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戟沉沙日，长忆“九一三”——林彪与谄谀

　　　　　　　　　　　　　　　•启　之•

　　〔启之，中国电影研究艺术中心研究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１９岁，正在内蒙插队。〕

一、

　 　林彪出事的时候，我正在内蒙土旗插队。队长二银虎病下了，我这个记工员更没法歇，整天领着三四十号社员苦受。前晌东坟地，后晌马莲滩，谷子、玉茭子、糖 菜、胡麻，地里的活儿没完没了。晚上回来，查工分的社员挤了半屋子。把他们打发走了，一头倒下，死一般地睡。那时候，你就是一头牲口，帝力于牲口何有哉！

　 　我何时，何处，从何人那里听说林彪的事，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就连当时必有的惊骇，在心脑间也不留一丝痕迹。那些年，经历的国家大事太多，不免麻木不 仁——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二月逆流、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昨天是高官显贵，今天就被砸烂狗头。死上一两个副统帅，也见怪不怪了。再说了， 不管怎么天地翻覆，明天我还得领着人下地。

　　能说话的知青都回北京了，当地的农民成了我的讨论对象。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村里的知识分子 程天正来我这儿，我按最高规格招待——递给他一支太阳烟。他接过来，夹在耳朵上，上炕盘腿，拉过炕头的塑料袋，捏起一撮黄楞楞的烟叶子，一边卷，一边说： “林彪死了，知青政策可能有变化。”“哼，你就灰撇（内蒙方言：胡说）吧！”我说。

二、

　　一个月以后，他的灰撇成了现实——内蒙工业局到土旗招工，我被内蒙铸锻厂挑中。

　 　告别塔布赛时，天正请我到他家吃饺子。吃完了，他从大红躺柜的深处，翻出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装着照片、奖状、私信、公函——他原来是内蒙水泥厂的团委书 记，１９６０年厂子下马，他回乡务农。因为地主出身，原来的女友分手了。三十大几，才有一个从察哈尔逃荒来的丑女子嫁给他。

　　天正一样一样地给我看，最后从这些“细软”的下面，翻出了一本破旧的《封神演义》。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他大概是用这本珍藏的读物，偿还他欠我的钱——两年前，他家的女娃发高烧，送公社看病没钱，我给了他十块钱。

　　带着这本书，我到了铸锻厂铸铁车间，成了混沙组的一个熟练工。

　　成了工人阶级之后，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在政治学习会上，给大伙念“５７１工程纪要”。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念完了，我不禁对林彪父子暗生敬意——他们说得何等好啊！

　　敬意之外，还有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猜测——是不是中央要消除知青“变相劳改”的恶劣影响，我才有幸当上了工人？

三、

　 　批林批孔使我有了读史的机会，范文澜的通史就是那时候看的。《封神演义》也就在这种名义下翻了一遍。我对神魔小说不感兴趣，但也不免有些联想——看到商 纣王的暴虐，不知不觉与Ｂ—５２（毛泽东）对起号来，而《纪要》对毛的评价更让人想入非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 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再思谋起来，我又不免佩服起主席来——敢于将如此恶毒的诅咒发下来，足以证明其胸襟气度。

　 　但是，最让我佩服的还是５７１的作者——据李伟信交代，《纪要》是“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在某三天内（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 至２４日）写的。《纪要》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说中国的国家机器是个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真是字字见血、句句入骨。尤其是那个“绞肉 机”的比喻让我铭心刻骨——十八年后，我把它写进了《内蒙文革实录》。

　　邱会作说，毛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让汪东兴告诉政治局，“感 谢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还和汪碰了杯。（《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８６、７８８、７９８页）。几天后，毛的轻松快活变成 了僵卧长愁——整天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和做事。一下子苍老许多，背驼了，腿也不听使唤了。腿脚浮肿，肺部发炎，浓痰不断。弄得他夜不能寐，只剩下咳嗽。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７８页）毛的病源于心，他醒悟过来——他固然可以把“二月逆流”、“乱党乱军”等 等一大堆屎盆子都扣在林彪头上。但是，林彪也用他的死揭了毛的老底——副统帅、亲密战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居然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这意味他这位“英明 领袖”不过是个饭桶、骗子、教唆犯。

四、

　　国人对文革的投入和信任，基于对毛的迷信和崇拜。林彪的一腔污血，被历史之 手一滴不剩地泼到了毛的身上，令其灵光大减，文革的基础从此动摇。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而独立思考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会沿着因果逻辑铺设的轨道 疾驰。毛这个神一倒，１９６６年以来被官方肯定的一切，就会随之倒下。

　　因环境、禀赋的不同，人们对文革的觉悟有迟有早，林昭，北大右 派学生，在文革伊始，就看出这是毛在祸国殃民。徐明曜，前北大数学系教授。当时在唐山当中学老师。红卫兵一起来，他就觉察到了这运动的荒谬。马德波，前北 京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刘少奇一被打倒，他就认定这场运动不过是争权夺利。清华的武斗，更让好些人重新思考这场革命。但是，真正让民众怀疑毛，怀疑文革 的是“九一三”。应该说，林彪之死是国人大面积觉悟的开始。它为１９７６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开辟了道路，为８０年代的思想解放添砖加瓦。

　　我属于后知后觉者，直到１９７２年初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的附录里看到《５７１工程纪要》，才悟出这个世道不对头。我的几位四中同窗，就是从那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阶级和政治经济学的。

　　尽管林氏对他所抨击的暴政贡献多多，且这个《纪要》也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借口，而绝无救民于水火之诚心。但是，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文革思想史的作者献上一个郑重的建议：请您在大作中为《纪要》写上一笔。

五、

　　想到林彪的赫赫战功，想到他的灭门之灾，想到他对毛的忠心赤胆，想到他成了毛的替罪羊，有些人不禁热血沸腾，为他鸣冤叫屈。

　 　王年一，文革研究的著名学者，我尊敬的前辈，给舒云的《林彪画传》写序，称林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有着“爱国家、爱人民的伟大人格”，而他“读 这本书的过程，是感动的过程，是受教育的过程，是与伟人亲密接触的过程。”（《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喜读舒云的新著〈林彪画传〉》。载《王年一文集》。 编者——见本刊　ｚｋ０７０９ａ）我不以为然，提醒王先生：林彪吹毛，坏了一代风气。王先生以林之功、之冤反驳我。说着说着，不禁涕泪涟涟。

　　从王到舒，从内到外，为林彪翻案的人不少。一位朋友给我写信，痛陈林彪之冤。并引了１９５１年胡风给牛汉信中的一句话：“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他认为：“这话用在林彪身上很合适。”

　　我为有这么一位糊涂的朋友欣然，于是建议他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写一篇《林彪与胡风异同论》。事过七年，他仍没写出来。

　 　据我看，除了尊毛爱党之外，林彪与胡风完全是不共戴天的两类人。林彪看准的不是“脏臭的铁壁”，而是一个反复无常，以整人为乐的皇帝。林彪从来不想掷出 他的头颅，他只是不想向毛低下他的头而已——庐山会议后，毛先搞“批陈整风”、再反黄吴李邱的“军事俱乐部”。“毛泽东的方针很明显，步步升级、步步紧 逼、步步围攻，实际上是‘敲山震虎’，看你林彪什么态度，毛泽东已下定决心，不投降就让你灭亡。”（《李作鹏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６８１页）但是，林彪自恃功劳盖世，坚持“三不主义”：不屈从，不检讨，不发言。他知道，检讨不检讨都一样。林彪的死扛，在四十年后，获得了其“死党”的 高度评价——“刘少奇投降了，作了检讨，也未能挽救自己的灭亡。邓小平多次检讨，表态‘永不翻案’，站起来之后不久，又强加‘走资派还在走’的罪名，被打 倒了。……黄吴李邱检讨多次，中央通过毛也通过了，最后还是被打倒。（出处同上）——他为毛立下了汗马之功，有资格向毛说“不”！

　　是 的，林彪那颗烧焦的头颅确实给那个“脏臭的铁壁”砸开了一个大洞。但是，他既非慷慨赴死的英雄，也不是反抗暴政的勇士。是的，林在文革之中当过观潮派、逍 遥派；他的出逃的确是毛逼出来的。（见王年一《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王年一文 集》。编者——见本刊ｚｋ０４０９ｄ，ｚｋ０４０３ｃ）考虑到九届二中全会的表现，我们还应该说，林彪还抵制过毛、抵制过文革。但是，有两件事明摆着，第 一，没有林彪的支持，文革发动不起来。第二，在“造神运动”中，林彪功劳第一。

六、

　　林彪用他的谄谀与冤屈给人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以至于有些史学家举臀踟躇，踟躇犹豫之中，不免坐错了地方。随便举个例子——

　 　澳大利亚墨纳斯大学（Monash Universith）教授，与 Frederick C. Teiwes合著过《毛泽东主义时代的终结》（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一书的 Warren Sun先生，说林有三大冤。其二是：“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 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载《明报》月刊１９９６年７月号。编者——见本刊ｚｋ９７０９ａ）

　　这里的逻辑是，林对得起毛，毛对不起林。换句话说，既然林“处心积虑”地拍毛之马屁，他就不应该身败名裂。如果身败名裂，就是不义不公，就是冤比窦娥。

　　Sun先生的屁股坐在哪儿了？是坐在毛家湾的沙发上？还是坐在了怀仁堂的门槛上？

　　什么叫冤？无故受到指责，无罪说成有罪，是为冤。林彪没反党，更没反革命，也没证据说他谋害毛，可非要这样说，那是冤，冤得很。

　　林彪吹毛、造神、搞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将谄谀之风从党内刮向了社会，坏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如果按照败坏风气罪判林彪，不冤。

　　林彪的问题是罪非所罚，罚非其罪。他本来是在道德上犯了罪，却非说他是政治犯。就好比是一人组织卖淫，却判他颠覆国家。生产毒牛奶，却定他里通外国。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逼供为根据，以需要为准绳。势必要造成这种罪与罚的错位。

七、

　　人欲辱之，必先自辱。林彪遭此不测之灾，蒙受替罪之冤，有一半是他自找。

　　毛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二是搞了文革。林彪一生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挺毛。林的两件事跟毛的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没有林的力战，毛不易打败蒋介石。没有林的力挺，毛搞不起文革。

　　为林鸣冤叫屈的人们，似乎忘记了林彪挺毛的手段和恶果。

　　林彪挺毛之法，一言以蔽之：投其所好。林知道，毛爱听好话。而林认为，作为毛的嫡系和亲密战友，他有义务有责任满足主席这个低级趣味。

　 　从１９５９年当上国防部长，林就致力于此。其最杰出的表现是七千人大会。当时刘少奇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 大窘，提出重写报告。在刘亚楼、陶铸等人的鼓动下，林彪站出来挺毛（《吴法宪回忆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４５页）：“事实证明，这些困 难，恰恰是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突出优点是……不脱离实际。”“凡是毛 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李德、舒云编著《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２７页）

　　本来是毛脱离实际，林偏偏说毛不脱离实际。本来是听了毛的话才造成三年困难，林彪偏偏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没听毛的话。林彪用他的言传身教告诉中共的官员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胡吹乱捧，谄媚阿谀才是英雄好汉！

　 　高文谦说林彪“生性孤傲”，“个性极强、从不服软。”（《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２３、３３５页）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他性格中 还有另外一面——谄谀。在中国官场上，“谄谀文化”源远流长，公元前的哲人就给它下了这样的定义：“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意思是 “迎合对方顺引话意，叫做谄；不辨是非巴结奉承，叫做谀。”（《庄子•渔夫》，百度百科）林彪具备了谄谀者的全部素养和本领，从出山到摔死，１２年间，他 有１１年半像李林甫一样迎合上意，像李莲英一样阿谀取容。

　　毛投桃报李：林要求军队学毛著，毛就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林支持毛搞文革，毛就把他定为接班人，还假模假样地写进了党章。

八、

　　《林副主席语录》正文３８０页，其中充满了对毛的谀辞和谀赞。《林彪日记》（李德、舒云编）中的林彪讲话，则以更完整、更有条理的方式重复着这些内容。我在这本书中划了无数的道道，一个大疑问盘踞不去：林彪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毛？

　　在吴李邱写的回忆录中，以及邱父子的心灵对话中，除了吴法宪略有提及之外，其他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何必如此？

　　我请教郑仲兵先生。郑说，林吹毛，是为了山头——中共党内分了几个山头，毛是林这个山头上的老大。林彪是军事家，知道要战胜对手，就得保住自己的山头。而保住山头，首先得保住老大。这里有感情，有义气，也有为臣之道。

　　但是，这个解释仍不能解我心头之困——当“山头”已经稳如泰山了，你林彪干吗还要肉麻个没完没了？拍马逢迎者，一定有所图。而林彪并无所图——他身体不好，又无野心，且位极人臣，何必还要自轻自贱继续阿谀取容？

　　韩刚有句话很到位：林彪是“过度自我保护”。也就是说，林彪是为了自保而防卫过度。

　 　在官场上，你要是不跟同事、上级一道吃喝嫖赌、贪污受贿，你的官就当不长。在黑道里，你要是不跟着同伙们一起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贩毒，你的小命就难保。 在政治运动中，你要是不承认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革命群众就把你往死里整。自古以来，自污都是自保的一个重要手段。林彪为了自保而拍马，与官员们为了自保而 贪污，黑手党为了自保而杀人，文化人为了自保而认罪，一个道理。

　　顺着这个思路，我揣摩林彪的心理：彭德怀倒了，因为顶撞毛；刘少奇完了，因为跟得不紧。我来个恭顺紧跟，你划圈我划圈，你说东我不西；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拍马逢迎，只求自保。

　　如果一个时代，从中央领导到底层百姓，只能用自污才能自保，那么，这是个什么世道？

九、

　 　在我会唱的“红歌”之中，“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唱得最好：“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 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现在唱它，是滑稽，是反讽，是黑色幽默。可想当初，一旦那雄壮庄严的曲调在耳边响 起，一种崇高感就会在我心中升腾。我相信，当这歌声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有无数人会像我一样被这阳刚之美所感动。

　　那么，林彪，这首歌的词作者，有这种崇高感吗？换言之，他的阿谀逢迎是发自肺腑，还是发自皮肤？

　 　１９７０年下半年，在拍马受挫之后，林彪对家人吐露了真言：“今后再也不能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 误。”“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作者注）就是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第３１４页）解读林彪的上述真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他知道自己以前的讲话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不愿意承认阿谀逢迎，而以“随便讲话”代之。第 二，他知道毛最喜欢吹捧，最不喜欢讲老实话，而他以前不讲老实话，就是为了自保。第三，他的反思和不满是因为好心没得好报。如果毛在批陈整风中不再揪住他 和黄吴李邱，而是高抬贵手，也就是说，如果他的好心得了毛的好报，那么，他还会接着说那些没有根据的，不老实的话，继续吹捧下去。

　　据 高文谦分析，《５７１工程纪要》的“主要思想显然出自林彪，像林立果那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即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思想上再有反骨，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 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会有的那种感觉。”（《晚年周恩来》，第３２１－３２２页）这种分析有相当的道理。我还可以补充 一些推理性的证据：《纪要》中说：“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过去，对 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这种说法，很像是林彪在为自 己的吹毛做解释，找台阶。

　　如果林彪确是《纪要》主要思想的提供者，那么，他政治做秀的功夫绝对是天下第一。有史以来，有谁能像林彪一 样把两面派演得如此出神入化——会上吹毛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会下说他是秦始皇、法西斯？在媒体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唱颂歌，回到家里咬牙切齿要“打倒当代 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是林彪出事之后，主流媒体大力宣传的文字。事实上，这后两句用在毛泽东身上更合适。至于林彪，说他“当面说好话，背后吐真言”似乎更为惬恰。

十、

　 　听说林彪摔死，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在这个天理之中，应该包括对谄谀的憎恶。可是，两天后，邓小平给毛写信，也还是得写上“报上 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我衷 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节，朴方的 遭遇３）

　　对于邓小平的这些“谀词”，邓榕做了自相矛盾的解释：“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写过自述，写过各种信函。不得不为了家人为了 孩子求助于他人。多少年了，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逼着一定得说。由于政治和时势所使，他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不得不使用文革的通用语言。” “在保持人格、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和气节的前提下，他向毛泽东作检讨，作自我批评。”邓榕差矣：你可以把说违心的话归为政治家的策略。但请勿扯上 道德操守——违心者，岂有原则、气节、人格可言？

　　邓小平的困境，是中共的困境——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０日，中共高层作茧自缚，赋予了毛 “最后决定之权”。１９５８年３月，毛为独揽大权，悍然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以正确崇拜与错误崇拜的诡辩，混淆是非，大力推崇对他本人的崇 拜。“参加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８年，第 ２５２页）八届二中全会上，党内高层更是带头吹毛，刘少奇称“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４页）柯庆施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同上，第２５２页）周恩来称：“毛主席是真 理的代表”（同上，第３３２页）。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带头，地方影从。从此，诌媚之风日盛。一个以反独裁，要民主起家，以解放 全人类自许，发誓带领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政党，居然搞起了吹拍比赛。大家比着吹，看谁吹得好。比来比去，林彪胜出——在谄谀上，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 一个，但无疑是最最最杰出、最最最有创造性的一个。说他杰出，是因为他有言论，更有行动，说他有创造性，是因为他有一套别人想不到的方法和措施，他把吹毛 变成了一个由军队发起，中央领导、政府响应，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

十一、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可以说是这项工程的奠 基礼。其重大意义，周恩来说得清楚：（１９６１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 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 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上的讲话，《邱会作回忆录》，第６２３ 页）

　　这段话从反面证明了林彪吹毛——出版《毛主席语录》与文革的关系：第一，用毛“思想武装了亿万群众”，是文革准备阶段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第二，因此，为文革做了“最有力的舆论动员”。

　　“小红书”首先武装的是军队。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做的最大最持久最有成效，而与军事最无关的一件事，就是把军队变成一所学习毛思想的大学校——确切地说，是一所造神的学校，一所以宣传现代迷信为主业的学校，一个极左思潮的大本营。

　　林彪治下的军队，是不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军队，我不敢说。但是，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愚昧的军队。

　　以《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标志，林彪将党内的谄媚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二、

　　这个崭新的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毛的两个宠信——林彪、江青雨露同沾，且在没翻脸之前，林、江还形成了互吹的默契。为了插手军队，江青放下身段，给林彪当“轿夫”（《邱会作回忆录》，第６０９页）。林彪心里恨不得一枪毙了江青，可在军队干部会上，却是一片阿谀——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 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她一方面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 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体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出处同上，第５６２页）

　　一方面是林、江互抬轿子，另方面是党政军高层争先恐后向他们献媚——

　　江青同志是一个坚 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 反动派做斗争的一个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 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萧 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 家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 向她致敬！（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周恩来在驻京军事单位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６２— ５６３页）

　　谁能相信，这些肉麻的吹捧出自“人民的好总理”？而“好总理”在讲完了这番话之后，余兴未尽，“还领着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出处同上，第５６３页）

　　这种讲话，这类表演，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竟至形成了要讲话就非阿谀拍马不可。随便抄上几段高层领导拍林彪马屁的讲话——

　　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周恩来在中共九大上的发言。《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２３—６２４页）

　 　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 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胜利的革命事业。（叶剑 英讲话。李德、舒云编《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５８页）

　　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 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叶剑英讲话。李德、舒 云《林彪日记》下册，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９７８—９７９页）

　　这些话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在台上的人都得这么说。 讨好昏君以获宠幸，也是当年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所以，深明君臣大义的周恩来谆谆告诫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８０页）

　　邓小平说，文革中，囿于形势，周恩来也说过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这些错误里面，就包括周对毛、林、江的吹捧。以周在党内外的崇高威信，他的吹捧对提升时代的谄谀之风起了大作用。问题是，这个形势是谁造成的呢？

　 　对于林彪来说，要维系他创造的“崭新的阶段”，保住自己吹毛第一名的光荣，他就得在拍马逢迎上不断升级加码。唐德刚所说“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有 用在这时候才准确（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台北远流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０４页）。滋味难受，又不得不吹，一直吹到毛说了 “讨嫌”。

　　人们常说，阿谀奉承之徒没有好下场。事实上，这种人的下场各异，终生荣华富贵的大有人在。“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搞吹拍者也有一个遇与不遇的问题。林彪的不幸在于，他没有遇到唐明皇，而是碰到了“始皇帝”。

十三、

　 　怀念毛时代的人们，常常夸赞那时的吏治，以彼时的清廉对比现今的贪渎。颂扬毛的人们，常常拿毛的朴素节俭说事：盖了Ｎ年的毛巾被，打了Ｎ个补丁的旧衣， 一年不吃肉等等。这些人无知于一个基本常识——腐败有种种，拍马逢迎、阿谀取容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比贪污受贿更隐蔽、更可怕的腐败。

　　 谄谀的对象是权力。谁掌权，谁就会得到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谄谀。谄谀是精神性的权力寻租——掌权者付出权力，获取谄谀者的歌功颂德。谄谀者以正直良 心为代价，换取权力者赐予的种种好处。毛泽东是当代最大的权力寻租者，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支出权力，得到了上至中央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的谄谀。林彪 有足够的资格提醒那些生活在乌有之乡的人们：早在文革之前，这种腐败就已经在神州大地泛滥成灾了。

　　谄谀源自人性的趋利避害，源自变态心理和人格缺损。任何社会、任何制度、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杜绝谄谀。但是，好制度可以抑制谄谀的病毒，使谄谀之人缺少机会；坏制度则是谄谀病毒的培养基，可以使正直之人走上拍马奉迎之路。

　 　批林批孔使我读了中国通史。由此知道了古代朝廷的派系——外戚、宗室、大臣、太监……清除精神污染时，我突然有所领悟：康生、“四人帮”无非是外戚的变 种，毛远新、王海容、迟群、谢静宜、汪东兴不过是宗室的变形；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邓小平等则是大臣的代表。“始皇帝”驾崩，宗室集团与大臣集 团联手，打掉了外戚集团。先华后邓，保住了红色江山。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鬼打墙。呜呼，信矣夫！

２０１１－５－３０修定

□　原载《记忆》第７４期，２０１１．８．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