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杀猪

 

　　我们生产队里的车把式颜子山，在四外八庄特别有名气。要说赶车的，没人知道，要说杀猪的，连小孩都知道。
　　从颜子山的长相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杀猪的。他大块头，大肚子，大嘴叉，一对大蛤蟆眼往外鼓着。就这副长相让人一看，马上就叫人想到《水浒》里屠夫镇关西。别看颜子山这么胖，他有严重的气管炎。他的嗓子里总像有把二胡在揉弦。他嗓子眼儿里的曲子，是地地道道的气管炎独奏曲。
　　我在农村赶牛车是跟颜子山学的。颜叔家住在村东头一块大的土岗上，他家是独门独院。整个院子被一片树林掩盖着。
　　从北门进去，往屋里走，有三十多米深树丛。树木很杂，有桑树，有香椿树，有樱桃树，有苹果树，有栗子树还有核桃树。走在树林掩映的小土路上，真有点曲经通幽处的感觉。
　　从南门进去，有五十米长的用方砖铺的小路，小路的两边是高粱秸架的菜畦。
　　菜畦里种着各式各样的蔬菜，有顶花戴刺的黄瓜，有鲜红的西红柿，有紫色的茄子，有成串的豆角，还有水灵灵碧绿的韭菜。菜畦的两侧是玉米秸编织的寨子，玉米秸上爬满了牵牛花，还有像老婆耳朵一样的扁豆角。夏天许多蝈蝈就在寨子上唱着好听的村歌。走进这座典型的农家小院，真有点采摘东篱下，隐居雅静的农舍画意之美的感觉。
　　正房两侧是东西厢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房东屋是颜子山和老伴的屋。屋里摆的大柒家具，都是实木的，彰显出古香古色的质地。颜子山说，这些家具是土改时从地主家分来的。西屋是两个儿子的。
　　颜叔有三个闺女两个儿子，三个闺女都出嫁了。两个儿子在生产队挣工分。家里的日子过得挺油腻。一天三顿有肉吃。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肉就成了神仙了。而颜叔家算不了什么，其实，颜叔就是个主宰猪的命运的神仙。颜叔隔三差五帮人杀猪，这顿肉没吃完，下次杀猪的肉又送来了。
　　村有个规矩，猪的下水和猪尾巴都给杀猪的。因此，颜叔家天天有肉吃。
　　我和颜叔学赶牛车时，经常到他家吃饭。每顿饭他总端上来清炖大肥肠，炖猪尾巴和猪心猪肝等凉菜。我发现每次吃猪心时，猪心上都有一个小口子。颜叔说，那是刀子尖扎的。颜叔的刀一下去，准扎在猪的心上。真本事。
　　我亲眼看过颜叔杀猪的场面。那场面特别壮观，特别精彩，也是颜叔最荣耀的时刻。
　　在农村过年，过节必杀猪。再说农村节也多，从过了春节开始，就过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庙会。五月端午粽子节。八月中秋节，腊月二十三小年节，节一个挨着一个，颜叔显得比谁都忙。
　　全村八个生产队，从一队排到八队就得杀上十几天的猪。颜叔从这队杀到那队，又从这村杀到那村。颜叔杀猪不仅杀出了名气，而且也杀出了血腥。每次杀猪前，颜叔就数叨一大串顺口溜，“杀猪的刀，接血的盆，老爷庙的门，二丫头裤裆火烧云。”逗得大家一阵狂笑。
　　颜叔杀猪前，先用一根木棒把猪打懵。然后把四个蹄捆起来。打懵的猪斜躺在案板上像睡觉。颜叔从帆布兜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一尺多长的尖刀，在大腿上蹭了蹭，然后对准猪的心脏位置，一刀进去，鲜血像井喷一样，汩汩地喷涌出来，流在一个大盆里。颜叔的手，颜叔手里的刀子，颜叔的肚皮子和地下的大盆，全是红色的了。就差颜叔说的“四大红”里的老爷庙的门和二丫头的火烧云了。
　　猪的血放干后，四个小伙子把大锅的水已经烧得冒泡了，就等颜叔刮毛了。颜叔从猪的后腿上打开一个小口，用一根一尺多长的铁钎子，往打开的小口里一插，颜叔又找出一个竹管，一头插入猪腿的小口里，一头含在嘴里，用力吹。
　　颜叔的嘴巴鼓得像吹唢呐人的腮帮子一样鼓，一对眼睛瞪得更像蛤蟆眼了。
　　大约有十几分钟，颜叔将杀死的猪，吹得像黄河边鼓鼓的羊皮筏子。
　　等猪再也吹不进气了，颜叔用一根麻绳将猪腿系死，不让气泄漏出来，之后，四个小伙子将猪搭起来，放入冒泡的大锅里打几个滚儿，再搭在案板上，颜叔这时手上已经套好了手刮刀，他一手摁着猪，一手飞快地刮猪毛，也就是几分钟的空儿，一头黑白杂毛猪，就被颜叔剥了衣服。
　　颜叔先用大砍刀砍下猪的头，然后他像一个老练的强奸犯，迅速地把猪的胸膛打开。一层层地嫩肉浸出鲜血，一挂红下水，一挂白下水，轻易地被颜叔摘了出来。这两挂东西都是颜叔的。这是村里的规矩。剩下两扇猪肉，不去骨不去皮，队里每人分一刀，大人小孩都有份。
　　剩下的猪肉为了好放，就炖熟了放入一个大缸里，留着给工地的民工改善生活吃。
　　到了十冬腊月，我们就想到了生产队库房里那口大缸里的炖肉了。趁着夜深人静天寒地冻，我和大勇，阿平拿着两个洗脸盆，悄悄地摸到饲养处的库房。库房门是两扇的，门上面有一个环，下面有一轴，将门往上一端，门就下来了。我们仨悄悄进屋，摸黑找到了大缸。掀开缸盖，用手一摸是炖肉。就用洗脸盆舀，这盆舀满了，再用那盆舀，两盆都舀满了，将两个盆扣在一起，大勇端着就出来了。我和阿平小心翼翼地再把门对上。然后，我们仨鬼鬼祟祟地回到屋里。趁着夜深人静，我们仨先饱餐一顿。带冰茬儿的炖肉，吃起来特别香而且一点也不腻。
　　当我们把这两盆的肉吃光了，盆舔净了。队长才发现库房里的炖肉被人偷了，他再查，那炖肉早已变成大粪被我们排出体外。
　　其实，队长根本就没打算查。队长心里早就有数，全村千八百口子，没有一个这么大胆子敢偷生产队的炖肉的。再说，村里的社员也没有干那不光彩事的。只有我们这群城里来的知青，胆子大干这种事。
　　有人叫队长查，说查出来好好整整我们。当时正是“文革后期”。队长说：“查啥，查个屁，孩子们从大老远来到咱们这儿，离开爹妈不说，一个人在外面苦不苦。肉吃了，就吃了。谁吃不是吃。整谁呀？”
　　我在旁边听着，不仅觉得心里热乎，而且脸上觉得烫得慌。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直转圈儿，就是没有转出来。

 

　　二  偷萝卜

 

　　在农村插队时，我和铁平、志勇三人住房东大娘的西屋。铁平大我三岁，小伙子长得精神，就像《静静的顿河》里的葛里高里。他的心眼儿多，我们三个他说话算。志勇比我大五岁，身体高大，女人味儿十足，比我和铁平成熟。下乡不到半年，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儿长得俊的，他了如指掌。村里有一个叫大莲的姑娘是他盯了半年的目标。每天吃过晚饭，他点上一根烟就钻到了大莲家，一泡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大庄稼长到一人高，他俩还常钻进高粱地个把钟头不出来。
　　十八岁的大莲长的水灵，在村里的大姑娘中算头排人。家里条件好，父亲在城里上班，她穿的戴的不比城里人差。大莲心眼儿实，不会弯子转子，志勇说啥是啥，志勇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针一针偷着织的，花样儿特别好看。
　　志勇的心思，大莲爹娘都看在了眼里。她娘同意，她爹说：“志勇这小子靠不住，迟早得飞回城里。”大莲不好提出，志勇又死皮赖脸的泡，两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往下延续。
　　冬天，村里特别冷，我们住的屋子没有炉子，外屋穿堂的大灶早就拆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将一捆玉米秸塞进炕洞，点着了再用砖堵上，一捆柴禾也就把炕烧热了。但屋里还是特别冷，水缸里的水冻的结结实实。
　　志勇晚上去找大莲，回来特别晚，大冷的天，谁也不愿意下地给他开门。铁平警告过他多次，但志勇没记性，只要跟大莲一腻上就没时间了。
　　那年的冬天冷得出奇，雪下得也勤，三五天就一场。这场雪没化，下一场雪又盖上了。村里村外，屋顶柴垛全是白的。
　　尽管天冻得嘎巴响，志勇和大莲却越来越热乎。
　　有一天夜里，天上又飘起了棉桃大雪。我借着油灯微弱的光看了一下上海牌儿手表，已经一点一刻了。
　　这时，穿堂里传来有力的脚步声，接着就是志勇轻轻的敲门声。铁平和我早就听到了，就是不给他开。后来，志勇在门外哀求、下保证，他的声音像房东大娘家的母猫闹春一样，声音特别惨。志勇在门外敲敲停停，持续了有一个小时，铁平大声吼道：“这是最后一次，下次你跟我俩叫爷也不行！”
　　我下地把门开开，志勇进了屋。在微黄的油灯照耀下，我看到了志勇的脸青一块、黄一块。他上炕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
　　等志勇暖和的差不多了，铁平一把掀开他的被子，“起来！到院外给我俩弄点吃的！”志勇不情愿，但又感觉理亏，只好乖乖地到院里弄吃的去了。
　　院里西厢房上有晾晒的白薯干儿，是前院地主老娘子家的。西墙夏天下雨浇倒了，留下了阶梯形的墙头儿。志勇个子高，蹬着几个台阶就抓到了白薯干儿。
　　说来该志勇别扭，刚要下来，张品队长的拐腿老婆半夜闹肚子，到墙豁子底下拉屎。志勇一看不好，趴在墙头儿，大气不敢出。队长的拐老婆在墙下吭哧了有十几分钟，才提着裤子回了屋。志勇冻得两手都麻了，身上披一层雪溜了回来。铁平见他啥也没弄来，问怎么回事儿。志勇断断续续说着队长老婆拉屎的经过，我和铁平咯咯直乐。
　　铁评说：“反正我俩也睡不了了，觉都让你给搅了。你到后院地主老娘子菜窖里看看，那里面肯定有吃的。”
　　志勇这次回来的痛快，也就是两三分钟，他抱着一个大红萝卜进来了。他用干毛巾擦了擦，用刀切开十来块儿，我们仨趴在被窝啃萝卜。志勇啃了一块就呼噜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地主老娘子堵着屋门骂大街，招来了前后院的人。她一边骂一边分析大红萝卜被盗的过程和谁偷的。地主老娘子还领着人们看那一行大脚印，大伙一看脚印就知道是谁偷吃了她的大红萝卜了。
　　地主老娘子堵着门口还在骂，我们仨谁也不敢出屋，张品队长知道了，披着那件志愿军棉袄，从西墙豁子绕过来，把地主老娘子狠狠地训了一顿，才平息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