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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沛璋: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已有 2000 次阅读2011-12-17 11:44 |系统分类:杂谈分享到微信

钟沛璋: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钟沛璋曾经作为地下党员,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他担任副总编辑的《中国青年报》成为新中国各个时期引领舆论潮涌最具活力和火力的社会良心之一;他曾经为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而向最高领导人进言,他创办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政治评论杂志《东方》。这位以毕生的心血撼动中国专制之门的老人,钟沛璋,他见证了中国百年以来坎坷跌宕的历史风云,并在耄耋之年,仍怀有赤诚坦荡的胸怀和不灭的理想火焰。本期访谈,带您走进钟沛璋先生献身新闻事业的革命人生。


  “家庭很困难,同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做亡国奴。”


  《大师》:您能不能先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家庭成长环境?


  钟沛璋:我父亲曾经在一个洋行做跑街,跑街是上海话,实际上就是推销员。把外国货拿到中国来推销,到街上一家一家去推销,上海人称为跑街。


  我父亲也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但当时由于跑街,后来也不怎么管家里。我们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最早上小学是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办的小学,就在上海的弄堂里面。那时候学费还交不起,老师经常问谁没有交学费。


  让没交学费的站起来,有时候还要站在凳子上面,由于家庭比较困难。我妈妈糊火柴盒子,我们弄堂里面专门有红帮裁缝,专门做西装的。上海有很多外国轮船会来,海员就在上海做西服,做西服的师傅叫红帮裁缝。他们都是宁波人,我妈妈为西服上“镇扣子”。


  我大姐比我大四岁,她就一起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小时候比较苦。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了,发生了“一二八”日本人就在上海打起来了,我们逃难逃到乡下去。


  妈妈带我逃到宁波去,宁波真还是我的故乡,我小时候待过很短的时间。就是逃难去的,那时候很小,差不多六岁去的。


  在上海弄堂小学上学时印象很深的是老师告诉我们,日本人侵占我们中国。中国军队没放一枪就把东三省大好的祖国河山让日本人占领了。


  当时有一个叫马占山的,他成为了抗日英雄,成为了抗日义勇军。记得我们教室前面就挂他的相片,戴着东北人那种呢帽子。我们老师告诉如果不抗日的话,就要做亡国奴了。


  什么是亡国奴呢?当时印度都还没有成立国家,但却被英国人占领了。上海英租界还有一些人做英国警察的帮佣,叫红头阿三。就是头上包了红布的印度人,老师说如果不起来救亡的话,就会像红头阿三一样做亡国奴了。


  老师说你看非洲那边也受到侵略了,意大利就侵占阿比西尼亚。但重要的是中国你不去救亡,就要成为亡国奴。这些我们从小就有很深的印象,家庭很困难,这是来自生活的压迫。


  同时最大的威胁就是要做亡国奴,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学会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小学都会唱这个歌,印象很深。


  “14岁参加抗日救亡地下工作,15岁入党。”


  《大师》:1939年的时候您才读初二就入了党?这在当时算是个别现象吗?


  钟沛璋:也不算太个别,一批同学,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要救亡了,所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只不过我比较突出一点。14岁参加的救亡运动,15岁入党的时候是初二。


  《大师》: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左翼”思想在上海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盛行的吧?你们当时有受到过影响吗?


  钟沛璋:左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包括当时鲁迅去世的照片我们都看到了。


  《大师》:那之后您参加的救亡,包括地下工作大概是什么情况?


  钟沛璋:首先是做抗日的宣传。“八一三”淞沪抗战打上海的时候,中国军队牺牲很大。很多部队都撤退了,只剩了一个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里面守着。后来撤退到租界胶州路的胶州公园。


  团长谢晋元带领战士天天做操。我就发动同学去慰问,后来那个团长被叛徒暗杀了,我们又发动同学去追悼。另外我们还组织唱革命歌曲,抗日歌曲。向同学介绍进步报刊,当时抗日刊物里面介绍,有延安抗大的招生广告。


  延安的抗日少年叫“红小鬼”,我很想参加延安抗大,但是没法去。

 

钟沛璋1947年在上海
朝着一个方向,1947年钟沛璋与陈敏在上海


  “这是我们在上海掌握的党领导的第一个公开的广播电台。”


  《大师》:那到后来创办中联广播电台,是您做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媒体工作吗?


  钟沛璋:这会儿已经抗战胜利了,我还在交大念书。一面做党内工作,我就利用一部分时间来做党内的工作。那时候我弟弟在圣约翰大学念书,跟他的同学业余爱好做无线电。后来他们就在家里搞电台,还可以发射出去了。


  组织上觉得这是可以利用的,当时抗战胜利之后,学生运动刚起来。我们就利用这个电台宣传一些进步的内容,也报道一些学生的活动。党组织也派了一些党员来参加,派来的广播员都是党员。广播员一个是大学生,一个就是后来成为我的老伴陈敏,当时她还是初中生。


  但是她也已经参加抗日斗争了,她是在日本人的电信局当工人,也是15岁。后来她被日本人开除了,因为她搞罢工。组织上就推荐她到我的电台来当广播员,我们的关系就在这时候建立起来了。后来了解,这是我们在上海掌握的党领导的第一个公开的广播电台。


  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上海办起了好多商业电台,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机会。我父亲跟他的朋友拉了一些投资人一起办了这个电台,因为办电台上面还是要有一些背景的。


  就以国民党上海文化委员会的名义办的,招牌叫中联广播电台。国民党就派人打进来查我们的情况,监视我们的情况。我们在当时电台曾任经理的党员同志都很机灵,国民党无法查到我们什么情况。解放之后把我们电台封了,这是我们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公开的广播电台,只是时间比较短。


  “利用国民党报纸来传播三大战役的真相。”


  《大师》:之后你是去了东南日报的资料室当资料员?


  钟沛璋:做这个电台的同时我就在上海办起了《学生报》,第一个发行的报头就是我写的“学生报”三个字。


  但是组织上后来决定让我办杂志,《学生报》没有什么刊号,是半公开发行的,属于半公开半秘密的。《青年知识》杂志抗战期间在重庆申请以进步教授名义办的。


  抗战胜利之后就把这个刊号转移到上海来了,可以放在报摊上卖了。党组织把刊号接过来,让我来主编《青年知识》杂志,我主要做这个杂志。《青年知识》杂志主要内容也是宣传学生运动,也讲一些国际国内的形势,是综合性的刊物,但主要是讲学生运动的。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青年知识》的影响和发行量越来越火。国民党就查封上海所有的进步报刊,我们发行主要通过报摊、书报社来推销和发行,先把刊物发给他到时候跟他结帐算钱。


  电台停了以后,我弟弟一面仍在圣约翰大学念书,一面就帮杂志做发行。一次他就骑自行车到报摊上去结帐,国民党已经盯上这个摊位了,说他们来结帐的时候你要把他扣住。那个老板看我弟弟去了之后,就去打电话,我弟弟看苗头不对就跑了。但是那个老板就把自行车牌号记下来了,通过牌号就查到我家里来了。


  查到我家里要搜查,我就转移出去了。陈敏的父亲就在开始在杭州边上笕桥的一个小学当校长,我在那里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来组织上就把我转移到杭州搞地下工作,就成立了杭州工作委员会。主要是领导学生运动,领导杭州以及金华地区的大学,我就作为工作委员会的副书记管宣传。


  那时候在杭州正好看到国民党办的《东南日报》招聘记者和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为了取得合法的社会身份,我就应聘到《东南日报》资料室工作。


  在资料室当时做一周的情况介绍,其中要写一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正好三大战役正在进行,我在报纸上就写了一周军事述评。利用国民党通信的电讯和外国电讯,尽量少用主观的语言,来透露解放战争的实况。因为刚才说了上海的一些进步报刊都停了,所以大家很想知道战局真相。


  我就把这些情况通过外国电讯跟中央通讯社的电讯拼凑起来透露战局真相,当时的标题还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因为报纸还是国民党的报纸,所以叫“挥泪别东北”,意思是东北已经解放了,国民党也逃跑了。当时就用这样的标题来反映东北的情况,这样我连续写了许多篇这样的军事述评,很受读者欢迎。


  “利用国民党的广播来做我们的革命宣传。”


  《大师》:等于当时在《东南日报》那会儿是利用国民党报刊的平台,其实你在里面也是传达着你想要传达的信息是吗?


  钟沛璋:对,利用国民党报纸来传播三大战役的真相,办法就是用外国电讯跟国民党电讯把它串起来透露信息,所以很受欢迎。


  当时形势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利,报社还有一个收音室。有比较高级的收音机,可以收听外国电台跟延安广播、新华社广播,我经常去看看。


  当时有管收音室的人,就是后来写武侠小说的查良镛,查良镛当时就是管这个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走了,回家去了。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总编辑说我去收音室,因为我知道那里有很好的收音机。有一次就收到新华社广播的一个消息,我就告诉总编辑了,总编辑当时已经倾向于我们了,他说你发吧。


  我每天合法地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很有利于指导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但是每周军事述评,因担心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组织上决定我不要再写。


  “为帮父亲做药厂我学了化工,最后却放弃了化工专业出去搞宣传。”


  《大师》:那做电台也好,做报纸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做地下工作的一部分吗?您当时有立志于说以后就要做新闻宣传这一块?


  钟沛璋:没有,后来因为我父亲从跑街做了洋行的中国经理,当买办了,后来就自己开了华行,开中国人自己的外贸商行了。当时他做西药生意做的比较多,后来自己就搞了一个小的药厂。我觉得父亲做这个工作,我该学化学、化工,当时想的是帮父亲做这个,所以才学了化工。化工主要是在中央大学上大学时念的,后来抗战胜利之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化工,念了三四年的化工。


  党内让我做的工作是学生运动,学生工作主要是搞宣传,所以有关化工方面的工作一天都没做过。利用大学生身份在学校里做发展党员的工作,主要就是做党内宣传。所以我是放弃了化工这个专业,专门学的化工,却出去搞宣传,而且在解放前地下的时候又搞电台,又搞杂志、报纸,每天都做学生运动。


  解放之后又办起了第一家青年报,在上海办的。所以自己要搞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是青年工作。

钟沛璋:一辈子 两件事

2000年钟沛璋遭遇严重车祸后康复


  “报道应该是客观的,你们干嘛叫宣传呢?”


  《大师》:您刚才也说了那时候都是做宣传,没有舆论监督这一块吧?


  钟沛璋: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做工作,我们是批评国民党、揭露国民党的。解放之后党内主要是宣传,所以把报纸作为宣传的工作来做。


  所以后来我在上海办的第一个青年报,一方面宣传抗美援朝等工作,这是根据党的指示来做的,宣传一些青年劳模,搞建设等工作。


  《大师》:那您是到什么时候意识到新闻和宣传,它们是有差别的?


  钟沛璋:开始还不大明白,外国媒体专门采访我,问我为什么叫宣传。报道应该是客观的,你们干嘛叫宣传呢?我也觉得这是个矛盾。


  过去都是根据党的意图来进行宣传的,到后来感觉到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应该揭露,应该批评。慢慢就感觉到新闻应该重视社会力量,应该有社会来监督和批评。它应该是客观的,是站在人民这边来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


  《大师》:是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慢慢觉得新闻跟宣传的区别?


  钟沛璋:在实践当中会碰到这种情况。


  “舆论监督是我们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开始的。”


  《大师》:您在上海办青年报待了多久?好像很快因为一篇报道被胡耀邦发现,把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


  钟沛璋:对,一方面是大区撤销,本来是华东局管的,撤销了有好多干部都调到北京来了。也正是这个时候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这个文章在《青年报》发表了之后被《人民日报》转载了,胡耀邦看见了觉得很不错,就把我调北京去当副总编。


  《大师》:您过来以后一手创办了《辣椒》副刊?


  钟沛璋:对,当时我管理论宣传跟文教宣传,理论、文教、副刊都是我管的。当时我们觉得对社会的不良现象应该批评,所以舆论监督是我们从批评社会的不良现象开始的。这个辣椒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辣,但对身体还是有利的,都是善意的批评。主要是揭露一些社会的不良现象,从这儿开始。


  《大师》:那时候有哪些社会风气您觉得不太好?


  钟沛璋:那个时候有官僚主义,也有贪污、腐败、多吃多占。青年里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像当时的阿飞。当时说的批评都归结于资产阶级,主要批评资产阶级的不良作风。浮躁的青年,官员搞特殊化。当时叫副刊,因为像这种批评性、讽刺性的刊物,在大报纸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首创了这个东西,很受欢迎,反响比较好。


  “‘反右’的时候,我还是‘反右’宣传的领导。后来怎么把我弄上的呢?”


  《大师》:后来您是因为哪些“反党言论”被打成“右派”的?


  钟沛璋:我从来没发表过反党言论,当时在“反右”的时候,根据党的指示我还在主持“反右”宣传呢。当时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看到各种各样的批评,漫天漫地都在揭露矛盾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批评。


  所谓大民主,我觉得不太好,应该有领导进行批评。所以我回来就跟胡耀邦反映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应该是有领导的,胡耀邦当时没表态。实际上他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内部指示叫“引蛇出洞”,引蛇出洞实际上是阴谋,但毛泽东造了个词,说是阳谋。


  “反右”是很复杂的情况,那时候林希翎看到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跟胡耀邦的秘书当时谈恋爱,所以当时胡耀邦秘书就把内部的东西给他看了。这个事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有很大的震动,林希翎在学校演讲,讲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揭露了我们党内的一些情况,大家听了很震动,很受欢迎。


  当时我还写社论,批判林希翎的《党爱护青年,但不怜悯害群之马》。当时我们的社长总编张黎群第一时间开座谈会,让大家发言。他也有个发言,就是说报纸不能作为传声筒、布告板,应该有自己的声音。等到“反右”一来,这就变成一个反党宣传了。


  当时张的处境很困难,但是他是四川人,邓小平对他也比较了解,他也是老党员了,所以想保护他。让他写检讨,他一时转不过弯,检讨写不出来,所以我帮他写了一篇检讨,《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这样才过关了。


  所以“反右”的时候,我还是“反右”宣传的领导。发表过一些文章,批评林希翎,以及帮张黎群写检讨。所以“反右”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什么反党言论,后来怎么把我弄上的呢?


  “反右”是在1957年,1956年的时候召开团代表大会,当时1956年形势很好,要进行改革。当时青年团那边也商量怎么改进青年团,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 青年团不能躺在党的怀抱里面,应该有自己独立活动”。所以我们强调青年应该独立活动,应该青年化。


  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以及我们报刊的主要领导,研究团代表会报告。我有个发言,就是要发挥青年的冲劲作用,对坏的现象应该要批评。


  这是在1957年之前,“反右”本来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大鸣大放期间我还在领导“反右”宣传。


  到1958年,“反右”已经结束了,1957年8月份的时候,党中央刘澜涛管工青妇的。他就要工青妇检查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召开会议。团那时候也开团的三中全会,我也是团中央委员,在这个会上当时也有好几个人发言。项南(后任福建省委书记)、梁步庭(后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他们是团中央的书记,都受了批评。把他们撤掉了,把我打成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当时我被下放到山东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去那边劳动。


  《大师》:大饥荒那三年您在山东农村那边度过的?


  钟沛璋:对,直到1961年才摘帽回到中青,我本来副总编,把我的职务都撤掉了,叫我办副刊。后来报社成立了个知识部,我又当知识部主任。


  当时胡耀邦对我很了解。我们被打成了右派,像项南、梁步庭书记都受了冲击。后来反右又打了这么多右派,很想让我们重新入党。但是当时又没有这个先例,也没办成。就是这么个情况。


  “经过文化大革命,什么马列主义大家都不相信了,产生了信念危机。”


  《大师》:那几年副刊是不是还是延续了批评报道、舆论监督?


  钟沛璋:没有了,真正批评监督在改革开放之后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青年报》首先要为四五平反,纪念周总理。实际上就针对了四人帮,这个革命运动也被称为是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右派也改正了,得到了平反,那我就回到《中国青年报》了。


  回到《中国青年报》首先应该为四五运动平反,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章,《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后来《人民日报》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两篇东西出了一个合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影响比较大。


  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青年对什么马列主义、共产党大家都不相信了,产生了信念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良之风都起来了。


  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付的钱连一碗汤钱都不够。当时青年厨师对这个现象不满意,向中纪委反映,中纪委肯定了这个事情,就批评商业部长占便宜吃饭,这个不良之风不好。我们得知消息就派记者专门采访揭露这个事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个小饭馆里面的“店小二”厨师来批评中央的大部长,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本来很多青年觉得看破红尘了,不相信党了,(看到这个报道)敢于说真话了,反映很大。但是也有人,当时跟王磊一起吃客饭的领导,就是李瑞环,当时他是团中央的领导,觉得怎么能够批评呢?怎么能告领导呢?你们谁同意批评他的?


  我当时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大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这是我们党内一种新的风气,我们不是要把王磊部长批倒、打倒,我们是挽救他。他检讨了,付了钱了,他的威信就更高了,党的威信也高,群众关系也好了,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写了一大篇文章。《开一代民主新风》影响很大的。


  “要搞民主宪政首先就是要有说话的权力,要开放舆论。”


  钟沛璋:当时这个情况,其实是一阵风刮过去完了就是这样。到现在三十年之后,一个县里面批评一个县太爷,批评一个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可以派警车到北京来抓人。

  所以我又继续通过媒体发表一些文章来批评这个事情。这样我们逐步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有舆论监督,政府官员必须由人民来监督他,慢慢形成这种思想。


  要搞民主宪政首先就是要有说话的权力。


  我原来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认识到了舆论应该掌握在人民手里面。人民有权力监督政府官员。所以我们要搞民主宪政,首先要开放舆论。但是这个任务我觉得还是很艰巨,尽管我们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主要是跟我们的经济、世界全球化结合起来了。我们加入到世贸组织,我们经济发展得很快,但是政治改革滞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以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就是权力跟资本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把财富拿到他们的手里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有舆论监督才行,反腐败反了这么多次了,撤了这么多官员。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决定实行。公费花钱吃喝嫖赌都报销,这种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没有舆论监督就不行。


  所以必须要有民主宪政,我跟江泽民一席谈的时候,也谈到民主宪政问题。谈到希望改天换地必须要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第一步就是要开放舆论,人民要有说话的权利,要有监督官员的权利。


  我们这里的宣传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谓中国模式、中国优势、中国特点。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专制的体制,从秦始皇开始,他也办大事,建万里长城这样子。万里长城上死多少人,孟姜女哭长城,传了这么多年。


  现在我们集中办大事,办了很多好事,风光的事儿。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高速铁路就是这样,亏损了这么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不提政治改革了,慢慢就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大师》:您说陈爱武当年批评王磊这个事情,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当时的80年代初就是有一种很自由的思想空气和批评的氛围在里面?为什么三十多年前,像您刚才说的,一个店小二能够告倒一个大部长,但是三十多年之后,这个事情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钟沛璋:政治改革滞后,1989年发生过政治风波,当时学生游行,打的大标语“妈妈我们没有错”,把示威的对立面称为“妈妈”,这是全世界没有的这种情况。


  抗议游行的对象,把抗议游行的对象看成是妈妈,看成是自己的母亲,我是对母亲提提意见,我们提提意见没错,妈妈我没有错。但是就触犯了邓小平。当时也有人打着标语就是“反对垂帘听政”。胡耀邦、赵紫阳就不能做主,有邓小平垂帘听政,这就触犯了邓小平。


  之后他就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事情了。其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早就说了,经济改革能不能成功,最后要看政治改革能不能成功,早就说了这个话的。


  但是1989年之后呢,他看到人民矛头对准他了,他就不提政治改革了,慢慢就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少数人窃取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些医疗、上学、住房成为“三座大山”,看病、上学,学费是全世界最高的。


  “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期间,推动了传媒改革。”


  《大师》:权贵资本主义其实是影响到民生的方方面面。咱们再聊一下您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那段经历,因为那是您从一个媒体从业者,转到一个管理者的角色上。


  钟沛璋:是啊。


  《大师》:当时是有很多个选项的,可以去《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胡耀邦拍板让您去中宣部新闻局,他对您是有什么样的寄望呢?


  钟沛璋:曾经叫我去《红旗》杂志,邓力群一直在管《红旗》,我了解到邓力群另外派他的亲信去的。所以我就不想去,后来我提出来几个方面,我说到新闻局吧,胡耀邦同意了我去新闻局。就是这样。


  《大师》:您在任五年是以推动新闻改革作为一个工作重点?


  钟沛璋:到了新闻局之后,一个是我推动了宣传,要进行传媒改革,胡耀邦做了报告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我来推动传媒改革。新闻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应该把党政分开。


  当时,新闻局管的事情很多,比如审批报纸,哪个报纸能否出版、新闻纸张的分配,都要新闻局去管。党应该管宣传,应该管当前指导思想,这些觉得不应该管。特别是还有一些具体事儿,像报纸、新闻纸的分配,都要党政宣传部新闻局来管这个事儿,那不行。


  我提出了应该恢复新闻出版署,解放初期有新闻出版署,管行政的。宣传部就应该管思想,这是一个方面的工作。后来新闻出版署恢复起来了,把党政分开了。


  还有一个就是党报应该怎么办,要搞批评,要搞舆论监督,要讲新闻真实性,不能搞虚假宣传。要有舆论的独立权利,当时黑龙江召开了一次报社总编辑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还专门讲了一篇话,这篇话就成了我的“毕业论文”了,当时我就要离开新闻局了。


  当时宣传部副部长滕藤,开会也去了。他当时也说了一句“总编辑应该有独立决定报纸发表的权利”。这么一发表,新华社就把这个播了,播了之后马上有反应了。党委管什么呢?就是报纸不能独立。


  所以说我在新闻局做的工作,就是推动了胡耀邦提出的、进行全面改革的意见,也推动了党政分开。宣传了舆论要独立,舆论监督成为力量。所以在新闻局几年也做了很多工作。


  “你要宣传真理,你要讲真话,但是你要立足于真实。”


  《大师》:当时针对新闻真实性的大讨论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背景?为什么要组织这么一个大讨论?


  钟沛璋:当时“假大空”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四人帮”搞假宣传这种东西,造假连人头都可以换,过去这是为了政治利益宣传、造假,当时“四人帮”完全是骗人的宣传。


  我们强调内容真实,同时我们新闻队伍当中也有一些令人迷惑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报告文学”,以刘宾雁为代表,他就搞了很多批评。揭露社会的黑暗情况,揭露官员腐败的情况,大家很欢迎。那个时候,有大量冤假错案,大家要申诉。所以刘宾雁的批评很受欢迎。他每天收到的信,一麻袋、一麻袋的信。


  但是“报告”应该是真实的,新闻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文学”可以虚假的。一有批评,他的批评是针对机构,机构就会打官司。人家就告他的状。所以我跟刘宾雁也有争论。我就把他请到家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既然是报告还是应该真实,不要搞虚假,虚假搞得很被动,跟他争论。


  刘宾雁觉得我揭露这个现象,也是对党忠诚,所以他提出了“第二种忠诚”:批评和揭露是第二种忠诚。到底怎么样来搞好呢,应该坚持真实,“三真”嘛,真实、真话、真理。你要宣传真理,你要讲真话,但是你要立足于真实。所以我也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问题。


  “陈云反对搞《新闻法》,阻力很大,就没有搞起来。”


  《大师》:胡绩伟还写过文章回忆,推动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和厄运。《新闻法》的推动当时也是受朱厚泽和您的委托去推动这个《新闻法》是吗?


  钟沛璋:改革开放之后的《人民日报》在宣传真理的标准,揭露虚假现象,揭露左的现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那些左的思想的人,以邓力群、胡乔木为代表,非常恼火,后来把王若水赶掉了,把胡绩伟赶出《人民日报》去了。但是因为他资格比较老了,就到了人大。


  当时我就建议,他也非常关心《新闻法》,我建议由人大来担任《新闻法》起草,比较理直气壮,理比较顺。所以当时我推动了他来搞《新闻法》。


  《大师》:当时的氛围怎么样?


  钟沛璋:当时很困难。当时,陈云思想上认为,为什么还要《新闻法》呢?《新闻法》是解放前,我们利用国民党《新闻法》的空子来搞宣传的。现在我们干嘛要这个《新闻法》呢?所以他就反对。那个徐惟诚就积极宣传这个思想,不要搞《新闻法》。阻力很大,就没有搞起来。后来先搞《出版法》吧,这个《出版法》也没有搞。但是《新闻法》不是予人独立的法,而是给另一类人管理、控制的一个法,管“新闻不自由”的法。


  《大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新闻法》还是悬而未立。没有这个法的保护,舆论要开放、独立就没有一个保障?


  钟沛璋:没有法,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闻法》。我们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民主与法治,应该依法治国。所以蒋经国以前确实做了很大好事儿,开放了报禁、党禁,新闻也可以独立出来,可以作为一种舆论力量来监督。开放了党禁,人民有有不同的政党来竞争。


  《大师》:您对《新闻法》要立,觉得乐观吗?


  钟沛璋:我们只能是寄予很大希望了,到底怎么样,要看十八大到底怎么样。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一些改的苗头。


  “胡耀邦下台,朱厚泽、钟沛璋也都下台了”这么说是误会。


  《大师》:1985年您被派到香港新华社,背景是什么?


  钟沛璋:当时我已经六十几岁了,到了离休年龄了。但是你看我反右派耽误了二十多年了,觉得应该继续做点工作。所以跟中央提出来,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做点什么?当时朱厚泽当宣传部长,就派我到香港新华社去,作为一个研究员,唯一的高级研究员,去搞调查研究。研究香港的新闻情况,推动香港的新闻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


  香港媒体比较发达,当时做了很多研究,后来就引起媒体注意,认为我是代替许家屯。很多人来采访我。当时中央也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没有这个意识。当时因批“自由化”把胡耀邦批下来了。宣布部长朱厚泽也给撤掉了,说钟沛璋也给撤了。


  其实我是年龄到了,我到香港新华社,香港报纸头版通栏大标题“胡耀邦下台,朱厚泽、钟沛璋也都下台”了。其实我到香港是因为我要离休。


  “《东方》杂志是一个平台,凝聚了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


  钟沛璋:在香港待了一年,回来以后,在上海办的《民主与法制》杂志,那个时候发行量也比较大,我做了一点工作,但是时间比较短。后来东方文化研究会要我来办他的刊物,办《东方》杂志。我经过调查研究,觉得办一个杂志,给知识分子一个平台,可以选择一些宣传一些知识分子爱国的理念,改革的理念、思想,很好。所以我就接过来办《东方》杂志。《东方》杂志办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当时左的思想很多的,不允许你有不同的意见,经常受到警告。


  《大师》:当时您觉得搭档的人选还很费周折,您不是还得选编辑吗?


  钟沛璋:我曾经选了一些人,后来落实的时候选了李大同,他在反四人帮的时候,改革开放之后,他比较激进的,八九之后他也比较激进。后来在《中国青年报》被闲着了,这个时候他就看了很多书。我第一个请的是他。


  后来又组织了当时知识界的精英,组成了一个编审委员会,帮我出主意、审稿这样子。后来又选了朱正琳跟梁晓燕。朱正琳是学哲学的,他的书看得也比较多,文笔也比较好。梁晓燕是过去办《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思想比较活跃。请他们两个来。


  《大师》:当时的作者团队,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知识分子。您是怎么凝聚到这么多有影响里的知识分子。


  钟沛璋:首先我们这个杂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平台,是知识分子发表思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就凝聚了很多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也都发表了很多东西。


  有的人就在《东方》杂志出名的,著名的学者叫秦辉。他就是在我们这个杂志连续发表文章起来的,当时他还在陕西一个大学里,人家都不知道的。现在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学者。王小波也是在这儿,李慎之当然是他有他的天地,但也在我们这里发表过一些文章。


  “《东方》杂志尽管时间很短,但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师》:很多人评价说《东方》杂志是九十年代思想史上一件很大的事儿,虽然它只存在了三年。为什么当时会涌现出那么多民间性质的学人办刊,“九四学刊”现象?


  钟沛璋:傅国涌专门把《东方》杂志前后经过做了一个述评,把《东方》的情况做了一个介绍。当时的环境,需要有这么一个东西,当时起了这么一个作用。尽管时间很短,但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师》:纵向来看,九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氛围和八十年代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钟沛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况,八十年代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有很多反思。当时,整个思想还是没有好好解放,到九十年代就需要有新的理论建树。


  《大师》:但是1996年他们批判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是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泛滥”。这不是八十年的帽子吗?为什么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还拿这顶帽子扣呢?


  钟沛璋:这个帽子最好戴了。改革开放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形成权贵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做报告的时候,说归根到底还是要还富于民,还政于民。


  “希望他改天换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长治久安。”


  《大师》:当时为了这份杂志生存下来,您还给老同学江泽民写了很多信是吗?他都没有回应吗?


  钟沛璋:没有回应,江泽民他心里都有数,他不想动。我跟江泽民谈的时候,他就说拿纸来,他说记了十六张字了。现在的书记处书记叫他来听,他把王沪宁叫来听,王现任党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我向江泽民讲我们党怎么宣传批判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些言论,你看到过吗?他说,没有看到。我当时就把带去的一本言论集给他了。他都知道,但他不想进行改革。


  《大师》:一席谈主要谈的就是政治改革这一块吗?


  钟沛璋:说的就是希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本书里面写到希望他改天换地,就是要改变传统的专制主义,成为民主宪政,一席谈就是讲这个问题,只有民主宪政才能长治久安。


  《大师》:他认同您的这些理念吗?


  钟沛璋:当时他的态度是很好的,他记了十六张纸,叫王沪宁过来听。是否认同则要从后来实际行动来看。


  《大师》:其实在办杂志开始的时候,我看您提的对《东方》杂志的一点思考里面,您已经写到了要注意稳妥,善于保护自己。说明其实已经有这个意识了,为什么最后还是遭到了停刊整顿这样的结果呢?


  钟沛璋:稳妥不能不发言了啊,比如说文革,文革反思,文革这么多年了,30周年的时候,来进行文革反思的文章,完全必要的。但是掌权的觉得不行,这是头上的疮疤,不能碰的。所以上面就马上来查清,叫我们换稿子。刊物的封面没有叫换,结果刊物出来后,人家一看,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东方》杂志不是骗人吗?弄得很可悲的。这段经历我都写了。


  《大师》:晚年办杂志的这种经历,让你对媒介的生态环境是不是有更多感受?


  钟沛璋:是,另外梁晓燕,一位友好的美国人来拍八九的一个电视片,梁晓燕那时候一直在那里。她就讲真相,把真相说了一下。结果,安全部都来找我了。她怎么同意接受采访呢?我就保护梁晓燕。但只好在刊物上把梁晓燕的名字撤掉了,虽然没有名字了,她还继续编辑稿子。


  “要会打擦边球,要会跟上面打交道,很复杂的。”


  《大师》:《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曾经说过他觉得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您的观点是什么?


  钟沛璋:从容,杜导正现在做得还不错的,他还是比较乐观。小步走,不断前进,希望这样。《炎黄春秋》在困难中还是生存下来了。


  《东方》杂志停刊前发行量也在一直上升,却硬是把它停下来了。要会打擦边球,要会跟上面打交道,很复杂的。《东方》杂志没有什么广告收入,但是发行量达到一定数量,我们还是可达到收支平衡。


  “为新闻奋斗了一辈子,没有什么遗憾,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大师》:您说一辈子干过两件大事儿,一个就是干革命,一个就是做新闻。您做了电台、做了杂志、做了报纸,基本都做过了。您回头总结的话,您觉得圆满吗?自己还算满意吗?


  钟沛璋:觉得自己尽力了,奋斗了一辈子,没有遗憾,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现在状况是,首先中国的状况,体制问题,我少年时候就是靠救亡革命,要奋斗一个新中国。我们新中国就是这样的吗?必然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舆论环境,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松动。


  但是我尽了我的努力了。还是毛泽东说的“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看今天的人,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任务,我们看年轻一代,有不少很好的同志正在努力、正在奋斗,我也很高兴,非常欣慰,但是任务还很艰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我用孙中山这句话鼓励年轻人,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观来看中国。”


  《大师》:现在年轻一辈,他们会有两个困扰,一个也是像您说的,因为舆论的政策,还是收得很紧,还没有放开的意思。再一个大家会觉得媒体这个行业,他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觉得这个职业不够有尊严,然后又没有一个《新闻法》可以保护自身的保障。他们调侃自己是“新闻民工”。您觉得有没有什么鼓励后辈的话?


  钟沛璋:一代有一代的任务,中国革命的道路还是很长的,中国振兴起来的道路还是很长的,必然会遇到挫折。但是要看得远。今年辛亥革命100周年,重温了孙中山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他这个人奋斗了一辈子,他仍然不断继续革命。他的三民主义,他的对于我们的思想影响很大,是一笔思想财富。这句话总结了他一生的看法。应该用历史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所以今天重温他这句话还是很有意义。我用他这句话鼓励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看得远一点,用世界的眼光来看现在的状况,来完成自己的新一代的使命。


  《大师》:您现在看报纸,看哪些报纸杂志,看电视吗?


  钟沛璋:报纸杂志比较多,有好多送给我的,我老伴在《人民日报》也有给她的报纸,每天一大摞报纸,这是一个信息来源。另外一个是个人电脑,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来查网站。人家发给我,转给我的我也看一些,每天电脑也看。有一些朋友来访问,年轻的同志来,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得到很多信息。


  “希望年轻人敢于冲破现实情况,来造就自己。”


  《大师》:您写过一篇文章,有一段我觉得说得挺好,您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远远没有恢复应该有的状态。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钟沛璋:首先还是要自己解放自己,要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方面还是要继续。现在的环境很差,当官员的不接受贿赂已经很困难。我们当记者的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各方面的压力也都很大的。他也得养家糊口,要捧住自己的饭碗。在这当中如果没有历史责任感就会被压倒了。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当时是国民党、日本人控制着我们,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现在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冲出来,压力下面也会出人才。我还是希望年轻人敢于冲破这个情况,来造就自己。


来源: 腾讯-大师 | 来源日期:2011-12-15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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