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有一个感觉，中国有太多的事，常人根本无法理解，远的如毛时代黑五类的遭遇，近的如向朝鲜、古巴学习控制舆论或温州动车惨案的处理步骤。然而最近我找到一个理论，可以轻松解释这些费解的事，就是邪灵说——之所以中国会发生这些事，是因为邪灵穿上人的皮囊作祟。

随着真相越来越多的公开，对毛的评价也越来越两极化：一极是历史伟人，另一极是超希特勒、超斯大林的罪人。然而长期以来，这两极评价都不能熨帖我对毛的感觉。找到邪灵说之后，我对毛的感觉着地了——毛是伟人，也是罪人，更是牺牲品。他一生，打败了一切政治对手，害死几千万人的性命，真正做到了莫之与京、莫之与毒，登峰造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俨然一个十足的伟人；然而他的登峰造极是倒向的——头朝下地登峰造极，最后他的头卡在漏斗状地狱的尖角里拔不下来，仿佛成为罪人中的罪魁。中国历史上不乏罪魁，可是毛号罪魁却是唯一的，诸如土改镇反按比例杀人，正常年景下饿几千万人，大跃进放亩产几十万斤的卫星，文化大革命毁灭一切既有文化，莫不是蝎子放屁——独（毒）一份。问题是，毛的头为什么会倒着卡在那个尖角里？他的统治为什么会那么远地背离普通的人性、理性、常识和伦理？把这一切都归到他个人的心思意念上实在是太表象了。终极的解释应是有一个比他本人强大得多的邪灵附体于他，邪灵穿着毛泽东统治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一场旷古未有的摧枯拉朽、玉石俱焚和腥风血雨，害了毛自己，也害了他的人民。

一个土改时被杀地主的女儿，父亲被三枪两刀杀害后，众目睽睽之下把带余温的父亲的尸体背回家，葬在后山，年方十九岁的她，一个黄花闺女，因此壮举被土改流氓脱光衣服乳头挂上石头批斗，想了大半辈子也想不通毛时代的种种违背起码理性和人性的做法。晚年她有一个解释，说毛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只是他是一个爱胡乱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个解释很肤浅，很虚飘，实际上是毛和他的同志都被邪灵充满，他们满口胡言，行为癫狂，成为专门实践歪理邪说的群体。一个土改时全身多处被纺棰打伤，腐烂生蛆，最后活活痛死，终年49岁的地主，几十年后他的孙子对于爷爷的遭遇有这个一个解释：“我不相信共产党这么坏，也不相信毛主席知道我们村有个地主，应该是我们本地人心黑（害了我爷爷）吧。”实际上你爷爷被打死时，无论共产党、毛主席，还是害你爷爷的本地黑心人，都处于邪灵附体的状态。

每个60前的中国人都认识几个地主，因为几乎村村都有地主，地主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地主是怎么发家的，地主的日常生活什么样，他们都很熟悉——地主实在就是他们身边的普通农民，是他三舅二大爷，可是毛却说：“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试问地主附属于哪一个帝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抑或日本帝国主义？如此基本的事实都已不讲，毛已不是毛，完全是邪灵在发话，他的嘴已不是他的嘴，而是邪灵的出口。

曹禺的女儿万方有一次提及父亲时写道：“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对于曹禺这种现象，有种种解释，然而最终极的解释是尽管他政治上翻身了，但邪灵还住在他里面。西谚云：“弄脏自己窝的鸟不是好鸟。”当下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高级裸官，一面在中国拼命捞钱，糟蹋中国，一面随时准备弃窝逃跑？无他，邪灵附体了。还有张召忠先生评伊拉克和利比亚，不也是被邪灵穿上了吗？

发现邪灵说以后，我以前的许多体验变得透明了。比如在华盛顿看白宫，在伦敦看白金汉宫，我都感觉好似在看一个大熊猫笼子，有趣、轻松、无危险；可是每次我走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上，感觉却完全不同，非常压抑，仿佛危险随时会从门里窜出来，从墙上翻过来，扑向路人，令人毛骨悚然、栗栗危惧。中南海为什么会给我这个体验？过去说不清，很混沌，现在很容易解释，因为几十年来中南海里盛满高浓度的邪灵，氤氲，骀荡，涌动，其气场攫人魂魄，如《圣经》所言：“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再如北京大学，多美的校园啊！可是从来每次在园子里走，我都有一种被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笼禁着的感觉，使我不得开心舒展。过去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是邪灵。日前李克强副总理访问香港，去一趟香港大学，引起轩然大波，校长一再出面道歉，让人觉得港大真阳光，人气真旺啊！反观北大，前不久一个老右派校友70多岁的阎桂勋在校长办公楼竟被保安打伤，如此阴行恶状，没有人的影子，实在不好解释，现在很容易解释了，是邪灵穿着北大校长在北大做主做王。

2011-8-30北京
原载《黑五类忆旧》第15期

五柳村2011年8月31日收到

五柳村编者跋：如将“邪灵”定位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不能苟同。但所引述的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为什么发生？最终仍是物质的大脑的反映，何以致此？许多尚不为人所认识，但外界对人的思维的影响无疑是有作用的，因此，教育是建立公民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