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顾亭林氏有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矣。」王船山氏亦云：「汉唐之亡也，皆自亡也；宋亡则与黄帝以来道德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今兹之所云「易代」，其意义略与顾黄二氏之所谓亡天下相当，质言之，易姓改号，尚可目为阋墙之争，肉食者即看风转舵，也还可以得到后来读史者的相当原谅；若当整个中国沦落于非我族类的外来「夷狄」之手时，平日俨然以文化代表者自居，而高踞于万民之上的士大夫还不能以实际的行为来印证他们在太平盛世时所举以自骄自饰的道德理论，则他们的安身立命的立脚点整个推翻，而亡天下的责任也只好由他们来单独负担了。本文之用意只欲在过去的历史中，举出少数人所共知的事例，来说明我们的智识阶级——也就是从前的所谓士大夫——在历来的亡国期间所负的责任是如何重大，以期唤起我们自己的一点惩前毖后的自觉，同时并将不佞个人所擬的何以自处的方案简括地向目前的时代里的「士大夫」陈述出来。既然会逢其适地身膺此等厄运，躲闪已属徒劳，不如挺直腰身跟在「亚圣」孟轲的背后严肃庄重地说一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庶几上可以涤尽祖先的垢污，下可以不负万民之倚托，而我们自身及我们的后代儿孙是否得脱于目前渐就形成的奴隶奴才的恶运，亦全系于此日的「一念之微」矣。

（二）史迹的回顾
    所谓士大夫阶级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的统治阶级，站在士的地位的虽然目前还未达到统治者的地位，然即以士为业，迟早也总要混进主治者的集团里去的。在一切民营事业最不发达的已往的中国里，读书人除了做官以外，再无第二条出路，所以士与大夫从不分家，读书人的治人性质更是十分明显。

那么，从历史上考察起来，我们的士大夫是怎么样「治」法的呢？记得二十年前，梁启超先生有过两句震动一时的名言，说是「设官以养高等游民，设兵以养下等游民」。当时的社会人士都认他这两句话为切中时弊。其实这种情形是从古如斯的，苏东坡也曾说过，战国四公子的养士，和秦汉的博士选举，六朝的九品中正，唐宋的诗赋经义的考试，目的全是一样，不过想把天下的具有过人才智，其力足以和政府捣乱的人通通囊括到朝廷里来，优其礼遇，厚其俸禄，买他个不去揭竿造反而已。所以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循规蹈矩地鱼贯而行之时，不禁喜形于色而自慰日：「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这也不止中国是如此，事实上恐怕古今中外都有同样的情形；相传法国革命时的著作家曾把政府一辞释为一群以掠夺平民为业的光棍，可见在西方也有相去不远的意见。不过幸而他们的读书人除了做官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事业可为，所以结果不致如我们这样地一拿书本便要以官为出路；也正为如此，所以做官的人也必须和做别的事业心一样地切实负责，才可以免去个人命运的失败。只这一点的不同，结果就生出极大的差别来。

拿我们自己的情形来说，自战国以后，读书人便逐渐结集在一起，拿书本的智识来筑就一重极坚厚的围墙，把他们自己包围起来。在围墙之外的都是被统治的平民，他们除了对墙壁内的人顶礼膜拜，而奉献他们所需的享用物品以外，从不许进墙窥探的。 后来更在围墙的大门上高高地挂上了孔子的圣像，把归到这位至圣先师名下的几部经书陈列在门口，愈显得庄严宏伟；只有学通了这几部经书的读书人能有开门进去的光荣，而围墙中的一切特殊权利也便随着这种光荣而特许到他们的身上。

围墙的界线把墙内外的人越分越远，那些为墙内人所特有的权益也越弄越多，结果便把享受特权的集团弄到十分腐化的地步，而高等游民的特质也日益明显。在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之时，还可以补苴文饰，彼此相安；一到了侵侮外来，天下扰攘之时，他们的真相便要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使墙外面的平民一变往时崇拜顶礼之心，而对之切齿痛恨了。所以中国的士大夫最怕遇到干戈扰攘的乱离之世，因为这是他们的试金石，到了这种时光，平时的一套文饰吹嘘的工具都不发生效力了，结果最容易淘洗出他们的真面目来。

请引几位先贤的沉痛语给大家看看。明神宗时倭寇防御使朱纨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欧阳修五代史「死事传」序云：「然其习俗遂以苟生不去为当然；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

又「一行传」序云：「当此之时，臣杀其君，子杀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

章太炎“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云：“支那人士熹政治。而性嗜利，又怯懦畏死；于宗教倜然无所归宿；虽善应机，无坚确之操。”又于“印度中兴之望”文中数国人不逮印度之处云；“诈伪无耻，一也。缩肭畏死，二也。贪叨罔利，三也。偷惰废学，四也，浮华相竞，五也。猜疑相贼，六也。是六者皆印度所无，而吾国之所独有；自非斲雕为朴，代文以忠，其曷能取济哉？”

这些话总算将我们的智识阶级斥责得很够受了吧。然而还有更深刻的咧。在鲁迅先生的“华盖集”中，你可以翻到如此的话：“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的大驾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且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这些话谴责得是否有点过分呢？一点也不，这正是我们的整个士大夫阶级的普通情形，只要到了亡国易代的时期，便会不期然而然地和盘托出的。本来这里所敷述的种种罪恶，也正是我们的古圣先贤所深恶痛绝，而在经书里再三告诫后人切不可犯的，我们的士大夫在安坐于庙堂之上去施政布道之时也常举这些戒律来向人自豪自炫，以示其高踞于万民之上的光荣并不是无代价的平白得来的；然而到了事体迫到头上来，每个人都要切实地表示态度之时，这些作招牌用的装饰品便会销声匿迹，不知被抛弃到哪里去了。这是我们的士大夫的一贯的态度，二千年来薪火不绝的秘密心传。

所以宋朝曾有人写过四句诗语说“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孔子自己自然是讲究言行一致的，如果读了他的文，便非去实行他的道不可的话，那未免太艰苦了；所以后世请他的文的士大夫只拿他的难行的道来做金字招牌，以取重于世人。到了有人逼着他去实行这个道之时，他立刻把招牌收下就算了。至于真个看重这位老圣人的“道”的人呢，他的与众不同的规行距步一定要引起当时多数读书人的忌恨，而遭受联合的抵制，结果只好终身被摒于围墙之外。就在几年前，湖北不是也曾有过一位因挨不起饿而全家服毒的老“进士”么？他的绝命诗的最后两句是“泉台见尼父，惭愧说安贫。”这便是二千年来得孔子的安贫之“道”的饿夫之一也。

    把易代期间的士大夫的行为考核起来，我想，大概可以分别归纳于下列的五个型类中。

    其一是顺民型。属于这一型的人数目最多，大都是热中干禄的人，只求有官可做，有利可图，谁兴谁亡都与他漠不相干；他们自己解嘲的理论是天命说，天命所归，人力岂能勉强反抗？人民可以挂起顺民旗欢迎弔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官吏何独不然？自然，到这时候，他们平日的金字招牌早已预先卸下了。这一类的代表以善于劝主投降的西蜀老臣谯周，“和事四朝，相六帝”的长乐老冯道为最出色。“雨朝领袖”的钱谦益也还可以。

    第二是走狗型。属于这一类的“名臣”也很不少，大都是些以才华自负的人，他们的口号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彼苍既然生下我这位英雄，自当乘时崛起，大展平生的抱负，岂肯斤斤计较个人的小节而放弃当前的大好时机？他们的工作也比前一类要繁重得多，为了要先意承志去讨得新主的欢心，便不能不拿着披荆转棘的大刀在自己的同胞头上卖力气。较远的如刘豫张邦昌，较近的如洪承畴吴三桂，更近的如郑孝胥殷汝耕，都是这一型类的好手。至如明末的周钟时敏之徒，交欢贼酋，自诩东林，希冀人家识拔，而结果竟难如愿，则揣摩简练，未曾到家，无足挂齿矣。

    第三是隐遁型。属于这一类的大都是良知未泯，而性近恬谈，不为富贵所淫的人，数目自然要少得多了。欧阳修为五代史立一行传，尽力搜索，才得寥寥数人。他在序上说：“处乎山林而群麋鹿，虽不足以为中道，然与其食人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无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其实这种超然的态度也很不容易长久保持，因为在你不找人之时，人家却偏会来找你，试看清初举行博学鸿儒科时之授意地方官到处拉人，自非立身坚定者流多不能无动。如傅青主与人书所言“以七十四老病将死之人谬充博学之荐，而地方官府即时起解，篮舆就道，出乖弄醜，屡经部騐，今幸放免。”可见当时强迫出仕之情形，真有近于桃花扇传奇所写出票捉拿山林隐逸者。无怪当时名士多以出家自免，如叶天寥之全家寄迹于僧寺，其实亦止图避免官府之麻烦而已。观叶氏“甲行日注”所记携带儿子离家时，向家人付托女着之凄苦情状，自非平时习惯于富贵生活的以官为业者流所能做到也。

    第四种是义士型，这一类的信条是临难无苟免，到了自己力量已尽之时，眼见得天下事无可为了，只好毅然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决心，这种人才不愧是孔孟之教的真实信徒，所谓能得孔孟之道的。人数自然是非常稀少，然而影响却非常之大。屈原的一腔悲愤，使百年后实现“亡秦必楚”的预言；文天祥谢枋得的从容就义，也在七十年后达到“必有忠义之士闻风而兴起者”的期望。中国的全部历史也仗着这少数人增加不少的声光。他们的光荣的行谊影响到无数的读书人，使最疲懦的人也知道同心向往。可是我们的士大夫究竟是世界上第一等投机取巧的好手，所以也有人会假借死难的虚岁名来猎取一时的美誉，如周密“癸辛难志”所记蹇材望和方回的故事，看了真叫人觉得啼笑皆非。原文如下：蹇材望蜀人，为湖北倅，北兵之将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竅，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屍者，望为埋葬，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葬之费也。H 牌与银于腰间，只视北军临城，即自投水中。且遍嘱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哀之。丙子正月旦，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往。人皆谓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其记方回行事亦与此相类，可见一部分平时以读圣书自命的士大夫，其实只有一套投机手段，不定那一刻在当时市价最高，必不轻易放过；宣传死节与北装迎拜也只是一套手腕的两种表现而已。又如清人笔记述明亡后，某遗老决心殉国，而不耐自杀之痛苦，因恣情于女色，妄冀以此自戕 ，不料人未死而脊骨先痿，腰不能直，时人呼之为“人虾”云。此亦到死还要取巧之一例也。

    上述之义士型固已难能可贵，但还有一点更难能的，我名之为孤臣型。此真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所寄者，如明末之王船山，顾亭林，傅青主，黄梨洲之徒是也。在异族入主之势已成之后，无寸兵尺土足资依据，而就其本身能力所及，努力为炎黄裔胄种下复兴之根荄。其生活既异常困苦，其工作尤为绝顶艰辛，在不使时人觉察之学术演讲中将攘夷情绪暗暗地扇杨引来，使这一点反抗的火焰继续蔓延于后世读书人的心坎中。这种精神上的复国的经营真比刘琨祖逖岳飞史可法等人之以兵力去经略中原还要艰难得多。然而他们是成功了。假如在三百年前没有这一批艰难缔造的先驱者预先在那里建设好精神的基础，我们会不会有三四十年前的决心排满的革命党人，那真是一个没有人敢孟浪下断语的大疑问啊。

    从上面所述的五个型类，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士大夫原是从一个根源产生出来的，其所以会在行为上表示出如许大差别，只由于平素对于传统的文化，以及代表这传统文化的典籍曾否获得深厚的修养；修养程度的不同便生出个性所受浸润程度的深浅，而单用来做装点门面用的书本智识也就当然无从发生影响于个人的实际行为上。这原是古今中外所同然的，不过以孔孟为中心的中国伦理学说尤其侧重躬行实践罢了。历史上所显示给我们看的实例是如此，那么，我们将如何应付我们今日的切身问题呢？

（三）当前的期望

    我们今日所身历的是我们的过去历史上所从来不曾有过的最艰难，最严重的时代；我们目前所急须应付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最繁难，最复杂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智识阶级中人所共同承认的了。依我个人的意见说，在这艰难严重的境遇中，有一点是确然不可争辨的，就是，我们当前的敌人是我们往古的祖先所从未遇到的最厉害的强敌，而我们的站在中坚人物的地位上的士大夫阶级则比之往日反为软弱了许多。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最基本的精神条件，应该是每一个士大夫所同具的，到今日已几乎成为悬空的理想人格，旷世难逢的了，要凭如此脆弱的中坚人物去应付如此严重的环境，结果只有加速度的造成人家的机会而已。这是在事实上已经有了明显证据的，试看近五六年来我们的敌人已经出乎意外的坐享到多少现成的机会，就可以了然察知我们的今后的危机。所以我有时候颇相信我们的当前的问题已经不复是“会不会亡国？”而应该是“假如真个像有些先知先觉者所说的敌人，在旬日内便把整个中国灭亡了之后，我们还有重新兴复的力量没有呢？”我想，这不能算是过度悲观的话，尽管事实上无此实现，我们总不可不自已预先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筹备好，以免临事仓皇。我自己今日所勉自期许，并且愿意向我们的知识阶级贡献出来的，只有很简单的四个字—那就是“自好”与“牖民”。自好的意义是永久保持自己的身份，无论在怎样情境里，绝不替我的敌人作直接或间接的工具。牖民的意义是随时启发民众的民族意识，而善加诱导，善加组织，使一旦有事，能够联合起来把精神共同集中到一个目标上。这都是最平凡的常谈，也就是最切实的计划。假如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大家联合起来切实地做下去，那么，“孤臣型”的动天地而泣鬼神的精神基础就在我们身上复活起来，敌人虽强，也就不至于如此可畏了。这也正是我们的分内事。因为亡国的责任原是全部负在士大夫身上的。

[跋]本文原载1937年7月5日北平出版的《旬论》第一卷第6期。杨一之先生说 ，这杂志是俞平伯和他还有几个友人自己掏钱办的，卷首献词就是他写的 。印出来就摆在北京大学门房里卖，钱花完了，就停了。不停也不行，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日本人打来了。

    经杨一之先生这一介绍，我到北京图书馆查到这本杂志，已不全。注意到这这篇文章，复制下来，已收存十多年，在目睹今日学术领域腐败孳生之际，重读此文，深感极具现实意义。盖贪官污吏人所痛恨，然他们从何而来？学而优则仕，中国两千年之传统，至今绵延不绝 。今日揭露出来的贪官，有几个不是出自于学校！故正本清源，必须清除学术领域之腐败，“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但人们每以为万仞宫墙内乃圣洁之地，知识分子意味着清高，从本文可以看到，不仅今日学校可以成为藏垢纳污之所，在古代真能奉行圣人之道者亦如凤毛麟角，故重新发表于此。本文作者严既 澄只知即北平大学教授严慨忱，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而一之先生已归道山十余载，也无从再问了。----陶世龙，2006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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