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沛璋曾经作为地下党员，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他担任副总编辑的《中国青年报》成为新中国各个时期引领舆论潮涌最具活力和火力的社会良心之一；他曾经为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而向最高领导人进言，他创办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政治评论杂志《东方》。这位以毕生的心血撼动中国专制之门的老人，钟沛璋，他见证了中国百年以来坎坷跌宕的历史风云，并在耄耋之年，仍怀有赤诚坦荡的胸怀和不灭的理想火焰。本期访谈，带您走进钟沛璋先生献身新闻事业的革命人生。
“家庭很困难，同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做亡国奴。”
《大师》：您能不能先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家庭成长环境？
钟沛璋：我父亲曾经在一个洋行做跑街，跑街是上海话，实际上就是推销员。把外国货拿到中国来推销，到街上一家一家去推销，上海人称为跑街。
我父亲也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但当时由于跑街，后来也不怎么管家里。我们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最早上小学是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办的小学，就在上海的弄堂里面。那时候学费还交不起，老师经常问谁没有交学费。
让没交学费的站起来，有时候还要站在凳子上面，由于家庭比较困难。我妈妈糊火柴盒子，我们弄堂里面专门有红帮裁缝，专门做西装的。上海有很多外国轮船会来，海员就在上海做西服，做西服的师傅叫红帮裁缝。他们都是宁波人，我妈妈为西服上“镇扣子”。
我大姐比我大四岁，她就一起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小时候比较苦。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了，发生了“一二八”日本人就在上海打起来了，我们逃难逃到乡下去。
妈妈带我逃到宁波去，宁波真还是我的故乡，我小时候待过很短的时间。就是逃难去的，那时候很小，差不多六岁去的。
在上海弄堂小学上学时印象很深的是老师告诉我们，日本人侵占我们中国。中国军队没放一枪就把东三省大好的祖国河山让日本人占领了。
当时有一个叫马占山的，他成为了抗日英雄，成为了抗日义勇军。记得我们教室前面就挂他的相片，戴着东北人那种呢帽子。我们老师告诉如果不抗日的话，就要做亡国奴了。
什么是亡国奴呢？当时印度都还没有成立国家，但却被英国人占领了。上海英租界还有一些人做英国警察的帮佣，叫红头阿三。就是头上包了红布的印度人，老师说如果不起来救亡的话，就会像红头阿三一样做亡国奴了。
老师说你看非洲那边也受到侵略了，意大利就侵占阿比西尼亚。但重要的是中国你不去救亡，就要成为亡国奴。这些我们从小就有很深的印象，家庭很困难，这是来自生活的压迫。
同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做亡国奴，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会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小学都会唱这个歌，印象很深。
“14岁参加抗日救亡地下工作，15岁入党。”
《大师》：1939年的时候您才读初二就入了党？这在当时算是个别现象吗？
钟沛璋：也不算太个别，一批同学，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要救亡了，所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只不过我比较突出一点。14岁参加的救亡运动，15岁入党的时候是初二。
《大师》：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左翼”思想在上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盛行的吧？你们当时有受到过影响吗？
钟沛璋：左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当时鲁迅去世的照片我们都看到了。
《大师》：那之后您参加的救亡，包括地下工作大概是什么情况？
钟沛璋：首先是做抗日的宣传。“八一三”淞沪抗战打上海的时候，中国军队牺牲很大。很多部队都撤退了，只剩了一个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里面守着。后来撤退到租界胶州路的胶州公园。
团长谢晋元带领战士天天做操。我就发动同学去慰问，后来那个团长被叛徒暗杀了，我们又发动同学去追悼。另外我们还组织唱革命歌曲，抗日歌曲。向同学介绍进步报刊，当时抗日刊物里面介绍，有延安抗大的招生广告。
延安的抗日少年叫“红小鬼”，我很想参加延安抗大，但是没法去。
朝着一个方向，1947年钟沛璋与陈敏在上海
“这是我们在上海掌握的党领导的第一个公开的广播电台。”
《大师》：那到后来创办中联广播电台，是您做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媒体工作吗？
钟沛璋：这会儿已经抗战胜利了，我还在交大念书。一面做党内工作，我就利用一部分时间来做党内的工作。那时候我弟弟在圣约翰大学念书，跟他的同学业余爱好做无线电。后来他们就在家里搞电台，还可以发射出去了。
组织上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当时抗战胜利之后，学生运动刚起来。我们就利用这个电台宣传一些进步的内容，也报道一些学生的活动。党组织也派了一些党员来参加，派来的广播员都是党员。广播员一个是大学生，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我的老伴陈敏，当时她还是初中生。
但是她也已经参加抗日斗争了，她是在日本人的电信局当工人，也是15岁。后来她被日本人开除了，因为她搞罢工。组织上就推荐她到我的电台来当广播员，我们的关系就在这时候建立起来了。后来了解，这是我们在上海掌握的党领导的第一个公开的广播电台。
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上海办起了好多商业电台，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我父亲跟他的朋友拉了一些投资人一起办了这个电台，因为办电台上面还是要有一些背景的。
就以国民党上海文化委员会的名义办的，招牌叫中联广播电台。国民党就派人打进来查我们的情况，监视我们的情况。我们在当时电台曾任经理的党员同志都很机灵，国民党无法查到我们什么情况。解放之后把我们电台封了，这是我们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公开的广播电台，只是时间比较短。
“利用国民党报纸来传播三大战役的真相。”
《大师》：之后你是去了东南日报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钟沛璋：做这个电台的同时我就在上海办起了《学生报》，第一个发行的报头就是我写的“学生报”三个字。
但是组织上后来决定让我办杂志，《学生报》没有什么刊号，是半公开发行的，属于半公开半秘密的。《青年知识》杂志抗战期间在重庆申请以进步教授名义办的。
抗战胜利之后就把这个刊号转移到上海来了，可以放在报摊上卖了。党组织把刊号接过来，让我来主编《青年知识》杂志，我主要做这个杂志。《青年知识》杂志主要内容也是宣传学生运动，也讲一些国际国内的形势，是综合性的刊物，但主要是讲学生运动的。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青年知识》的影响和发行量越来越火。国民党就查封上海所有的进步报刊，我们发行主要通过报摊、书报社来推销和发行，先把刊物发给他到时候跟他结帐算钱。
电台停了以后，我弟弟一面仍在圣约翰大学念书，一面就帮杂志做发行。一次他就骑自行车到报摊上去结帐，国民党已经盯上这个摊位了，说他们来结帐的时候你要把他扣住。那个老板看我弟弟去了之后，就去打电话，我弟弟看苗头不对就跑了。但是那个老板就把自行车牌号记下来了，通过牌号就查到我家里来了。
查到我家里要搜查，我就转移出去了。陈敏的父亲就在开始在杭州边上笕桥的一个小学当校长，我在那里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来组织上就把我转移到杭州搞地下工作，就成立了杭州工作委员会。主要是领导学生运动，领导杭州以及金华地区的大学，我就作为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管宣传。
那时候在杭州正好看到国民党办的《东南日报》招聘记者和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为了取得合法的社会身份，我就应聘到《东南日报》资料室工作。
在资料室当时做一周的情况介绍，其中要写一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正好三大战役正在进行，我在报纸上就写了一周军事述评。利用国民党通信的电讯和外国电讯，尽量少用主观的语言，来透露解放战争的实况。因为刚才说了上海的一些进步报刊都停了，所以大家很想知道战局真相。
我就把这些情况通过外国电讯跟中央通讯社的电讯拼凑起来透露战局真相，当时的标题还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因为报纸还是国民党的报纸，所以叫“挥泪别东北”，意思是东北已经解放了，国民党也逃跑了。当时就用这样的标题来反映东北的情况，这样我连续写了许多篇这样的军事述评，很受读者欢迎。
“利用国民党的广播来做我们的革命宣传。”
《大师》：等于当时在《东南日报》那会儿是利用国民党报刊的平台，其实你在里面也是传达着你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吗？
钟沛璋：对，利用国民党报纸来传播三大战役的真相，办法就是用外国电讯跟国民党电讯把它串起来透露信息，所以很受欢迎。
当时形势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利，报社还有一个收音室。有比较高级的收音机，可以收听外国电台跟延安广播、新华社广播，我经常去看看。
当时有管收音室的人，就是后来写武侠小说的查良镛，查良镛当时就是管这个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走了，回家去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总编辑说我去收音室，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很好的收音机。有一次就收到新华社广播的一个消息，我就告诉总编辑了，总编辑当时已经倾向于我们了，他说你发吧。
我每天合法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很有利于指导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但是每周军事述评，因担心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组织上决定我不要再写。
“为帮父亲做药厂我学了化工，最后却放弃了化工专业出去搞宣传。”
《大师》：那做电台也好，做报纸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做地下工作的一部分吗？您当时有立志于说以后就要做新闻宣传这一块？
钟沛璋：没有，后来因为我父亲从跑街做了洋行的中国经理，当买办了，后来就自己开了华行，开中国人自己的外贸商行了。当时他做西药生意做的比较多，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小的药厂。我觉得父亲做这个工作，我该学化学、化工，当时想的是帮父亲做这个，所以才学了化工。化工主要是在中央大学上大学时念的，后来抗战胜利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工，念了三四年的化工。
党内让我做的工作是学生运动，学生工作主要是搞宣传，所以有关化工方面的工作一天都没做过。利用大学生身份在学校里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主要就是做党内宣传。所以我是放弃了化工这个专业，专门学的化工，却出去搞宣传，而且在解放前地下的时候又搞电台，又搞杂志、报纸，每天都做学生运动。
解放之后又办起了第一家青年报，在上海办的。所以自己要搞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是青年工作。
2000年钟沛璋遭遇严重车祸后康复
“报道应该是客观的，你们干嘛叫宣传呢？”
《大师》：您刚才也说了那时候都是做宣传，没有舆论监督这一块吧？
钟沛璋：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做工作，我们是批评国民党、揭露国民党的。解放之后党内主要是宣传，所以把报纸作为宣传的工作来做。
所以后来我在上海办的第一个青年报，一方面宣传抗美援朝等工作，这是根据党的指示来做的，宣传一些青年劳模，搞建设等工作。
《大师》：那您是到什么时候意识到新闻和宣传，它们是有差别的？
钟沛璋：开始还不大明白，外国媒体专门采访我，问我为什么叫宣传。报道应该是客观的，你们干嘛叫宣传呢？我也觉得这是个矛盾。
过去都是根据党的意图来进行宣传的，到后来感觉到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应该揭露，应该批评。慢慢就感觉到新闻应该重视社会力量，应该有社会来监督和批评。它应该是客观的，是站在人民这边来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
《大师》：是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慢慢觉得新闻跟宣传的区别？
钟沛璋：在实践当中会碰到这种情况。
“舆论监督是我们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开始的。”
《大师》：您在上海办青年报待了多久？好像很快因为一篇报道被胡耀邦发现，把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钟沛璋：对，一方面是大区撤销，本来是华东局管的，撤销了有好多干部都调到北京来了。也正是这个时候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这个文章在《青年报》发表了之后被《人民日报》转载了，胡耀邦看见了觉得很不错，就把我调北京去当副总编。
《大师》：您过来以后一手创办了《辣椒》副刊？
钟沛璋：对，当时我管理论宣传跟文教宣传，理论、文教、副刊都是我管的。当时我们觉得对社会的不良现象应该批评，所以舆论监督是我们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开始的。这个辣椒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辣，但对身体还是有利的，都是善意的批评。主要是揭露一些社会的不良现象，从这儿开始。
《大师》：那时候有哪些社会风气您觉得不太好？
钟沛璋：那个时候有官僚主义，也有贪污、腐败、多吃多占。青年里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像当时的阿飞。当时说的批评都归结于资产阶级，主要批评资产阶级的不良作风。浮躁的青年，官员搞特殊化。当时叫副刊，因为像这种批评性、讽刺性的刊物，在大报纸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首创了这个东西，很受欢迎，反响比较好。
“‘反右’的时候，我还是‘反右’宣传的领导。后来怎么把我弄上的呢？”
《大师》：后来您是因为哪些“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的？
钟沛璋：我从来没发表过反党言论，当时在“反右”的时候，根据党的指示我还在主持“反右”宣传呢。当时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漫天漫地都在揭露矛盾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批评。
所谓大民主，我觉得不太好，应该有领导进行批评。所以我回来就跟胡耀邦反映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应该是有领导的，胡耀邦当时没表态。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内部指示叫“引蛇出洞”，引蛇出洞实际上是阴谋，但毛泽东造了个词，说是阳谋。
“反右”是很复杂的情况，那时候林希翎看到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跟胡耀邦的秘书当时谈恋爱，所以当时胡耀邦秘书就把内部的东西给他看了。这个事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有很大的震动，林希翎在学校演讲，讲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揭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情况，大家听了很震动，很受欢迎。
当时我还写社论，批判林希翎的《党爱护青年，但不怜悯害群之马》。当时我们的社长总编张黎群第一时间开座谈会，让大家发言。他也有个发言，就是说报纸不能作为传声筒、布告板，应该有自己的声音。等到“反右”一来，这就变成一个反党宣传了。
当时张的处境很困难，但是他是四川人，邓小平对他也比较了解，他也是老党员了，所以想保护他。让他写检讨，他一时转不过弯，检讨写不出来，所以我帮他写了一篇检讨，《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这样才过关了。
所以“反右”的时候，我还是“反右”宣传的领导。发表过一些文章，批评林希翎，以及帮张黎群写检讨。所以“反右”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反党言论，后来怎么把我弄上的呢？
“反右”是在1957年，1956年的时候召开团代表大会，当时1956年形势很好，要进行改革。当时青年团那边也商量怎么改进青年团，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 青年团不能躺在党的怀抱里面，应该有自己独立活动”。所以我们强调青年应该独立活动，应该青年化。
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以及我们报刊的主要领导，研究团代表会报告。我有个发言，就是要发挥青年的冲劲作用，对坏的现象应该要批评。
这是在1957年之前，“反右”本来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大鸣大放期间我还在领导“反右”宣传。
到1958年，“反右”已经结束了，1957年8月份的时候，党中央刘澜涛管工青妇的。他就要工青妇检查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召开会议。团那时候也开团的三中全会，我也是团中央委员，在这个会上当时也有好几个人发言。项南（后任福建省委书记）、梁步庭（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他们是团中央的书记，都受了批评。把他们撤掉了，把我打成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当时我被下放到山东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去那边劳动。
《大师》：大饥荒那三年您在山东农村那边度过的？
钟沛璋：对，直到1961年才摘帽回到中青，我本来副总编，把我的职务都撤掉了，叫我办副刊。后来报社成立了个知识部，我又当知识部主任。
当时胡耀邦对我很了解。我们被打成了右派，像项南、梁步庭书记都受了冲击。后来反右又打了这么多右派，很想让我们重新入党。但是当时又没有这个先例，也没办成。就是这么个情况。
“经过文化大革命，什么马列主义大家都不相信了，产生了信念危机。”
《大师》：那几年副刊是不是还是延续了批评报道、舆论监督？
钟沛璋：没有了，真正批评监督在改革开放之后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青年报》首先要为四五平反，纪念周总理。实际上就针对了四人帮，这个革命运动也被称为是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右派也改正了，得到了平反，那我就回到《中国青年报》了。
回到《中国青年报》首先应该为四五运动平反，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后来《人民日报》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两篇东西出了一个合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比较大。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青年对什么马列主义、共产党大家都不相信了，产生了信念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良之风都起来了。
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付的钱连一碗汤钱都不够。当时青年厨师对这个现象不满意，向中纪委反映，中纪委肯定了这个事情，就批评商业部长占便宜吃饭，这个不良之风不好。我们得知消息就派记者专门采访揭露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个小饭馆里面的“店小二”厨师来批评中央的大部长，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本来很多青年觉得看破红尘了，不相信党了，（看到这个报道）敢于说真话了，反映很大。但是也有人，当时跟王磊一起吃客饭的领导，就是李瑞环，当时他是团中央的领导，觉得怎么能够批评呢？怎么能告领导呢？你们谁同意批评他的？
我当时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大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我们党内一种新的风气，我们不是要把王磊部长批倒、打倒，我们是挽救他。他检讨了，付了钱了，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党的威信也高，群众关系也好了，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写了一大篇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影响很大的。
“要搞民主宪政首先就是要有说话的权力，要开放舆论。”
钟沛璋：当时这个情况，其实是一阵风刮过去完了就是这样。到现在三十年之后，一个县里面批评一个县太爷，批评一个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可以派警车到北京来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