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齐凤池
　　
　　我们是红色岁月走进田野的。那是锣鼓敲红的三月。
　　三月的田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盖脚面的绿色麦苗。麦垄很深，我们看不到麦子的队尾也找不到自己应站的位置。那年代的农作物好象离我们很近，三月的麦苗从我们脚下滋出六月的青纱帐，仿佛我们生来就是庄稼的一部分。
　　那年的三月，我们四十个青年，乘坐两辆解放牌大卡车来到一个叫颜庄的小村插队落户。我们四十个一水的男知青，从车上搬下自己的行李，来到一个大院。院子挺大横排十几间屋,门框上写着大队党支部，大队委员会，民兵连，妇女委员会，大队会计室。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留着小平头，脸色蜡黄，一脸横皱纹，他身后站着一排人，他开始对我们讲话：“革命的知识青年们，我代表颜各庄大队全体社员，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我们的掌声稀稀拉拉。
　　“下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叫任真，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然后他转过身，从东往西挨个介绍，这位叫颜肃，是大队主任，这位叫任矛盾，是大队的民兵连长。
　　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了对面这位二十来岁留着短发穿一身绿军装的姑娘。这位民兵连长长得挺帅气的，一米六以上的个头，白脸蛋，瓜子脸，一对凤眼，黑眼仁又黑又亮。带着一股女兵的气质。但她的名字也挺好记的，叫任矛盾。她爸给她起名字时，肯定希望她在任何矛盾面前不要怕。
　　任真往下介绍的是谁我没有注意听，后来，又来了八个庄稼人，是八个小队的队长。
　　我和阿平，大个，小胡子四人分到了一队，我们的队长叫张品，是一只眼。
　　三月的农村还不算暖和，张品披着一件发了黄的志愿军棉袄把我们领到房东家的西屋。屋里打扫得挺干净，炕上铺一张新炕席。窗户纸是新糊的。地上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口水缸和一堆锹，镐，锄，等农业家具。我知道这是分给我们干活用的。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四个知青被叫到一个大门口前，这地方站着几十口男女社员，他们衣着很陈旧，除了蓝色的就是黑的。
　　队长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敲几下门框上挂着的半尺长的铁轨，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
　　“我说，以后你们耳朵好使点，听到敲“钟”就到这来，领活计。”他的话象是对我们四个人说的。我们谁也没吱声。
　　“下面，我分一下活计，任重远带俩个青年到地里送粪。颜是真带一个到饲养处套牛车，给各家送垫脚。剩下一个青年跟我走。”
　　阿平，大个跟任重远走了，小胡子跟颜是真去套车，只剩下我跟着张品来到大队部。
　　大队书记任真直接了当地说：“我看了一下你的材料，这些知青就你是高中生，会写文章。你先在大队部帮着写写墙报，宣传宣传革命的大好形势。有事找矛盾。”
　　我答应。
　　我和阿平、大个、小胡子分到一队，阿平大个和我住一屋，小胡子住队长家的西厢房。他好干净，一个人住西厢房。小伙不仅长的帅，就那两撇小胡子，勾得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心就痒痒。当年正上演印度电影《流浪者》，有人说他长的特别像扎卡。后来，村里人就都叫他扎卡，他也顺坡下驴答应了。小胡子扎卡会摔跤，能举起一百多斤的石锁，村里最壮的劳力跟他叫劲，也整不倒他。小胡子扎卡还有一手拿手活，能吹一口漂亮的口琴。当年年轻人最爱唱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他吹出了花儿。不仅吹得人心动，吹的村里的大姑娘心花怒放。嫉妒的我们知青都不理他。
　　小胡子扎卡比我大五岁，成熟的比较早，常有大姑娘给他织毛衣、洗衣服、刷鞋，有的还偷偷给他送好吃的。我记得，到他屋里最勤的是大队书记任真的女儿大丫头，大丫头长的水灵，就那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就能勾人。他俩是谁勾引的谁很难说，好象是心有灵犀，小胡子一到村，大丫头就盯上了他。六月刚热，俩人一擦黑就到村外的树林子里，有时到村西的沙河边，小胡子扎卡一边走一边吹口琴。
　　这一切知青们都看在眼里，村里人也都看的清楚，大丫头一点也不在乎。别人只能背地里议论，当面不敢说，惹了她还了得，她爸任真在村里可是一跺脚人心里都颤。人们嫉妒在心里。小胡子扎卡插队不到半年，就挣十分了，我挣八分，耪地、拔麦子他总是走在前头。不光大丫头心里喜欢，连大队书记也常在大喇叭里表扬他。
　　头一年拔麦子，张品队长分给每人五根垄，让上午拔完了，说下午有雷阵雨。我一看那么长的麦垄，甭说是上午，就是明天上午，我也拔不完。小胡子扎卡的麦垄挨着我，他叫我别急，等他拔完了替我拔。快到中午了，我那五根垄还有三垄没有拔完。拔完麦子的社员都到地头歇烟儿去了，小胡子扎卡第一个过来帮我，我在北头，他在南头，对着拔，张品队长又叫几个社员帮忙。当太阳挪到正南时，我那五根垄麦子终于拔完了。我的双手打满了血泡，不能攥拳，疼的我直抖瑟。张品队长抬头看了看太阳问：
　　“谁戴表了？”小东北德福自显地说：
　　“我戴表了。”
　　“几点了？”
　　“差五分十二点。”
　　“准吗？”
　　“准。我这表一年只差五秒钟。”小东北故意拉长了语调说。
　　小胡子扎卡看了看自己的上海全钢表，都十二点过一刻了。
　　“快你妈的摔了算了，都十二点一刻了。”他走到孙德福的跟前，抬起他的手腕。
　　“就你这臭苏联的地球牌手表，快你妈的摔了算了，你吹啥一年只差五秒钟？！”
　　小东北德福脸唰地红了。
　　“你的准，咱俩都摔了！”
　　小胡子扎卡说：“摔！我陪你摔！”小东北德福一看他真的急了，直往后躲。张品队长过来打圆场：“算了，你俩的表都不用看我就知道几点了。农民干活儿一看太阳到哪位置上了就算个差不离儿。”
　　
　　拔完了麦子种上了晚玉米，转眼就到了秋天。
　　地里大片大片的花生，秧子都黄了，就等张品队长一句话。终于到了刨花生的日子，大伙扶着大镐站在地头，等着队长的命令。张品队长说：“镐刨深点儿，别丢了花生蛋。要么一年的劲儿白费了。好了，一人一根垄，刨完了再说。”大伙都轮圆了大镐，使劲刨，刨一棵抖了抖秧。一片三十多亩的花生，不到半天就刨完了。歇着时，有人抱过几掐花生秧，用火点着，等花生秧子烧红了，再用沙子埋上，闷上十分钟，扒出来，花生就熟了。花生又香又嫩，大伙吃着，队长也凑过来剥俩粒儿，搁在豁了牙的嘴里，一边嚼一边叨咕：“挺香。”
　　大秋了，社员们尝尝鲜，队长不管。张品队长说：“辛苦一年了，可盼着庄稼熟了，尝尝鲜没啥说的。”那天，我吃了一肚子烧花生，又喝了一肚子冰凉的井水，到了晚上就犯劲儿了，又拉又吐，还发高烧。阿平叫来村里的赤脚医生，医生说我是急性肠胃炎，得到城里大医院看去，他治不了。都晚上八点多了，咋儿回去，同屋的阿平、大个站在炕边看着我难受。小胡子扎卡进来说：“我跟大丫头借自行车送你回家。”
　　几分钟过后，他推一辆“飞鸽”加重自行车回来了，驮着我去了城里医院。我们八点半从村里出发，十一点就到了医院，他把我安排好，给我父母送信，第二天一大早儿，他又来医院，说：“我必须回去给大丫头送车子，他哥得骑着上班。”他走后，我在医院输了两天液，就没事儿了。因为大秋正忙，第三天就回村了。
　　临走时母亲给我五块钱，我在雷庄集上买了五斤挂面、二斤羊肉。晚上我把阿平、大个、小胡子扎卡都叫来。我下了三斤挂面把二斤羊肉下在了锅里，给他们做了一大锅羊肉丝挂面汤。
　　我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盆，我们刚要吃，阿平说：“咱们吃一盆汤必须吃五个小酱母子（小辣椒儿）。”小胡子扎卡一看碗里腌的酱母子，夹了五个一块搁在嘴里嚼了起来。一会儿，他就受不了了，他满脸通红，汗马上就冒了出来，辣的他在地上直蹦。他又挠耳朵又抠耳朵眼儿，折腾了有五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他妈的，这小东西劲儿还真大。”
　　事后，我才知道小胡子扎卡不是不能吃辣椒，是因为他有痔疮。
　　在四十多名知青中属我最没出息。大多数知青都挣十分工了，可我总停留在八分的水平上，生产队长嫌我个子小没力气，白天叫我哄着一群牛犊啃山坡下嫩绿的时光，夜晚跟一帮老娘们儿浇麦子，农闲时，在饲养处学榨油、漏粉、做豆腐。队长总嘱咐我，你会写文章，抽空儿给公社和县里写写好人好事。在挖水库、修公路和平整土地的大汇战中，这支金星钢笔给我露了很多次脸。公社的大喇叭里，每天都广播我写的广播稿，县里的小报上每期都有我写的打油诗。一时间我成了村里的大笔杆子。我的名字天天在队长豁牙的嘴上挂着。差点儿把我骄傲的小尾巴翘起来。当时，我还算比较理智，没有觉得多么了不起，其实，这点功劳，都是钢笔流露出的才华。我把钢笔别在上衣兜里，镀铬的钢笔卡子露在外边，阳光一照，挺耀眼的。
　　拔完麦子回来，我挑着水桶到井台去打水。队长的三丫头水莲儿在井台洗着花衬衫。她见我打水，乐呵呵的说：
　　“大笔杆子也亲自来打水呀？”
　　我说：“队长的掌上明珠都亲手洗衣裳，我总不能叫队长派人给我打水吧。”
　　我站在井台上看水莲儿洗衣服，水莲儿穿着枫叶图案的小花袄，宽敞的领子露出白皙前胸，里面紧身的背心是小蓝花的。她在一米高的井台洗衣服，略倾斜着身子，随着手和小臂的动作，挺起的胸脯一颤一颤的。我赶紧把目光移开，感觉脸上一热。边说着我把井绳勾钩在桶上，系到井里，我用力摆动几次井绳，桶就是打不上水。我猫腰将井绳伸入井内，上衣兜里卡着的钢笔做了一个难度系数三点零的动作跳进了井里。我“哎呀”一声，手里的井绳连同水桶一起沉入了井水里。水莲儿说着俏皮话：“怎么不一块都下去洗洗澡，多凉快。”说完，水莲儿把盆里的水一到，咯咯咯地笑着端着盆回家了。我在井沿儿急的转了好几圈，看着深深的井眼干着急没办法。
　　一会儿，队长裸着膀子，穿着裤衩，肩上背一盘绳子来到井台。队长只看我一眼，啥话也没说，将绳子的一头系在井边的石柱上，他将另一头扔进井里。然后，他双手攥着绳子，两脚蹬着井帮，下到井水里。
　　井很深，但井水不深，约莫着有齐腰深。我站在井沿儿往下看，他将身子蹲井水里，水面露出光秃秃的脑壳，也就是几秒钟，钢笔摸上来了。他用嘴叼着，又将水桶摸上来，系上扣，冲井上喊：“把桶拎上去，别傻楞着了。”我赶紧往上提绳子，一桶清凉的井水提出井口。我又把绳子系到井里，看着队长爬上井沿。队长对我只说一句话：“今后打水的活计也得学，不能光耍笔杆子。”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后面。
　　晚上，为了感谢队长，我在供销社打了一斤酒，买了一斤猪头肉去看望队长。队长特别高兴，他叫拐腿妻子炒了两菜，在院子里摘了几根黄瓜，又拔了几棵大葱，我和队长喝了几杯。那天，我喝多了，是水莲儿把我送到了屋里。事后，我才知道，是队长有意叫我喝醉了，好叫水莲儿送我。但我对水莲儿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只是对队长有一份感激。
　　
　　我们下乡的地方盛产优质花生。到了夏天往地里一看，整个田里全是油绿绿的花生。那年月，生产队百分之八十的土地种花生，剩下的坡坡坎坎种些小杂粮。到了秋天，成车的花生往场上拉，我们白天摘秧、晒果，到了晚上，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聚到场上，挨个儿坐下，围着像小山儿似的花生堆剥花生。
　　秋天的晚上，凉爽的秋风徐徐吹来，把场上人们的笑声荡来荡去。一会儿，月牙儿从村东就挪到了村西。张品队长叫看场的精点儿心，别叫人偷了花生。然后，大伙仨一群俩一伙就回村了。
　　第二天晚上，人们又都聚到了场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我发现有的妇女往怀里装花生仁儿，我问队长的儿子土猴：“那些老娘们偷花生，你爹咋不管？”土猴说：“他敢管哪个？除了姑奶奶就是表婶儿。处理哪个，老祖宗都不答应。”有一天晚上，土猴刚往嘴里搁花生，被张品队长逮住了，他扭着土猴的耳朵，在场上转了好几圈。土猴干咧嘴就是哭不出声。大伙都说队长这招儿真损。甭管这招儿损不损。来年春播时，队里多出几石花生种。
　　深秋的夜晚，旷野里一片静悄悄的，忽儿一阵小风儿吹来，地上的干草和落在地上的柴和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小山子借着朦胧的月光，一个人又回到了秋场上。秋场上的小屋射出暗红的油灯光亮，看场人在屋里哼着样板戏不停地走动。使射出的光线一明一暗。
　　小山子轻悄悄地把盖在剥好的花生仁玉米秸挪开，尽量不发出响声，然后，把裤子脱下来，用鞋带系紧了裤角，往裤腿里灌花生仁，俩个裤腿都灌满了。他又轻轻地将玉米秸盖好花生仁，顺原路返回村子。
　　快到村口时，有几道手电光同时向他照来。他一手抚着肩上扛着的花生仁裤子，一手挡着射来的手电光。
　　几个背着自动步枪的护秋民兵，把小山子围在了当中，民兵头是个女的。小山子认识。是民兵连长任矛盾。矛盾用手抹了抹小山子肩上的裤子，说：“小山子这里面的花生是哪来的？”小山子心想：反正你们也没看见我偷，我就是不承认。
　　“我是从社员家买的。”
　　“从哪家买的？”
　　“我不知叫啥。”
　　“你要是不说，咱们上大队去说。”
　　“去就去。”
　　几个男民兵，带着山子进了大队部。
　　大队部几间屋子的灯都亮着，有一屋人在打牌。民兵连部的门关着。矛盾把小山子带进屋。把裤里的花生往地上的一个桶里一倒。抖抖了裤子。给小山子，“你先把裤子穿上。”小山子只穿着一条绿色的军用大裤衩，站在屋当中。
　　他接过裤子穿上系上裤带。等着他们处理。
　　一会儿，大队书记任真叼着烟枪进来了。他用手扳起小山子的脑袋。
　　“我看你小子就不地道。从哪个场上偷来的？”
　　小山子不吱声。
　　“说!”任真大声吼道。
　　小山子机灵一下。
　　“不说，把他捆在树上。”
　　任真用烟枪点着小山子的脑袋：“你小子胆子也真大，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反革命破坏活动，挖社会主义墙角。”
　　小山子拿定主意，你爱扣啥帽子就扣啥帽。我就是不承认。
　　小山子一声也不吭。
　　任真用右手抓住小山子的衣襟，“承认了，啥事也没有，不然送你去公社。”
　　小山子扭过脸去。
　　任真大喊一声：“把他给我捆在树上，看他嘴有多硬。”
　　几个民兵把小山子拽到院里，用一条细麻绳将小山子捆在了院里的槐树上。
　　第二天，公社工作队的刘存仁队长听说了这件事，骑着那辆大金鹿自行车，腰里别着二十响盒子枪来到了大队。进屋他把二十响盒子枪“啪”地往桌上一放，用手指着任真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胆子真大，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你敢打他，就是跟毛主席作对！”任真耷拉着脑袋，大气不敢出，他知道刘存仁的厉害。在县里说起刘存仁，那是老资格，三八年参军，浑身上下一百多处伤，连县长都高看他。
　　小山子被放了出来，刘存仁检查了小山子身上的伤，问他哪儿疼，小山子说哪儿都不疼。他叫任真把赤脚医生叫来，赤脚医生仔细检查后，向刘存仁汇报只是皮外伤，上点儿二百二药水，几天就没事了。刘存仁还命令伙房给小山子做点病号饭，他亲眼看着小山子把饭吃完。刘存仁临走时对小山子说：“孩子，想给爹妈拿点儿花生跟大叔说，我给你买，今后不许拿队里的了，那是大伙的，知道不？”小山子点点头。看着刘存仁骑车远去的背影，小山子吧嗒吧嗒直掉泪。
　　逮住小山子之后，矛盾一夜没有睡好，她觉得这事闹得太大了，自己处理一下就算了，没想到，整到大队出现这种结果。
　　小山子在大树上捆了一夜，虽说捆得不紧，但那滋味也不好受。矛盾早晨起来，就找阿平。矛盾脸色沉着，表情很惭愧的样子，对阿平说着自己心里话。“我并不是成心整小山子，那都是逼到那的。这以后叫我咋见小山子。”矛盾流着眼泪。用手绢直擦。阿平说:“活该，就他胆大，不用管他。”“那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算了，我跟他解释解释就没事。”矛盾情不自禁靠在了阿平的怀里。
　　阿平和矛盾的关系是全大队都知道的，全大队的人都知道是矛盾看上了阿平。这点矛盾不否认，她是打心眼里喜欢阿平。阿平高高的个头，长瓜脸，弯曲的头发，高鼻子，一对眼睛深陷着。他的气质和作派，就跟《静静的顿河》的葛里高里一个摸样。
　　阿平在情场上是个高手，在学校恋着两个女生。老师说，第二节课搂着初一的女生，第三节课又搂着初二的女生，他每天最少跟两个女生幽会。他穿的衣服，是她们给买的，他抽的恒大烟卷也是一个女生偷偷送给他的。他和其中一个女生发生过性关系，那个女生做了人工流产，提前退学了。阿平并没感到害怕和歉疚。矛盾对这些情况一点也不清楚。矛盾和阿平始终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红色恋情。
　　农村的秋天是非常短暂的，转眼就到了冬天。我们住的屋子四面透风，天一黑我和阿平就钻进了被窝。阿平大我三岁，小伙子长得精神，就是心眼儿多，我们三个他说话算。大个比我大五岁，身体高大，女人味儿十足，比我和阿平成熟。下乡不到半年，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哪个长得俊他了如指掌。村里有一个叫大莲的姑娘是他盯了半年的目标。每天吃过晚饭，他点上一根烟就钻到了大莲家，一泡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大庄稼长到一人高，他俩还常钻进高粱地个把钟头不出来。十八岁的大莲长的水灵，在村里的大姑娘中算头排人。家里条件好，父亲在城里上班，她穿的戴的不比城里人差。但大莲心眼儿实，不会弯子转子，大个说啥是啥，大个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针一针偷着织的，花样儿特别好看。
　　大个的心思，大莲爹娘都看在了眼里。她娘同意，她爹说：“大个这小子靠不住，迟早得回城里。”大莲不好提出，大个又死皮赖脸的泡，两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往下延续。
　　冬天，村里特别冷，我们住的屋子没有炉子，外屋穿堂的大灶早就拆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将一捆玉米秸塞进炕洞，点着了再用砖堵上，一捆柴也就把炕烧热了。但屋里还是特别冷，水缸里的水冻的结结实实。大个晚上去找大莲，回来特别晚，大冷的天，谁也不愿意下地给他开门。阿平警告过他多次，但大个没记性，只要跟大莲一腻上就没时间了。
　　那年的冬天冷得出奇，雪下得也勤，三五天就一场。这场没化下一场又盖上了。村里村外，屋顶柴垛全是白的。尽管天冻得嘎巴响，大个和大莲却越来越热乎。在大莲家的厢房屋里，大莲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大个坐在地下的板凳上，两人小声地说着话。
　　“我爸说，你早晚得回城里，到时候你走了我怎么办？”
　　大个说：“只要你爸同意，我带你走。”大莲低着头，“我信不准你。”大个凑到炕沿边，双手搂住大莲的肩“我跟你发誓……”他把大莲一把搂在怀里。顺势将大莲压在了身下。大莲没有反抗，闭着眼睛任大个亲吻抚摩。那天的晚上，大莲的裤子轻易地被大个解开了。
　　外面的雪下的很大，天上飘着棉桃一样的大雪。借着油灯微弱的光，大个看了一下上海牌儿手表，已经一点一刻了。大个又和大莲搂在了一起，才分开。
　　这时，穿堂里传来有力的脚步声，接着就是大个轻轻的敲门声。阿平和我早就听到了，就是不给他开。后来，大个在门外哀求、下保证，他的声音象房东大娘家的母猫闹春一样，声音特别惨。大个在门外敲敲停停，持续了有一个小时，阿平大声吼道：
　　“这是最后一次，下次你跟我俩叫爷也不行！”
　　我下地把门开开，大个进了屋。在微黄的油灯照耀下，我看到了大个的脸青一块、黄一块。他上炕连衣服都没脱就钻进了被窝。等大个暖和的差不多了，阿平一把掀开他的被子，“起来！到院外给我俩弄点吃的！”大个不情愿，但又感觉理亏，只好乖乖地到院里弄吃的去了。院里西厢房上有晾晒的白薯干儿，西墙夏天下雨浇倒了，留下了阶梯形的墙头儿。大个个子高，蹬着几个台阶就抓到了白薯干儿。说来，该大个别扭，刚要下来，队长的拐腿老婆半夜闹肚子，到墙豁子底下拉屎。
　　大个一看不好，趴在墙头儿，大气不敢出。队长的拐老婆在墙下吭哧了有十几分钟，才提着裤子回了屋。大个冻得两手都麻了，身上一层雪，也溜回来。阿平见他啥也没弄来，问怎么回事儿。大个断断续续说着队长老婆拉屎的经过，我和铁平咯咯直乐。阿平说：“反正我俩也睡不了了，觉都让你给搅了。你到院外地主老娘子菜窖里看看，里边肯定有吃的。”大个这次回来的痛快，也就是两三分钟，他抱着一个大红萝卜进来了。他用干毛巾擦了擦，用刀切开十来块儿，我们仨趴在被窝啃萝卜。大个啃了一块就呼噜上了。
　　第二天一大早，地主老娘子就堵着屋门骂大街，招来了前后院的人。她一边骂一边分析大红萝卜被盗的过程和谁偷的。地主老娘子领着人们看那一行大脚印，就知道是谁偷吃了她的大红萝卜。地主老娘子堵着门口骂了一大早上，我们仨谁也不敢出屋，张品队长知道了，披着那件志愿军棉袄，从西墙豁子绕过来，把地主老娘子狠狠地训了一顿，才平息了这件事。
　　
    75年的冬天，生产队打机井，急等用红泥灌浆。晚上吃过饭后，张品队长来到饲养处，告诉我明天早点儿起，去毛山拉趟红泥。怕我不认路，他派他的小儿子土猴给我带路。
　　第二天一大早儿，天刚蒙蒙亮，队长和他的小儿子来到饲养处，帮我套上牛车后，他将一袋子花生交给土猴，“这是给你姥姥的，路上别吃。”土猴不耐烦地点头。
　　土猴的姥姥家在宜安，离毛山几里地，生产队每年拉红泥，土猴都跟来，顺便给姥姥带点儿东西。
　　冬天的早晨，一点儿风也没有，天却干巴巴的冷。过了杨各庄才走了十来里地，土猴冻得就受不了了。我说：“你要是冷，下车跟着跑会儿，一会儿就暖和了。”毕竟是十几岁的孩子，大早起起来，一口热乎饭也没吃，在车上又冻了一个多钟头，他哪受得了。土猴下车跟着慢慢跑起来。出了一个村，再上一条机耕路，土猴就被落在了大后边，他喊我停下车等等他，他越喊我越使劲儿赶牛。
　　大约落了有二里地了，土猴矮小的身影就象一根火柴棍儿那么大了，他的声音能隐隐约约地听到，“等等我你妈的，等我回家了非告诉我爹，整死你！”我看他真追不上了，就停下了牛车，我点上了一根烟，在车上坐着等他。一根烟没抽完，土猴泪流满面鼻涕耷拉着老长上了车，嘴里不住的妈的妈的。我说：“这回不冷了，连眼睛都出汗了。”他仍然不理我，我掏出春城牌烟，递给他，他不接。我把烟给他对着了，再递给他，他才接过去。一根烟没抽完，土猴就抽醉了，他抱着饲料袋干呕。等到了毛山拉红泥的地方，他才还过了精神。
　　他下车了，背着给姥姥拿的花生。我从兜里掏出一毛钱塞到他手里。
　　“路上别玩儿，从姥家吃过午饭就回来，我装完车就走。”土猴点头，一溜小跑向宜安方向走去。
　　等太阳快正南时，土猴背着那个袋子回来了。袋子里面装的是大枣和苹果。他解开扣儿，给我挑了一个大苹果，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烙饼递给我说：“这是我姥姥让给你捎来的，吃吧。”
　　我叫他上车，我边赶车边吃，我们顶着冬日正午的阳光往家走。
　　当太阳偏西时，我俩将一车红泥拉到了打井工地。队长张罗大伙卸车，我和土猴上了井台，看看井打了多深，土猴在井台上转了好几转，路上的事早忘在了脑后了。
　　地里的庄稼全收拾干净了，该分的粮食都分到了社员的手里，村里就到了农闲的时候。这个时节，饲养处是最热闹的地方。东屋榨油，西屋漏粉，南屋做豆腐，北屋摊格扎。社员们不紧不慢地做着这些有技术的农活，将榨好的花生油放在大缸里，将漏好的粉晾在院里的钱丝上，一排排雪白的白薯粉挂在院里象挂着的透明牛筋颤颤悠悠。等粉晾干了，摘下来。连榨好的花生油一起挨家挨户分几斤过年吃。豆腐和格扎按生产小队分，今天分给一队，明天分给二队，七个生产队一个礼拜都能分上一次。
　　我跟二队队长的媳妇素珍学摊格扎。素珍在村里是有名的巧媳妇，人样子长得好，高高的个，鸭蛋形的脸，高鼻梁，大眼睛，只是皮肤有点黑，二十七，八岁，就生了两个孩子，大的十岁，二的八岁，都在村里的小学上学。但看上去一点也不象是生了两个孩子的样子。她直性，嘴皮子不让人，荤的素的张嘴就来。二队漏粉的男人冲她说：
　　“哎，我说，嫂子，你看这又白又长的粉条，象不象你流的那东西。”
　　素芬说：“你回去吃你媳妇流的去，你就当分细粉吃吧。”
　　“嫂子，我大哥总吃你的吧？”“吃了，不吃那东西不是老爷们。”
　　东屋和西屋隔着一个串堂，俩个人在斗嘴。大伙都哈哈地乐。乐是乐但手里的活计一点也不误。
　　这时候村里的大部分男劳力都外出务工了。一些分到杏山修马路，一部分挖水库。还有一小部分参加公社平整土地。我和队长参加了公社的平整土地的大汇战。
　　在平整土地的现场，有几间用苇席搭的棚子，一间是汇战指挥部，一间是宣传阵地。有一间大的棚子是伙房。我被分在了宣传阵地，负责写各大队在平整土地汇战中的好人好事。公社的女干事负责广播。突出的事迹由她负责送到县里。
　　全公社十几个大队，每个大队抽调二十人参加汇战。二三百人吃住在工地，谁也不许回家。
　　伙房早晨起来是玉米渣粥，咸菜，中午，有时是玉米饼子，有时是秫米饭，菜是大白菜熬粉条要么就是大白菜熬豆腐。
　　工地四周插着各大队的红色队旗。和五颜六色的彩旗。秋风一吹呼啦啦地山响。汇战的气势热火朝天。
　　从修马路的工地传来了英雄事迹，详细情况没交代清楚。公社颜书记。派一辆吉普车叫我和女干事杏花去杏山了解一下情况。我们驱车到了五十里以外的杏山修马路工地。
　　修这条马路是从一个土山坡中间开出一条道来。使东西两头平行起来。工地很热闹。打眼的，放炮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民工们一拥而上，将炸下来石块，搬上车。眼看一条平坦的马路就要从山坡的腰间通过去了。
　　我和杏花干事先来到了工地指挥部，总指挥马主任听了我们情况后，带我们去了麻湾坨村民工住地。
　　我们进了一间屋子，炕上只有一个人正盖着大被睡觉，马主任掀开被子，我一看是天津知青张大吹。
　　“张大吹，是你呀。”
　　“你们干啥来了？”
　　“我们听说出现了英雄事迹，颜书记叫我们来采访，原来是你呀。”
　　“没啥写的。”“这是革命任务，你得配合我们。”张大吹不肯说，马主任向我们讲述了张大吹救人的经过。
　　刚到村时我就听说二队有一个天津知青叫张文刚，他读书多见识广，生产队干活歇烟时，竟显他一个人连摆活在唱。他说样板戏《沙家浜》里的女卫生员是他的表姐，半导体里的女播音员是他的老乡。他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就是没人信，最后落了个响当当的大吹称号。其实张大吹人品并不坏，就是有点小气，我说这不是毛病，《水浒》里有个打虎将叫李忠，鲁智深跟他借几两碎银赎卖唱的姑娘，李忠很不情愿。鲁智深说他是个不爽快的人。但李忠仍然是条好汉，张大吹也是如此。
　　在修前小寨村头的马路时，石桥上有一村童玩耍掉进了河里，河水很深，水流湍急，几百号民工站在桥上看孩子在水里挣扎，没一个敢下水救人。张大吹迅速扒掉衣服，一个猛子跳下水，三划了两划了就跟拎小鸡似的把孩子拎上岸。孩子救上岸啥事也没有，就是吓坏了。第二天村里的大人孩子敲锣打鼓来到工地感谢这位救命恩人，张大吹躺在炕上直发高烧。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通讯登在县报上，那年，张大吹被县里评上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
　　夏天的时候，张大吹背过流氓的黑锅。有一天早上队长派活计时，一群妇女还在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有人说，昨晚知青张大吹拿五节电池手电筒上茅房，茅房里有个女人正忙着换内裤里的货，那女人向他使声，他装作没听见，用手电光在女人身上乱摸索。队长一听这里就有勾当，他立刻止住妇女们的议论，他在村里找茅房里的女人，全队的大姑娘小媳妇没有一个敢吱声。从此，一根毒苗刚酿芽，就被他掐死在萌芽中。
　　张大吹耖烟抽属于三级，他不带烟不带火不带纸。那年头，知识青年手头都没钱，在家里拿来点旱烟得省着抽。下地前卷几根，等歇烟时拿出来抽。大伙一抽，张大吹就犯烟瘾。他不敢跟别人要，怕挨撅，只能没皮喇脸地跟我要。我俩住一屋，真不好拨面子，时间一长，我也挺腻烦他。有一天，我在马路边捡了一个驴粪球，搓成面，卷成烟，准备糟践张大吹。
　　第二天，队长分配我们到东坨耪二遍地，玉米垄特别长，每根垄有四五里长。耪二遍地最受罪，个子矮的，玉米叶子正好剌脸；个子高的正好剌脖子。玉米叶边上有一层细毛毛，蹭在哪儿都火辣辣的难受。耪到头时，我扔下锄头，躺在大树荫下，从兜里掏出烟美滋滋地抽着。
　　东南的小风徐徐吹来浑身爽快。一会儿，张大吹从水渠洗脸喝水回来，凑到我身边，伸手往我兜里掏。我故意躲开“没烟了”。他不信，把手伸进我另一个兜里，结果，把我给他准备的“烟”抢去了。他从我手里拿过烟头对着火，靠在树上，闭着眼睛有滋有味地抽着。那神态好象飘飘欲仙的感觉。我和几个知青偷着咯咯直乐。张大吹那幸福的神态别提多幸福了。我看他快抽完了，凑过去，
　　“这烟怎么样？”
　　“中，就是有点发气味儿”。
　　“这是最好的十棵香”。
　　“啥，破十棵香”。
　　“不信，你拆开看看”。
　　张大吹抖了开剩下的烟头，一看，连自己都乐了。
　　我和几个知青乐得直蹦。张大吹追着打我，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在场的社员都笑成了一片。
　　张品队长是从枪林弹雨中走过的人。他把一只左眼镶嵌在高丽国三千里江山一座无名高地上。剩下一只右眼搀扶着拐腿的女人。他把两只眼的深情集中在了右眼上，每天总是深情地瞅着盘腿炕上给他生儿育女的拐女人。拐女人很有本事，一口气给他生了七个象高粱花一样的闺女，和一个象土猴一样的儿子。这让一只眼队长整天乐得合不上一只眼。别小看队长一只眼，他一只眼能看云识天气。什么样的云彩能下雨，什么样的云彩没有雨，他看得比天气预报还准。村里人都说，最准不如一只眼，他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和烟尘。
　　开春后，小草刚刚拱破地皮，他披着那件志愿军黄棉袄，哄着全村男女劳力上了山坡，他弯着象弓一样的腰，坡上坡下来回跑，象是找到了一种飞翔的感觉。他带领大伙在山坡上栽下一棵棵桃杏梨开花的诺言；夜晚，他领着一帮妇女，给打蔫儿树苗灌溉润身。到了麦熟的时候，他站在地头，用一只眼看着眼前象金缎一样的麦田，东南小风一吹，金色的麦浪直打滚儿，乐得他抿不上嘴。他掐一穗手上搓搓，数数麦粒儿，然后放进嘴里嚼了嚼，那表情好象吃到了雪白的馒头和香喷喷的大饼。
　　他弯下腰去，将手中的镰刀插入麦垄的根部，他一镰一镰地从五月的麦熟一直收割到丰收的喜悦。一担担麦子，颤颤悠悠从他眼前走过，挑到场上，他看着象金山一样的麦垛，拍着胸脯说：“如果明年风调雨顺了，咱也尝尝过黄河的味道，再找找过长江的感觉。收完了麦子，点上了晚玉米，一眨眼就到了大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长拾起一块石子儿，不紧不慢地敲打着用一节铁轨做成的上工钟声。不一会儿，仨一群俩一伙懒洋洋的社员陆陆续续地凑到一只眼的跟前。
　　那年雨水特别充足，每棵晚玉米身子都怀上了近一尺长的双胞胎。象马牙一样大的玉米粒儿雪白雪白的，真叫人喜欢。乡亲们都说，今年是个丰收年。到年根分红时，队长吩咐，留下好的当种子，拿出一部分交公粮，剩下的按脑袋分。乡亲们不仅家家都分到了充足的粮食，而且将一年的喜悦带到了家中。而队长却被那一年的喜悦击倒在了炕上再也没能爬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诊断他得了食道癌，从此，香喷喷的棒子粥，再也不能润胃肠。队长躺在炕上半个月水米没打牙，天天盼着县里传来粮食亩产过长江的喜讯。
　　终于到了大年腊月二十九，村里响起了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他听到了喇叭里传来亩产过千斤的喜讯。一只右眼滚出一滴烫人的泪。
　　他死时，右眼闭上了，可左眼怎么也闭不上。我在炕沿边儿前看得清清楚楚，他那只玻璃球假眼仁儿，好象闪着晶莹的泪花。
　　阿平早晨起来就来到了村东高坨子上。他顺坡躺在坨子上，抽着烟。五月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特别早。暖暖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枝叶照在一片坟地上，每座坟头都长着鲜嫩绿草。有几座新坟光秃秃的，坟旁插着花圈，花上的锡箔纸被阳光一照，闪着银光。加上微风的吹动，银箔纸，更象阴间的鬼火。
　　阿平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城里哪个与他发生性关系的姑娘做了人工流产后，姑娘的母亲找到阿平家闹事。要赔偿精神损失。阿平的母亲说：“那是你闺女愿意。”挤兑得姑娘的母亲无话可说，就躺在阿平家的屋地上痛哭起来。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围住了门口。阿平的父亲是个憨厚的煤矿工人，他搀起姑娘的母亲，说了很多的道歉话。
　　“大嫂子，你放心，等阿平这个混蛋回来后，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给你出气。”
　　最后，阿平的父亲拿出五百块钱，放到姑娘母亲的手里。
　　“大嫂子，这点钱也不多，你先拿着回去，给孩子补补身子。等开支了我再给你送点去。”
　　阿平与那位姑娘风波平息后，阿平一个心眼地盯上了矛盾。矛盾自打逮住小山子之后，就调到公社妇女委员会。在公社工作得很出色。公社党革命委员会马主任看矛盾是个苗子，又推荐她到县里学习。学习了半年，就留在了县团委当了宣传干事。
　　矛盾在县里工作一个月回村一次，有时碰到了阿平，就呆上个把钟头。看不见了，就不再找阿平去了。阿平知道矛盾对他冷淡和疏远的原因，是想将来落户到县里。矛盾到县团委后，县团委副书记张进就喜欢上了矛盾，俩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中午，张进到食堂买来饭菜，两个人一起吃。星期日，矛盾不回家。张进请她到家里玩，到中午留她在家吃饭。张进的父母都是县里干部也非常喜欢矛盾的开朗，聪明，爽快的性格。
　　矛盾每次走后，张进的母亲总要打点些吃的用的。使矛盾心里感到很亲切，而且有一种家的感觉。
　　后来，张进的母亲托人向矛盾提出了与张进的恋爱关系，矛盾心里很为难。她心里一直还有阿平的位置。她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推辞。她与张进的关系就这样工作加情意地延续着。
　　快入冬的时候，张进的母亲给矛盾买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大衣，在矛盾吃了午饭要回去的时候。张进的母亲拉住了矛盾的手说：“孩子，阿姨非常喜欢你，进儿也早就喜欢上了你，你就做我的儿媳妇吧。”
　　张进的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红色呢子大衣从大衣柜里拿出来，打开包给矛盾试试。矛盾的脸绯红，心里热乎乎的，但心跳得砰砰的。她在大衣柜镜前照了一下，衣服很合适。她又看了一下自己的脸，被红大衣衬得红里透着粉白。
　　矛盾的婚事订下来后，她抽时间回了一趟村子，在我们住的房子里和阿平谈了有一个晚上。我和大个搬到别的知青屋住了。给他俩让出了地方。
　　矛盾很直爽地说明了她与张进的关系。她对阿平的爱，将永久地珍藏在红色年代最美好日子里。
　　阿平沉默着，本来就蜡黄的脸，在油灯的照耀下，显得更加苍黄了。
　　“阿平，你就把我忘了吧。”矛盾说：“如果你真的放不下我，今天我让你好好亲一下。”
　　阿平顿时向矛盾扑来，双臂将矛盾抱住，在矛盾的脸上疯了似地亲吻着。矛盾闭着眼睛，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她象一只失去知觉的小羊羔，温顺地在阿平的狂热之中。眼角却淌出了泪水。
　　当接矛盾出嫁的马车从高坨子下的马路经过时，阿平看着马车上坐着的张进，眼睛要瞪出血来。阿平用拳使劲砸在高坨子上，拳头在坨子地上砸出一个深深的坑。之后，阿平眼里刷刷流出了泪水。他顺手捡起一块土块，向坨子下的接亲的马车投了过去。
　　“当”的一声，土块正落在马车上的红布棚上。矛盾在棚里机灵一下，立刻探出头来。向高坨子顶上望去。阿平的身影很快躲在了坨子下面。矛盾的眼里顿时含上了泪水，车很快从坨子下过去了。片刻之后，矛盾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出来。
　　矛盾结婚走了以后，阿平喝了有一斤散白酒。在屋里正正躺了两天。我和大个给他打来的饭菜，他一点也动，地上扔了很多的烟头。
　　到了第三天阿平自己到伙房打饭来了。但他的气色很不好，蜡黄的脸透出暗青色。深邃的眼睛布满了血丝，显得特别红。他打了饭，一个人回屋里吃去了。
　　农村姑娘结婚有三天回门的风俗。第三天的晚上，矛盾一个人来到阿平的住处。
　　矛盾在门外敲门，阿平躺在炕上抽烟，就是不给开门。
　　“阿平，你开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你走，我不想见你。”阿平的声音有些抖动。
　　矛盾在门外站了有十几分钟，阿平突然把门栓抽开。
　　矛盾进屋座在炕边，刚刚坐稳，阿平顺手又把门叉上了。
　　阿平一把把矛盾摁在了炕上，用手解矛盾的腰带，矛盾的反映很快，她意识到阿平想干什么。她用力推开阿平。坐起来后，迅速地站在屋地上，伸手就给阿平两个响脆的嘴巴。
　　“矛盾，我爱你，你就让我一次吧。”阿平又向矛盾扑来。矛盾再次挣扎开来。她用手指着阿平的鼻子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阿平，别看我嫁人了，干那事也不行。你别把我当成咱村那些出嫁前把身子献给从前的情人那种不值钱的女人！你如果也这样看我矛盾，你阿平算是瞎了眼！”矛盾越说越气恨，阿平象是被那个两个嘴巴刚给打醒，他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不吭。
　　后来，矛盾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这是我在县里上班攒的钱，给你买的上海牌手表，是我对你的情意。希望你好好珍惜。”
　　矛盾将红布包放在了炕上就走了。阿平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等矛盾到了街上，他才追出了屋门。
　　朦朦胧胧的夜色里，矛盾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夜色里。
　　阿平手里拿着红布包着的手表，感到是那样的沉重！阿平这才意识到，这那是一块普通的上海牌手表呀，这是矛盾的一颗纯朴的心！
　　阿平“啊”的大吼一声，他那个嘶哑的声音，震得小村的夜晚直颤动，他的声音给那个红色年代打上了一个深深的问号。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们一起下乡的四十名知青五人死在了那常灾难中。他们的肉体和灵魂，被那个村子的土地和人们永远地接纳收留了。大个能与大莲成为夫妻，小胡子扎卡和大丫头有了一个儿子，后来农转非，回到了城里。阿平在地震中被压在了房东大娘那间百年老屋里。等我们将他才扒出来，他的身体早就冰凉了。我们草率地将他埋在了村东高坨子坟地里。
　　矛盾结婚后的第二年，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有人说长的象阿平。矛盾每年回家。路过高坨子坟地，都要到坟地看看，在阿平的坟前站上几分钟。
　　阿平的坟堆很小，坟上长满了杂草，每年清明也没人为他扫墓。烧纸。他在这片地里显得更加渺小更加孤单了。
　　当年，知青插队时的那段红色恋歌，早已定格在那个红红火火的年代，大个与大莲，小胡子与大丫头，阿平与矛盾的单纯雅嫩的恋情。也早已镶嵌在了我记忆中最醒目的环节。
   河北唐山开滦荆各庄矿业公司党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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