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要增强信心。下届政府要以改革的姿态高调向全国人民亮相。最近，关于“顶层设计”的讨论很多，大多数人赞成坚持十一届全会来的改革道路。二是可以做的事要尽量推进。胡锦涛主席不久前在APEC峰会上表示，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温总理也有类似表述。其实，这些事情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就做过，所谓“从源头上反腐败”，现在要努力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吴敬琏如是说。

　　11月28日，在无锡举行的第十四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大会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吴敬琏在发表演讲时发表了上述观点。

　　吴敬琏指出，去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陷入了两难困境。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经济增长是靠资源来拉动的。当这样一种增长方式遇到障碍时，就遇到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境地：如果继续松下去，资产泡沫就会到达临界点，房地产就可能崩盘，CPI也可能向恶性通胀的方向发展，所以，必须紧，但是，过去的增长是靠钱堆起来的，如果紧了以后，增长的势头也就失去了。

　　那么，出路何在呢？吴敬琏说，从短期政策来说，货币当局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把局面维持住，争取喘息的时间，各级政府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这样，既不会爆发严重的通胀，也不至于“硬着陆”。

　　他回顾说，“九五”计划就提出了“两个转变”，一是经济增长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一个是体制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九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比较好，正好是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后，两个转变是结合起来推进的。“十五”规划执行得就不太理想。期间，正逢城市化加速，政府有一个重要资源拿在手里，就是土地。各级政府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再配上信贷资源，来营造GDP的高增长。许多地方的口号是“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增长模式就向旧的模式回归了，“十一五”规划制定得很好，但是，它有个缺点，体制改革讲得不够，因而，执行情况不理想。从去年开始，转方式抓得很紧，举办了不少学习班，取得不少进展，如广东，还有无锡。

　　那么，究竟什么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吴敬琏提示说，口号站住了，天天挂在嘴上，但“数典忘祖”的事经常发生。当初，苏联人提出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定义是明确的，从依靠投资拉动到依靠科技进步、效率提高上。我们必须明白从哪里转到哪里，有五个方面：从外需转到消费拉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到城市，制造业的产业链向两端延伸，发展服务业，用信息化改造传统制造业。这些方面是有内在逻辑的，比如，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就内在地包含提高他们的知识，从事更高技术含量工作的含义，但是，后来在执行中就淡忘了，只是简单地讲“农民工”。有些地方一讲发展服务业，就不要制造业，一讲发展新兴产业，就要取代传统产业。这些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转变发展方式。统计上也有问题，只统计独立的服务业产值。许多地方谈退出制造业，进军服务业。他前不久在财新峰会上提出，要注重制造业中的服务部分。此外，还有一个倾向值得重视，就是“政府主导调结构”，政府如何知道产业发展方向呢？他们只好向中央所提战略产业靠齐，结果导致高度同构化。

　　他说，有些地方有些领域的改革有一些可喜的进展，比如上海的增值税试点扩围，广东关于社会管理的改革。这些改革都会对改变增长方式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景现在还不确定，怎样争取向好，要靠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