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在西方语境中，“宣传”是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词语，类似我们常说的洗脑，或者赵本山的“忽悠”——“好腿忽悠瘸了。”当年的纳粹占领区，家家户户都争相挂出“卐”字旗，整个欧洲大陆一片红，蔚为壮观。

　　美国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台办报纸，但政府不可以，而德国恰恰相反。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最有名的宣传家应当非希特勒莫属。他有很多关于宣传的经验之谈，比如“只有那些疯狂的大众才是驯服的。”“民众是盲目和愚蠢的。”“我通过循循善诱得到了一切。”“大众就像是个任我为所欲为的女人。”“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伟大的说谎者同时也是伟大的魔术师。”“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

　　当然，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大师更是世界宣传业的开山鼻祖，好比秦始皇是中国皇帝的老祖宗。戈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比起希特勒，戈培尔更具备宣传智慧：“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谁征服了街道，谁就征服大众，谁征服了大众，谁就征服了国家。”戈培尔不愧深谙宣传的原理和妙用，用一张大嘴就征服了一个国家，祸害了整个人类。

　　在国家机器面前，群氓化的个体和生命都微不足道。爱国主义成为群氓的旗帜，国家主义成为群氓的狂欢，人们通过对强大“祖国”的认同而得以摆脱自卑感和挫折感。极权主义机器塑造了“群众”这个权力景观，“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群众或者群氓，完全是社会瓦解与等级崩溃的产物。一个群氓社会只能通过暴力和奴役才可以组织起来。一个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伟大民族，在希特勒的带领下，“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几乎也一样”；所有人敬同一个礼，读同一本书，唱同一首歌……

　　极权主义就是“一架巨大的机器，根据最简单的原理制造，由一人之手引导……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使它随时运转，无论选择何种方向和速度”。阿伦特说，“斯大林花了30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代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正被‘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这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现代国家机器使其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被宣传机器抹黑成了“全民公敌”。

　　崔卫平是我所喜爱的知识分子，她是《哈维尔文集》的翻译者。她曾经讲到哈维尔的一段思想，令我对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中国式标语现象有所领悟。

　　捷克七七宪章运动的领袖哈维尔写过一篇文章，叫《无权者的权力》。一个捷克的蔬菜零售商在橱窗上挂了一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从一幅蔬菜商店的标语引申分析：零售商为什么要挂出这幅标语？他明白标语的意思吗？他真的对标语的内容感兴趣吗？

　　这种事在极权主义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零售商只是在领到上面发下来的蔬菜，同时也领到了标语，他只是顺手挂了出来。这么做只是表示他对权力的顺从。但是这种顺从不是直接表现的，如果直接叫零售商挂个标语：“我胆小怕事，因此最安份守己。”恐怕他倒不会容易答应了，因为有意识形态的包装，顺服倒体现了某种尊严，好像他也是某种洪流的一部分。

　　意识形态包装了整个社会，所有的事情都有另一套远离真实的说法，人们并不相信，但是假装相信。正是这种顺服，使得专制可以延续。正如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哈维尔指出，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十分不起眼的事情，恰恰构成了维持一个专制社会重要的技术关键。

　　哈维尔所发起的77宪章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反政治运动——他反对传统政治的阴暗和丑恶，比如欺骗、权谋和宫廷阴谋，因此被称为“反政治的政治”。哈维尔的意义在于恢复政治应有的正常道德要求，而坚决不相信人类必须生活在欺骗和暴力的恐怖和阴影之中。为此哈维尔心甘情愿地承担坐牢的代价，这是一种极其令人肃然起敬的“圣徒”精神。

　　又逢一个新年来临，让我们重温哈维尔在22年前的一段新年献词：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2011年12月18日，捷克前总统、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去世，享年76岁。他曾组织发起“七七宪章”，也曾因“颠覆共和国”而坐牢。1989年，布拉格街头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要求捷克民主化与和平移转政权。经过多党选举，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完成了和平民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