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年多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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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XXX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1月15日 | 责任编辑：郑子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