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财政司长唐英年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恶搞，态度坦然而豁达，非如国内某些要人，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恼羞成怒，下令跨省追捕，把恶搞者抓之而后快的无赖表现，似乎值得嘉奖。然而认真说来，不过是表现出开明社会政治家之基本风范，实在不值得多言。英国左派女权运动家潘洁思（Christabel Pankhurst）就曾说：“不要向报纸或公众发脾气，是从政的第一规则（Never lose your temper with the Press or the public is a major rule of political life）。”英国下议院的右翼议员鲍华也有言：“从政者怨责传媒，正如一艘船的船长抱怨大海（For a politician to complain about the press is like a ship ’ s captain complaining about the sea）。”作为在前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坛浸染多年的唐英年，自然知道这种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不会犯下如此低级错误。更何况，民主自由社会之政治人物，必须时刻接受媒体、在野党、公众的监督、批评、制衡及审查，甚至于是调侃、嘲讽、谩骂，不但执政方式与策略会受到对手批评，就是私生活、婚外情、成长史，也逃不过扒粪者的仔细盘查，所以不乏有被媒体揭露问题而下台的倒霉鬼，如众所周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之水门事件，就是一例。

　　对政治人物的严防死打，似乎是自由民主国家的通行特征。罗素就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另外，还有政治常识的警醒：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出于对人性的理性思考而不会出于对某种主义的绝对自信与狂热偏执，民主国家都会进行司法、立法、行政的横向三权分立设制，并还在内阁与国会，中央与地方进行竖向权力分割，以保障不会出一人独大之独裁，一党独大之专制出现，而把社会与国家带入到黑暗时代。除此之外，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也在执行“无冕之王”的功能，通过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等形式，使各种观点、民意能进行公开表达、交流、辩论，让民众能在不同声音中思考对错利害，优劣高低，从而让民众在充分的知情权中可以自主选择，而非是让整个社会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思想，强制性地迫使人民进入到无权利、无自由的专制生活模式，以满足那一撮人出于对自身安全考虑而下达的伪“社会稳定”要求。

　　更何况，邱吉尔的名言“对领袖残酷，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征”实在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最好诠释。这意味着民众从对领袖的跪拜、磕头、服从、惶恐、感恩戴德、低三下四、涕泪交零、奉为神明、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主席万岁，领导英明之类，终于进化到可以说NO和草泥马，不再以领袖意志为生活准则，不再以领袖言论为表达尺度，而可以遵循自己真实想法而进行自由的生活。由此而来，貌似不可侵范的至高领袖权威，在民意面前，也得低下头来，乖乖接受舆论的批评与审察。比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每天早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反对者叫他去死。选举前极具人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现在也得焦头烂额地面对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抗议，更不用提已经被炮轰下台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

　　而与此相反的是，我们看到在某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生活过得实在是舒服。他们毋庸担心游行、抗议、不同言论，反对声音。事实上，据他们自己所发布的社会调查，这些政府领袖的支持率，一般都在或者至少都在60%以上。比如南美洲的政治强人查韦斯，支持率达63%；善长政治二人转的普京同志，支持率高达70%；创造出“盛世强国，纵做鬼也幸福”的中国政府，支持率高达93%；还有已经被推翻的萨达姆政权，支持率高达100%；另外还有在恶搞媒体《洋葱》里，支持率已急速上升到130%的朝鲜政府。而通常来说，在民主国家，支持率达到40%，领导人就要去教堂唱赞美诗了。所以两相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些高支持率国家，一个政府不要脸的程度，恰与他们的支持率成正比。

　　当然在这些高支持率国家，恶搞这种行为，一般都是绝迹的。人们连爱戴、拥护，表衷心，唱颂歌，颁奖章，授勋带都还来不及，那里还有空及有胆来进行这种“抹黑领导英明形象，恶毒攻击社会体制”的反革命行为？真真是不想要命了。不用怀疑，在这种非自由的主奴社会，人民群众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发生的，谁敢行之，必然以专政的铁拳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生活在此种国家，必须要学会遵从上意，依顺规范，听令当局，谨守本份，以官方政治术语表述，即是“政治正确”，民间通俗说法，则是装孙子，做奴才，趟若有越界之举，非份之言，一切不可想象的意外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其恐怖惊竦离奇，连狮门影业资深导演都拍不出。

　　而民主自由社会，绝无“政治正确”这种鬼话，相反却有“批判性公民”的说法。民众有权利对各种事物及社会现象表达看法，提出意见，并付诸于行动。无论褒贬讽赞，小题大做，吹毛求疵，口诛笔伐，当局都只能乖乖接受，默默承担。而不能动用公权来行私意，更不用说对言论者进行抓捕、殴打、关押、判刑等迫害。而要能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立法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保障，并把统治者关进牢笼，使之不得仗势伤人。有此两点前提，民众自然会有安全感，而社会也处于法治状态中。所以，不要说是对政治人物的恶搞现象从来是乐此不疲，屡见不鲜，就连明火直仗的人身攻击，也是随处可见，泛滥成灾，简直不值一提。

　　但政府不好过，人民才幸福，向来是生活的真谛。所以唐英年说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确然点到实质。因为言论有自由，创意才有想象；而创意有想象，产业才有发展；产业有发展，社会才有活力；社会有活力，国家才能进步；国家能进步，人民才会幸福。这种不言自喻简扼明要的政治生态链条，自然是到处设禁区，划红线，敏感词充斥，黑幕横行的社会所不懂的。他们所喜闻乐见的，是领导辛苦、团结在某某同志周围、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社会形式一片大好等洗脑式语言，以保持本身的绝对权力继续图谋私利，享受特权。所以，香港要想继续发展，保持东方之珠的璀璨光彩，必须守住自由的底线，不然，只是红色地图上的另一块沦陷地而已。不过就当下而言，香港这一弹丸之地，确实具有政治学及社会学上的比较意义，正如中港之间对待恶搞行为的态度，就高下立断，胜负决出——道理实在简单：当一个社会的民众连恶搞政客的自由都没有时，那么无疑是政客正在恶搞、乱搞、瞎搞我们，直到搞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