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不久，又被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红楼梦》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深得《金瓶》壶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因此，自有《金瓶梅》小说，便有《金瓶梅》研究。便真正的或曰现代意义上的《金瓶梅》研究，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
    20世纪以来的《金瓶梅》研究约可区分为1901—1923、1924—1949、1950—1963、1964—1978、1979年迄今五个阶段。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现代阶段的正式启动；以中国大陆、日韩、台港、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文化传播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研究水平。一门新的显学——金学，已经赫然出现在世界文坛。而中国的卜键、李时人、陈东有、陈益源、许建平、孟昭连、何香久、潘承玉、霍现俊等均堪称别具只眼的青年金学家，他们的考证、评析、考论、新解、新证、索引、发微，使得金学园林更加花团锦簇，成为中国金学宝塔十分耀眼的塔尖。刘辉、黄霖、王汝梅、张远芬、周钧韬、周中明、王启忠、陈昌恒、孙逊、石昌渝、罗德荣、鲁歌、张鸿魁等可以说是本阶段著述丰厚的中年金学家，他们是这座宝塔的塔身。中国金学宝塔的塔基塔座则由老一辈金学家魏子云、朱星、徐朔方、梅节、宁宗一、傅憎享、陈诏、蔡国梁等营建，可谓源渊流长。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80年漫长的历史，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登峰造极，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如果说作为显学的金学成为一门国际学问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其学术论争，那末《金瓶梅》研究中的谜团悬案，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金瓶梅》爱好者。正是后者雄厚的群体基础，必将迎来金学火红的明天。
    可以说，《金瓶梅》研究的悬案与论争，既是过去金学的主体，又是未来金学的焦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金瓶梅》相比。在这个意义上说，过去金学是达成共识的少，未来金学当承传生发的多。悬案仍旧，论争依然，现择要清理如下：

    一、关于《金瓶梅》文学地位的悬案与论争
    这一题目实际可区别为三个问题；《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一部“《史记》”还是一本“淫书”，其性描写是必要的还是淫秽的。
    研究过程中出现两种观点：一类意见认为地位重要，是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第一部题材从帝王将相(如《三国》)、英雄传奇(如《水浒》)、妖魔神佛(如《西游》)转向市井家庭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发展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结构由板块单线向网状复合转进的长篇小说，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认为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最为辉煌的阶段，要把《金瓶梅》当作一部文学《史记》来读，如果尽数删除性描写内容，便很难把握一些人物，将削弱作品的批判份量等。
    一类意见认为作品描绘群丑，专在暴露，并无希望，其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怀人心术，视为淫书亦不为过，当禁当焚等。
    目前不承认《金瓶梅》是一部伟大作品的观点未见表达，但认为其性描写无可厚非的意见也不多见。认识趋于一致，悬案不复存在，倒是留下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如何处理书中二、三万左右的性描写文字?另外，对《金瓶梅》性描写做一番细致的分类梳理，并将其放进明代社会背景里再认识，放在风流小说体系中再审视，似仍为未尽事宜。

    二、关于《金瓶梅》思想内容的悬案与论争
    这一题目也是褒贬不一，褒扬者认为{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独罪财色”(张竹坡)，“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展示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后期的风俗史、众生相、世情图”(杨子坚《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贬抑者认为着意因果，宣扬色空，充其量只是一部暴露文学。但当今全贬者已屈指可数，不过指出作品带有一些应提出批评的倾向而已；而如把作品拔得过高，说它首屈一指，一般研究者也不赞同。给予较高的有所分寸的赞誉，已成为共识。然具体评析，见山见水，各具只眼，另样表述，仍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
    若以一个词或一名话概括《金瓶梅》的思想主旨，依然众说纷纭，莫哀一是，如对传统的说法(寓意说、讽劝说、复仇说、苦孝说等)均有所检讨，并提出一些新见，如世情说(鲁迅等)，写实说(郑振铎、李辰冬等)，劝善说(冯汉镛等)，宣扬儒教说(阿丁等)，封建说(包遵信、宋谋、周中明等)，暴露说(阿丁、黄霖等)，影射说(魏子云、黄霖等)，性恶说(芮效卫等)，贪、嗔、痴说(孔宇述等)，变形说(侯健等)，新兴商人悲剧说(吴晗、卢兴基、跃进等)，商人社会写照说(于承武等)，人生欲望说(张兵、王启忠、李永昶、刘连庚等)，精神危机说(田秉锷等)，新思想信息与旧意识体系杂陈说(吴红、胡帮炜等)，黑色小说说(宁宗一等)，愤世嫉俗说(刘辉等)，人性复归说(朱邦国等)，人格自由说(池本义男等)，性自由悲剧说(王志武等)，探讨人生说(许建平等)，文化悲凉说(王彪等)，骂嘉靖说(霍现俊)等。

    三、关于《金瓶梅》艺术特色的悬案与论争
    这一题目可以包容五项内容：艺术价值、艺术风貌、小说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
    艺术价值问题，持否定意见，“恐怕只能归入三流”(夏志清《金瓶梅新论》)的有人，
而多数研究者则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不少学人更以专著形成“《金瓶梅》艺术论”。
    艺术特色问题，赞赏者意见较为一致，认为作品以白描写实手法，形成“市井文字”(张竹坡)风貌，“如大匠运斤，斧凿无痕”，“琐细而不沉闷，平凡而不浅薄，具有一种特别真实、质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
    小说结构问题，赞赏者的意见也较为统一，认为全书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对应，以三教九流、芸芸众生为衬托，形成一种主干显明，枝繁叶茂，纵横交错，纲举目张的树形网状结构。
    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末“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17部以上。《金瓶梅》的人物研究如此五彩缤纷，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全面肯定作品的人物塑造，同时指出其中不足。争论也有，譬如如何认识西门庆，如何看待潘金莲，如何评价李瓶儿等。如西门庆，传统以为他纵酒、贪色、掠财、使气，是一个反面形象；近年多视作兼有官僚、恶霸性质的新兴商人的典型。又如潘金莲，一般认为乃淫妇、妒妇、悍妇的典型，但也时有翻案之说，从同情妇女、尊重人性角度立论，给予她不少的理解与托护。
    语言问题是《金瓶梅》研究中快马先鞭、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如果说成书年代、成书方式、作者、版本等是金学的焦点，则评点、人物、语言、文化等便是金学的热点。如果说金学在国外某些时期、某些课题一度领先，则评点研究与语言研究在海峡两岸因地利人和而优先。如果说人物研究以飘逸的才情涂绘了五彩缤纷的天空，则语言研究以深厚的功力铺垫下坚实凝重的大地。不要说风起云涌般的作者辩论几乎都涉及到语言问题，不要说单篇发表的语言论文几近百篇之多，不要说一些专业词典一般都收有《金瓶梅》语言的例证，即专著便有18部。语言是《金瓶梅》最有特色的文学因素之一，方言俚语、隐语俗谚俯拾皆是，这已是共识，但一接触到具体词汇，便多有分歧，究系何处方言，究作何解，究有何意，究因何由，尚待辩析。于是便有一种融通的观点，说“《金瓶梅》不是哪个旮旯的方言，而是我们民族共同语从近古代向现代演变过程中间阶段的产物”，“实际就是明代中后期通行于北京地区的方言”(张丹、天舒《(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当然也在争论之中。
    以上五项，即《金瓶梅》艺术论，从总体上研究，尚觉宽泛，其具体问题研究，尤当深入。

    四、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悬案与论争
    主要有“嘉靖说”、“万历说”两种意见：
    明人首倡“嘉靖说”。屠本   《山林经济籍》传言于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谢肇《小草斋文集》、廿公《金瓶梅跋》等呼应于后，终明一代，无有二议。清人多从“嘉靖说”，据吴晗统计，竟有“二说十二类”之多。直到近人蒋瑞藻《小说考证》还认定不疑。其后“万历说”渐成众议。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通过对小说中清唱的清理，推论“《金瓶梅词话》跋称此书是‘世庙时一距公寓言’，此说大约是可信的”。1962年龙传仕《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更明确地对“万历说”提出挑战。1979年朱星重申“嘉靖说”，周钧韬、日下翠、刘辉、卜键、陈诏、郑培凯、李忠明、王尧、盛鸿郎、杨国玉等附议。“嘉靖说”的主要论据，一是明人笔记的明确记载，认为除非另有明确记载为非嘉靖朝成书，而不能轻易推翻；二是小说中的一系列内证，如《如意君传》的刊刻年代，佛教的兴衰，道教的活动，海盐腔、弦索调与山坡羊、锁南枝等小令的流行，以及太仆寺马价银、太监、皇庄、皇木、女番子、金华酒、书帕等，均是嘉靖朝的象征。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根据小说写的都是嘉靖时事，小说中的戏曲演出五万历剧目、声腔无昆曲判断“《金瓶梅词话》的写作在嘉靖末年并基本完成于这一时期”。杨国玉《金瓶梅叙事时序中“舛误”干支揭秘》则具体认为“第1—30回写于嘉靖23—27年”，“第52—80回应写于嘉靖40年一隆庆6年”，“全书的最后完成时间总要晚一些，最早也在万历初年”。其《金瓶梅人物命词索隐》更认为“嘉靖23年应大致可确定为《金瓶梅》的始作之年。”
　　清人始有“万历说”。宫伟镠《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廷闻州世说》主《金瓶梅》作者赵南星说，赵南星是万历朝人物，自然《金瓶梅》成书于万历时期。此说在当时“嘉靖说” 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影响甚微。本世纪30年代，郑振铎、吴晗先后呼应，力主“万历说”，遂后来居上，取“嘉靖说”而代之，一时成为不可移易之论。1957年赵景深延续此说(《谈〈金瓶梅词话〉》)《本阶段黄霖最早重申“万历说”，其《金瓶梅成书三考》提出五条证据：一、小说第35回所引李日华“残红水上飘”等曲流行于万历年间；二、屠隆《别头巾文》载于万历年间的《开卷一笑》；三、万历17年于仁上“四箴”书劝皇帝戒除酒色财气与书中出现“陈四箴”的关系：四、小说第65回出现的凌云翼死于万历15年以后，只有在其身后才有可能为小说所引；五、“海盐子弟”演戏乃万历习俗。并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黄霖并且推断《金瓶梅》成书确切时间“当在万历17年至24年间”。而梅节《金瓶梅成书的上限》推定在万历5—10年。马泰来《麻城刘家和〈金瓶梅〉》认为成书于万历11年之前。鲁歌、马征《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认为在万历19—25年间。李洪政《金瓶梅书中有作者署名》则判断在万历21--32年间，其“写作地点就在徐州”。许建平俨金学”考论》集其大成，从凌云翼总督河漕的时间，何太监的衣冠服饰的朝代，巡按与来住官吏、地方官吏间宴请的铺张，申二姐所唱小调[挂真儿]等的兴起时间，“书童”“小唱”风行的时间，海盐腔的时尚时间，佛教的兴衰时间等七个方面，论证《金瓶梅》成书在万历6年至万历11年之间。龙传仕《金瓶梅创作时代考索》、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等则对“万历说”提出全面的商榷和订正。
　　调和“嘉靖说”与“万历说”的观点也几乎可以鼎足而立。张鸿勋《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题材》“认为这两个说法没有多大的出入，既然确切的年代无法知道，那么它大约的年代就在16世纪上叶，再具体地说，是在嘉靖与万历之间”。杜维沫《谈谈(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及其他》、徐扶明《金瓶梅写作时代初探》等后来又从不同角度阐扬这个观点。潘承玉《金瓶梅新证》通过对小说文本全面细致的分析，区别分析小说创作的客体与主体，在其《佛、道教的描写；有关金瓶梅成书时代的新启示》一节中，得出“《金瓶梅》一书所写的时代，是佛教由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由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换句话说，《金瓶梅》反映的不仅是嘉靖朝的历史或万历朝的历史，而是从嘉靖中期至万历前期这一时间跨度大得多的历史，……《金瓶梅》从开头至西门庆死前后的情节，创作于崇道抑佛的嘉靖朝；西门庆死后的情节，创作于崇佛抑道的万历朝。……小说最后定稿于万历十七年以后”的目前最新的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金瓶梅》所写时代问题，借宋写明已成共识，但对所写为明朝哪一时期却有不同的分析：持“嘉靖说”者自然认为嘉靖及其以前时期；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对马价银、佛教、太监、皇庄、皇木、番子等考证，认为乃“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认为西门庆影射明神宗；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则认为是“正、嘉朝时事实录”，“西门庆就是明武宗”。

　　五、关于《金瓶梅》成书方式的悬案与论争
　　主要有两说：
    一是“个人创作说”。明清两代均主此说。本世纪更一度成为定论，鲁迅以后的众多文学史、小说史因此称《金瓶梅》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一次完成的长篇白话小说。本阶段亦得到朱星、杜维沫、黄霖、周钧韬、李时人、鲁歌、浦安迪、日下翠以及所有提出某作者说的论者的支持，仍是压倒的优势。此说的主要根据有三：一、如果《金瓶梅词话》是“话本”，为什么至今未见类似作品流传?二、明代一些著名文人对《金瓶梅》的反应均是刚刚出现而非世代累积。三、《金瓶梅》具有完整的艺术结构、一以贯之的思想、统一的文学风貌。
    二是“集体累积说”。刘辉认为此说在丁耀亢《续金瓶梅·凡例》中初露端倪(《金瓶梅论集》)。四十年代赵景深《〈金瓶梅词话〉与曲子》(《银字儿》)、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古剧说汇》)等都曾透露出《金瓶梅》非一人之力所为的想法。五十年代又出现潘开沛与徐梦湘的一次争辩。八十年代初，徐朔方对此说集中展开论述，提出十条例证：每回前均有韵文唱词，大部分回目以韵语作结束，正文若干处保留有说唱者的语气，吴月娘、孟玉楼、春梅、玉簪儿祭奠诉苦唱《山坡羊》，几乎没有一回不插入诗、词、散曲，不少地方与宋元小说戏曲雷同，全书对勾栏用语、民间谚语的熟练运用，行文的粗疏重复，《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金瓶梅》与{志诚张主管》的关系等，并概括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论汤显祖及其他》、《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孙逊、陈诏《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邓瑞琼、吴敢《从“来保押送生辰担”看(金瓶梅词话)的成书》，陈辽《金瓶梅原是评话说》，傅憎享《金瓶梅用字流俗是俚人耳录而非文人创作》等复为此说提供了若干重要“内证”。魏子云、王利器、支冲、蔡国梁、吴小如、蔡敦勇、周中明、吴红、胡邦炜、尾上兼英等亦附和此说。刘辉《金瓶梅论集》更从《金瓶梅词话》保留的可唱韵文之多，采录、抄袭他人作品之多，讹误、错乱、重复处之多等方面，继徐朔方之后，再次为此说集其大成。陈诏《〈金瓶梅词话〉是一种扬州评话》更具体指出了评话的品种。黄霖《金瓶梅成书三考》、浦安迪《瑕中之瑜》、李时人《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刘孔伏等《金瓶梅是累积型作品说驳论》、刘振农《金瓶梅“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质疑》等则对“集体累积说”提出商榷。
    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认为，《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开山之作，又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而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标志着整理加工式的创作的终结和文人直面社会创作的开始，对两说来了个折中。霍现俊《金瓶梅新解》支持此说。
    主张“集体累积说”者，同时认为有一位加工写定者的存在。徐朔方认为李开先或他的祟信者是这一写定者。早在1964年，徐朔方就撰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提出这一观点。此文20年后才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发出。该文从四个方面(李开先符合“嘉靖间大名士”的传统说法、李开先符合作为小说作者的基本条件、小说大量直接引用李开先《宝剑记》和其他作品、小说与《宝剑记》有不少相同之处)证明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后来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中将这一观点修改为“《金瓶梅》的写定者或写定者之一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而“写定者的籍贯则在今山东省中西部及江苏北部，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一带”，其写定时间则“当在嘉靖26年之后，万历元年之前”，并认为“一、如果改定者是李开先的崇信者，他的文化修养不会太高，根本不是‘大名士’；二、如果是李开先本人，那他只是出主意或主持印制而已，并未自始至终进行认真的修订”。刘辉认为李渔是崇祯本的作评者、写定者。其证据有五：一、首都图书馆藏本卷首有一叶回道人的题记，而回道人即李渔；二、第一奇书的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署名为“李笠翁先生著”；三、小说所用方言有眉评所不解处与评语所用方言有李渔所熟知者；四、李渔在眉评中径称《金瓶梅》为“予书”；五、李渔{三国志演义序》对《金瓶梅》的评价与评语观点完全吻合。吴敢《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琐考》根据李渔与彭城张氏的交往，亦推测“或者张评本的祖本即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系李笠翁由说唱本改定为说散本的吧?”此说滥觞于郑振铎，他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曾说：“我们可以断定的是，祟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戴不凡亦认为其写定者为浙江兰溪一带人。沈新林《李渔评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考》支持此说，并多有补益。黄霖《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对“李渔说”提出质疑，认为首图本系翻刻本，回道人的题词有可能是书贾的后补；绣像本刻于崇祯间无疑，而李渔不可能在此间作评；李渔把《金瓶梅》列
为奇书第四种而非“第一奇书”，且“第一奇书”与李渔称《三国》为“第一才子书”相左；张竹坡评语对崇祯本评语多有大不敬之处，不符合对其父执的态度等，“总之，说李渔是崇祯本初刻的改定作评者，是难以成立的。”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亦否认李渔是崇祯本的评者和改写者。其实黄霖早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一文中即推测评改者为冯梦龙。其后魏子云、陈毓罴、陈昌恒等也对冯梦龙与《金瓶梅词话》的关系作有探讨。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则坐实为冯梦龙，该书认为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必须从“嘉靖间”、“山东人”、“大名士”这三个框子中跳出来，而建立在“集体积累型”、万历丁巳本系初刻本这两个前提下；然后从外证、内证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结论是“东吴弄珠客’即是冯梦龙”、“《金瓶梅》的整理写定者是冯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