有利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经常制造假消息。这天，在村里的电视上看到了北朝鲜的第二代独裁者金正日的死讯。这似乎使得我们这次的乌坎之行更加别有一番意味了。

20日早晨起来，我们登上住的这栋房子的屋顶，环视乌坎村的全貌。这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有海，有山，之前有着肥沃的农田，是典型的鱼米之乡。经个人了解，这里大多妇女还保持着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实而有规律的缓慢生活节奏，世世相袭的直观经验，以及多少有点狭隘的生活视野，充分积淀在幽闲贞静、以静为德、以慢为贵的妇训之中。从风水上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朝大海的一面有两个长条形的小岛，可以起到阻挡台风的作用，使得这个村庄成为一个避风港。陆地几乎是平原状，只有小小的起伏，既便于耕种植物，也便于开发建设。也难怪开发商看中了这块宝地。放眼看去，村里的房屋有很多是别墅形式的，而且大都装修得很不错。也到过一些这次事件的骨干村民的家里，他们家里面的装修和家具、电器也都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跟政府对抗呢？事实上，那些生活条件好的村民，都是靠在外打工、做生意赚的钱，而那些工作和生意并不是很稳定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去耕种那些土地，是因为耕种的收获还不如出外打工、做生意。如今化肥、农药都很贵，耕种根本赚不了多少钱，万一遇上自然灾害就更是没什么收成了。于是有些耕地就暂时没有耕种，以至于这些年来村里的土地被村官们蚕食般卖掉他们也没在意。前两年地产商把村里的大片耕地围起来、填平，他们才突然意识到，村里的耕地几乎都没有了！想想自己终究是农村人，土地是唯一的生存保障，如果没有土地了，以后世世代代还怎么生存？尽管现在打工、做生意能赚到一点钱，但那毕竟是不稳定的，不是长久的保障。更何况，村官卖掉土地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纯属私下与奸商勾结，并且一分钱都没分给村民。于是，事情超出了他们的容忍度，全体村民终于联合起来要求归还土地、惩处贪官。事实上，除此之外，村民们还有更深的一层担忧：既然今天他们可以采用如此的手段把村民们的耕地掠夺掉，那么明天就有可能采取更卑劣的手段把村民们的住宅地也掠夺掉、把村民的房子强拆掉！这样的事例在全国已经发生了无数起。如果再不起来反抗，官僚、奸商们就必然会得寸进尺，把民众逼到绝境。

没有民主、自由，就不可能营造一个正常的社会，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即使有钱人也不可能过得舒坦，所以很多有钱人最终都选择移民了。但是，毕竟大多数人是属于中下阶层，他们只能在这片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上继续生存下去，当他们的生存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的时候，就必然起来造反。我们很惊叹乌坎村民们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几十个姓氏近万人，能够那么团结，分工合作得那么好，那么多的标语，条条都很清晰、朗朗上口，那么多的资料，详实而有据，自己制作的电子地图，自己拍摄的视频、制作的VCD碟，还有村里的管理井井有条，站岗的、巡逻的，维持秩序的，办理各种公事务的，包括对记者的工作、生活的安排，等等。很难想象一个四十多年来实行独裁统治的村子，一下将村党支部、村委会废除后，那些几乎都没参与过村子管理的村民能够把村子管理得这么好。想必这与村民出外打工、上网、看电视有关，这反映的是时代的进步。这就是新一代的农民，他们不再是以前那种任人宰割的奴隶，他们懂得用理智的方式和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他们最终必能取得胜利，当然，这种胜利会是一个怎样的程度，这还难说，毕竟这是在中国。我们很想找村理事会的成员聊聊，但他们实在太忙了，一直没有机会，毕竟我们还不是真正的记者。听说村里搞捐款活动，我们就想去捐点钱表达一下心意，但是找到捐款办事人员，他们说村里有规定，不接受外面人的捐款。

我们在去新闻中心的路上正好碰见林祖銮，就是之前在网上的视频中看到的那个在村民大会上讲话的老者，当时就有一种敬佩的感觉。他很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我们趁机问他有没有空跟我们聊聊，他说现在正好有点空，于是就带我们去他家坐。从林祖銮家的装修、家具等方面来看，他家在村里算是中上水平，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家门口安装了摄像头。我们原以为林祖銮是村临时理事会的会长，其实他只是因为德高望重而常常被村民们和理事会推出来发言，理事会也每逢有重要事情都邀请他参与，他也一直都主动地参与村里的各项事务，村民们都很愿意听听他的话。他今年65岁，只读过小学，年轻时当过村干部，后来去当了兵，69年复原后又回到村里担任村委副书记。73年调到东海镇任职，于1983年辞职，下海经商，做点小买卖。98年回到家里休养，一直没再出去。他近几十年来一直都沉默寡言，不惹是非，为人和善，因此也深得村民们的敬重。这次乌坎事件发生后，村民们都推举他这位长老级人物出来讲话，他也觉得不说不行了，于是就站了出来，一席话讲得有条有理、铿锵有力，更加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和尊重，也征服了广大网友。尽管他考虑自己年纪较大而没参加村临时理事会成员的竞选，但却是村里的权威人物之一，政府的一些通告上也都把他排在首位。我们谈到乌坎村事件的最终结局，他表示并不乐观。事实上大家都明白，在国家没有实行民主的情况下，乌坎村的事件是难以得到圆满解决的。我们提出想给村里捐点钱，他说他们研究过，考虑到村里现在还有能力维持，而且怕被政府抓住把柄，所以暂时不接受外面的捐助。我们又提出，想给遇难者家属捐，他说这倒是可以，他会跟遇难者家属交代一下。

谈话进行了没多久，就有村民来报告说有事叫他去。我们只好跟坐在他家喝茶的其他村民聊。有一位近60岁、多年在外打拼的村民话较多，他和林祖銮都是共产党员。他提到，乌坎村是两次全国先进党支部，是文明模范村，之前的党支部书记薛昌是全国劳动模范，三级人大代表，但事实上，薛昌统治的41年，一直都存在腐败现象，而村党支部的建设也并没有什么堪称先进、优秀的地方，那些荣誉称号是怎么来的？还不是花钱买来的。现在买官卖官等权钱交易非常普遍，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行情。腐败现象不只是在乌坎有，几乎全国各地、各领导层都有。他还提到，在村的原两委成员逃出村后，政府要村里选出理事会成员跟市委谈判，但村里选出来后，政府又不认可，又指定新的村两委成员，村民们也不认可。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还有一点认识误区，实际上村民们只能是不认可上级政府指定的村委会成员，但不能不认可上级党组织任命的村党支部委员会成员，那是党内的事，村民不能干涉。村民只能要求党政分开，要求村党支部不参与村里的行政管理。但我们作为外人，不便参与乌坎村事件以及发表个人意见，我只能是了解情况，否则会被政府抓住把柄，对村里、对我们本人都不利。

下午，当地政府派的一个协调组进村来协调，还提交了一份“省工作组组成人员及联络人员名单”，但却没有盖公章，根本不具有合法性。我们去到在乌坎事件中被政府抓去后，遇害者薛锦波的家里看望他的家人，表达了我们对死者的敬意，也捐了点钱。家属和在他家坐的村民们对我们外地人能够前来看望非常感动。晚上，政府通过手机短信发信息给所有村民，仍然是一种高压的姿态，试图威胁和分化瓦解，用笼统的语句承诺，村民们都说还是老一套。乌坎村事件发生以来，上级政府一直没有向村里发过一份正式文件，连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的讲话也是用VCD碟送给村民的，电视上都不播放。考虑到村民们次日要上访游行，我和网友不是记者，既不便跟上访游行的村民出去，留在村里也不安全，毕竟村里人绝大多数都出去了，同时我们也担心今晚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先离开乌坎村。而那两个跟我们一同进村的境外记者则不随我们出去，一方面考虑到政府应该不会对境外记者怎么样，另一方面作为记者他们有职责在关键时候坚守阵地。离开村子的时候，我们看到之前放在路边，不让我们带进村的大米已不见了，村民告诉我们他们已拿进去了，晚上我们吃的就是我们带来的大米。

出了乌坎村到了陆丰城里，我们找了个繁华地段的僻静处停车，把车窗打开一点点在车上休息。虽然外面有点冷，但车里还是比较暖和，结果就引来了蚊子，弄得我们没法睡着。于是我们偶尔把车开出去，一直留意着手机的信息，看村里有什么情况变化。鉴于市政府派了协调组来协调，要求村民取消上访游行，改为派代表去谈判，并主动撤除了主要路口的关卡，村里决定21日上午的上访游行暂时取消，先派代表去与市政府谈判，根据谈判的结果决定下午是否再举行上访游行。下午，我们得到村里发来的消息，说谈判的结果是，市政府承认村民的诉求都是合理的，基本上都答应解决，但是对每一项要求都没承诺具体的解决时间，也没有明确具体方式。这等于是一个虚幻的承诺。但是，既然政府作出了这样的姿态，也解除了对村子的围困，村民们也不能让政府抓住把柄，只好决定暂不上访游行，等待市政府的解决。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估计村里没有什么危险了，于是我们决定再次去到村里，一方面再了解多一点情况，了解详细一点，此外也把那两个跟我们一同进村的境外记者接走，他们曾提出希望我们能带他们到深圳。既然政府撤除了主要路口的关卡，于是我们就从大路开进村里。经过平时村民聚集较多的那几个地方，见到仍然聚集着不少村民，但是没有前几天那么多，很多人的神情显得没之前那么紧张、严肃了，有些认识我们的村民见到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回到我们住的那户人家，里面有不少人，见到我们回来很高兴。这家人的小孩还高兴地告诉网友，说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爸爸就是村里的理事会会长。网友哦了一声，但也并不感到很惊讶，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他是为了安全起见没在家里住，但一直都在村里，村里对几个负责人都采取了保护措施。据了解，这位村临时理事会会长今年45岁，只有初中文化，常年在外打工、做生意，今年才专门回来参与处理村里的事情。想起他家墙上挂的那幅毛笔字，对这位村临时理事会会长更加产生了敬意。可惜这次我们没能跟他单独聊聊，只在村民大会上见到过他，以及在路上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英雄，保重！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我们就离开乌坎村了。一些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行。

乌坎之火就这样暂时熄灭了。也许有些人会觉得遗憾，认为它没能把中国民主革命的大火点燃，但我们觉得，不管怎样，乌坎村民们取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值得欣慰的，祝愿他们能生活得更好。现在主要看政府的那些承诺是否可能完全按照村民的要求兑现了，如果偏差太大，相信，乌坎之火将会再次燃起，因为村民们已经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而且他们在这次事件的村务管理中已经体会到了民主的优越性。尽管乌坎事件就这样暂时平息了，但它必将对中国农村乃至城市的反腐败斗争和民主运动起到推动、示范作用，而乌坎事件必将载入史册。别了，乌坎。但愿下次来时，你不再是让我心酸。

据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民众集体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余万起，其中强行征地与补偿不足引发的群体事件占到了6成左右。中国社科院表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中65%为侵占土地问题。乌坎事件，展示了如今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纠结点和暴发点：土地。因此，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抢先推行土地革命，事实上成为当时取得革命胜利的最直接、最具拥护力的利器。而如今，一些强权，黑手伸向土地，在其他领域，如掠夺式高房价，我们无可奈何，掠夺式证券市场，我们无可奈何，但乌坎村民再一次以自己行动证明并告诉我们：任何强权，其实都是纸老虎！乌坎事件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农民的斗争性很多群体性事件，事实上大多是政府官员麻木不仁，不作为、胡作为，把小事酝酿激发成大事。土地是重要生产资料，农民需要，地产商也需要，政府帮谁好呢？应当是以民主的方式才能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吧，但一些地方政府从来就没把人民当回事，以为国家机器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直到事情闹大了，才知道后果。

乌坎事件不管处理的多么光亮圆满，如果政府要重新树立人民政府的形象，必须要对处置不力、不当的失职人员进行问责。人民在日益觉醒，可是，如果党还不愿醒来，那么，类似乌坎的事件，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矛盾。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经过3个多月的官民较量，省委书记汪洋下达批示，首次承认一度被定性为“非法组织”的乌坎临时理事会合法，这是建政62年来首个由官方承认的村民自选组织，一场可能演变为流血冲突的官民对抗达成和解。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说：乌坎事件的处理，是中国建国60多年以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我们的党和政府，随着社会的转型，其治理的方式也在进步。从过去的民不与官斗，民斗不过官，转变成了民也会覆舟，官不与民斗。全国这样的事太多。如果象广东一样，信任理解百姓，不让百姓受冤，正视矛盾，严惩坏人，宽容百姓，解决问题。人民是通情达理的，会理解和拥护我们的党和政府。

残旧的萨克斯/黎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