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文苏亚大我5岁。我对她的第一个印象是在1936年我6岁、她11岁时。我5岁上南京基督教会的育群小学。懵懵懂懂地过了一年后，一天从学校回家，刚进门，母亲拿着鸡毛掸子劈头打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苏亚姐一把抢过了鸡毛掸子说，“他什么也不懂，怎么能怪他？”原来育群小学刚送来成绩单：我留级了。

1933年，我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那年27岁，已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姐姐是老大。老二是我大哥文有智。我是老三。老四是弟弟文有勇。不久，母亲又生了遗腹女，老五文星亚。苏亚姐姐1925年出生于广东。父亲去世后，全家定居于南京中华门附近。这时8岁的姐姐已是长姊如父，幼年当家，承担起协助母亲处理家务，照顾教育弟妹的工作。尽管父亲去世，依靠遗产，我家还能过小康生活。1936年，太婆（外曾祖母）从广东来南京同我们住在一起。

1936年秋，我和苏亚姐转到南京马道街小学`。我上二年级，姐姐上六年级。我们班布置背九九乘法表。那几天晚上，苏亚姐都帮我背九九乘法表，告诉我窍门，我很快就背熟了。这是她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

冬天，我手上长了几处冻疮，可下课时我在沙坑玩沙子，冻疮处沾满了沙子。老师叫：“文苏亚，你看看你弟弟呀！”姐姐把我拉离了沙坑，帮我玩跷跷板，摇木马。次年，端午节到来，苏亚姐用五色丝线编了个五彩粽子给我玩。她还曾用毛线为太婆织了一条长4尺多、宽1尺多的围巾。

一天，姐姐对我说，“你知道吗，今天的你不是昨天的你。人体是由各种细胞组成的。细胞不断分裂，今天的你与昨天的你，细胞已不同了！”我听了打心里佩服：“姐姐知道的真多啊！”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家有一套4室的平房出租，离我们住处约两里路。11岁的姐姐每月都要带我去取房租。

193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姐姐带我看了一场露天电影，讲的是敌人如何施放毒气弹，毒气有多少种，如何防止其伤害。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电影。那时候，南京已多次拉响空袭警报，一次又一次看到日本飞机从头顶飞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8月13日，倭寇开始进攻上海，南京形势危急。我们举家同伯父及其已工作的子女乘坐长江江轮迁往武汉。到武汉，姐姐考入市立第一女中。姐姐带我去银行交学杂费。我第一次进银行，印象是，银行大厅好大啊！姐姐跑来跑去办手续，应付自如。我跳班升入小学4年级。姐姐常从学校图书馆借书给我看，《伊索寓言》中的《龟兔赛跑》给我印象很深。姐姐还带我看过一次演出，话剧内容是沦陷区群众砍倒电线杆破坏倭寇通讯；还演出了歌咏《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在以后流浪日子里，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词。这年12月南京沦陷。

不久，倭寇又逼近武汉，举家再次逃难，乘汉水江轮到了荆门县沙洋镇。读了一学期，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又不得不逃难到了荆门县西庄河小村。那是深山区濒临小河西庄河的一个孤家村，只有一个院落和一个无人居住的姚家祠堂。院落的七八个房间住着一位姚姓农民和他的妻子、四个子女，以及他的老母亲、未婚的三哥和么妹。在离开武汉时，伯父及其子女分别去了重庆、湖南。在西庄河，我家已是举目无亲。这里也无学可上。姚家祠堂里面存着许多线装书。我在这里翻看了《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等小说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私塾读本。姐姐常带我们到村前的西庄河玩水，看小河里的小鱼。小河浅处水刚没过脚面，我们也常涉水到河对面悬崖畔嬉玩。

1940年5月，倭寇大举进攻襄阳、宜城，国民党将领张自忠阵亡。倭寇铁蹄沿着西庄河从下游袭来，一年多山村恬静的生活被打破。我们同老乡们一起躲到附近深山老林中。倭寇退走后我们回到了西庄河村，姚家的房子和祠堂已被倭寇纵火烧成一片废墟。我家的衣物全部丢失。日寇的侵略使我们家从战前的小康生活沦落到一贫如洗。

我家再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15岁的苏亚姐成了34岁的母亲唯一可商量的人，他们决定一家老小（妹妹文星亚当时仅6岁）向西北方向的深山去，走一步算一步。姐姐这时已出落成一位大姑娘了，为了逃难途中不出事，她剃了光头，穿上农民粗布衣。太婆裹着很小的小脚，简直无法走山沟小路。一天途中，太婆突然坐到地上闭目说，“我不走了。”不一会，她就去世了。我们继续走往深山里的远安县、南漳县，都无法落脚。这年10月，到了鄂北谷城县。

谷城县城位于汉江支流南河（又称粉水）北岸。在这里听说，南河南岸黄家嵻村驻有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第四队和中央赈济委员会襄阳难民救济总站办的难民收容所。我们全家住进了难民收容所。不久，我和哥哥进入难民救济总站办的难童小学，上6年级。只读到初中一年级、16岁的苏亚姐，1941年初被吸收为难童小学低年级老师。很快，在时任难童小学教务主任的张汝诚的追求下两人结婚。当时姐姐头发还不长，理的是男式发。尽管嫁出门了，苏亚姐可不是“泼出门的水”，仍是我们家的主心骨。

文苏亚和张汝诚结婚照  摄于1941年春

1941年夏，有智哥由于自幼患癫痫（羊角风），脑子发育受影响，成绩不好，未能毕业，继续留在难童小学。我小学毕业，必须离校。当时谷城县只有一所县立初中，是自费的，我显然读不起。在离谷城220里的均县有省立第八高中（含初中部），是公费的，食宿免费，每年发单、棉衣各一套。难童小学决定给6名毕业生发一个月伙食费和一床薄棉被，资助去均县投考。当时从谷城去均县只能步行，而我只有11岁，对我是否去投考，母亲十分犹豫，16岁的苏亚姐力主我去。不去，留在家里怎么办？最后，苏亚姐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终于说服了母亲。我背着小包袱（里面包着一床薄棉被和一套单衣）去均县。离家那天，母亲和姐姐在门口送我。后来听说，我走后，母亲一直在哭，姐姐一再劝说。到均县，我们6人由均县难民赈济委员会安排住在一座破庙里。最后我和王观振两人考取，开始了三年初中生活。

一个月后，收到苏亚姐来信说，有智哥在南河游泳时突发羊角风不幸淹死。后来听说，苏亚姐当时赶到河边，抚着刚捞上岸的有智哥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痛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弟弟。

三年初中生活期间，苏亚姐每月都要和我通一次信，促学习，问生活；从她少得可怜的薪水中挤出一点钱寄给我用于零花；亲手为我做布鞋；为棉线袜子加袜底。有一次寒假，我住在谷城姐姐家。假期结束动身返均县的早晨，姐姐抓了一大把她过年时炸的排叉塞在我裤兜里，我在路上边走边吃。另一次假期结束返校的早晨，姐姐为我炒了一碗蛋炒饭，吃得香极了。至今我仍特别爱吃排叉和蛋炒饭。

1942年暑假，苏亚姐刚生了第一个孩子—女儿张益勤，还住在医院里。我去看她。她住一个小房间，带着婴儿共睡一张大床。她同我谈到深夜，当夜让我也睡在大床上她身旁。她说，还在南京上小学时，母亲和她就设计了她的未来：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毕业，然后去新西兰留学。为此，母亲当时还买了新西兰一家林场的股票，10年后预计本息加起来可够留学之用。倭寇侵华，使她连初中都没读完就结婚就业了，上学和人生前途梦澈底破灭。她希望我认真读书，战争胜利后回南京，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能够在社会上立足，使家庭生活得到改善。

1943年暑假，我回谷城苏亚姐家度假。有一天，苏亚姐对我说，昨晚爹和有智向她托梦，要寒衣。她带我到店里买了些金色、银色纸箔和草纸。回家就把纸箔叠成“金元宝”、“银元宝”，把草纸砸成纸钱，一直忙到晚上。当晚全部烧了，苏亚姐才安心。

1944年夏，我初中毕业，没有回谷城，从均县坐木船沿汉江直下襄阳，考入设在襄阳的省立第五高中。这年6月，19岁的姐姐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张益俭。其时，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坦克、装甲车和新式武器，而这是国民党抓来的没有文化的壮丁难于掌握的。国民党当局号召知识青年参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这年秋，姐夫参加了青年军。姐姐独自带两个孩子，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1945年1月寒假，我回谷城，发现姐姐瘦了许多，脸色苍白，不停地咳嗽。姐姐告诉我，生了益俭以后，还没满月，她就带益俭到离城15里的仙人渡乡小学教书。在这里，她每天要上四五节课，上课时把婴儿一人放在住房床上，任她啼哭。课间休息时间要抓紧喂奶。夜里带婴儿，睡不好觉。当时薪水很低，每天自己还要做饭，饮食很差。既累而营养又跟不上，得了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是绝症，没有特效药，吃点中药无济于事。

这次寒假期间，姐姐为益勤、益俭照了合影。姐姐把她们放在椅子上，我和姐姐蹲在椅背后，我扶着益勤，姐姐扶着益俭。此前，姐姐还照了一张单身像，这成了她最后的照片。
   文苏亚 1944年    

张益俭、张益勤 1944年

   寒假结束，我和母亲乘小木船回襄阳。那天早上，寒风凛冽，姐姐抱着益俭来南河边送行。船开动了，姐姐久久站在岸边，目送小木船远去。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面。

   1945年3月，日寇在豫西、鄂北开始又一轮进攻。襄阳沦陷。姐姐一家逃到谷城西部山区盛家嵻，姐夫张汝诚回到了盛家嵻。姐姐病得更重了，她忍着心头的悲凄，让两个女儿同她隔离开，以避免把肺结核传染给她们，临终也未能再见她们姐妹一眼。8月7日，苏亚姐溘然长逝。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姐姐终未能等到她日夜企盼的抗战胜利，赉恨而终，20岁就结束了她苦难而短暂的一生。
  
       文有仁 1944年

      
 文有勇 1946年
        文星亚 1953年

      姐夫张汝诚给我来信说，苏亚姐临终前交待他，一定要好好抚养两个女儿成人，帮助有仁弟上大学，照顾好有勇弟和星亚妹。

妈妈母亲和兄妹1946、1947年先后回到南京。原有房产一处被日本人拆毁。另一处典当来的，原房主早已自行收回入住。房主倒是按合同照付赎款，可这时物价比战前涨了无数倍，那点儿赎金已很不值钱了。不幸的是，1947年有勇弟也罹患了肺结核，由于家庭贫困，无钱治疗，去世。我家由战前四世同堂、五姐弟欢聚沦为家破人亡，仅剩母亲、我和星亚妹三人相依为命。

姐夫张汝诚后来也没有能力实现姐姐的嘱托。他1945年是以姐姐病危为由从青年军请假回盛家嵻的。姐姐去世后他要照顾两个幼女，没有回青年军。解放后，他参加工作，在谷城中学教书，1953年贫病交加，去世。这年，张益勤1岁，张益俭9岁，生活更加困苦。她们每天要在街上捡烟头卖钱，才能买点玉米糁熬稀粥喝。次年，在广西宜山县工作的文星亚，生活待遇由供给制改包干制。她要供养母亲，生活很不富裕，但她还是决定把张益俭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张益俭的无业在家的爷爷带她到武汉，委托铁路局武昌南站带张益俭去宜山。去宜山中途还要转车。当时列车员真负责，一路照顾，到衡阳转车，又十分认真地转交给下一列车的列车员。列车到宜山，列车员打电话叫文星亚来接，亲手把张益俭送到文星亚手上。武汉《长江日报》1954年10月23日发表了题为《十岁小孩跑二千三百里》的报道。

武汉《长江日报》1954年10月23日的报道

后来，张益俭于1956年来到北京我身边，上中学、军队护校，毕业后到北京的军队医院工作。张益勤在湖北读到高中毕业，在武汉当了中学教师。

       现在，苏亚姐的大女儿张益勤已是退休中学老师，子孙满堂。二女儿张益俭是军队医院退休正师级护士长。我1948年考进大学。1949年和星亚妹先后参加工作。现我们兄妹俩都已80岁上下，也都是子孙满堂，退休多年，正安度老年。苏亚姐九泉下有灵，也会感到宽慰吧！

       苏亚姐走了66年了，我也成为82岁的老人。但在我的脑海中，她的形象不仅没有随着岁月消逝而淡化，相反越来越频繁地显现。她永远是年轻的姐姐，永远是亲切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