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群学君

胡适先生
1891.12.27—1962.02.24

01

1962年2月24日下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正在举行新老院士欢迎酒会，参加酒会的，是学术界的最顶尖一群人物。

发表祝酒词的，是71岁的院长胡适先生。他指着台下的一位仪态端庄的女士说：

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大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饶毓泰，一个就是这位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是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台下坐着的，正是胡适一生引为自豪的学生吴健雄——当时“中央研究院”唯一的女院士，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唯一的华裔女院士，居里夫人之后国际物理学界当之无愧的“女王”。

忽然之间，胡适先生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立刻失去知觉……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吴健雄，当即泣不成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噩耗传来。吴健雄号啕痛哭，浑身战栗，如果不是丈夫袁家骝扶着，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两年前，吴健雄的父亲去世。悲痛之际，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写信给胡适先生：我一生受我父亲和您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念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矣……

终其一生，吴健雄都记得1936年刚到美国，胡适先生写给她的那封信：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

胡适先生的死讯像投向平静湖面的一粒石子，瞬间引起一圈又一圈涟漪。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这个消息成为全台湾最大的新闻。

第二天一早，女作家苏雪林在报上读到了讣告，泪水顿时夺眶而出。

临近中午，正在家里打麻将的梁实秋接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桌边，另外三个朋友发现他整个人都怔住了。过了好半天，他才说：胡适先生过去了。傍晚，梁实秋接到采访的电话，他说了八个字：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张爱玲先是惊愕，然后回忆起几年前她和胡适最后的那次分别：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适之先生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同样是在美国，唐德刚、周策纵等人组织的白马社则开始筹备“胡适纪念专号”。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陈之藩在英国曼彻斯特含着热泪开始写《在春风里》；李敖开始写《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胡适的论敌徐复观则放下攻击，开始写《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

那一刻，殷海光看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落日的余晖；那一刻，狱中的雷震满眼泪水——他还要等待很多年才会从监狱中走出来。第二天，狱中的雷震在日记中写道：

昨天晚上听到胡先生去世的消息，晚上做了一晚的梦。先是大哭，梦中哭醒。后来又做梦，和他在一起……直到天亮起来为止。今日上午看报，我两次流泪，这是卅六年秋葬母以后的第一次哭，可见悲哀之甚。这里送报人说，拿到报，眼就流泪，许多看报的人哭了。

胡适与雷震

03

胡适去世几个钟头以后，蒋介石就在官邸里收到了消息。

第二天，他就安排蒋经国瞻仰遗容，顺便带去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死者为大，但这只是一句客套话。就在胡适下葬以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这才是心里话。

终其一生，胡适都希望做蒋介石的诤友，可惜，历史没有真正给他机会。

胡适与蒋介石

04

胡适的死讯，在台湾对岸的大陆，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这与几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从1954年开始，经最高领袖授意，大陆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批判胡适运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作协共举办了21次批判讨论会，全国各地发表的批判文章，总字数超过300万。高压之下，绝大多数他昔日的友朋同事、门生故旧都不得不公开发表违心之论。

据说，身在美国的胡适把所有他能搜集到的批判文字都读了一遍，其中包括幼子胡思杜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他没有写下任何辩白或者回应的文字，却心心念念受此“牵连”的朋友。

他给朋友沈怡写信说：

（批判胡适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批判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一年以后，与晚辈学者周策纵聊起已在大洋彼岸被树为“神”的论敌鲁迅，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他是我们的人。

又过了一年，大陆方面委托在伦敦的陈西滢给胡适带话：我们反对的是胡适先生的思想，不是胡适先生这个人。胡适回答：离开了“胡适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胡适”呢？

胡适在病榻上

05

作家苏小和说，胡适可能是一名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起点。从已有的经验来看，如果你没有读懂胡适，很可能到现在为止，你依然是一名没有常识的中国人。

学者朱学勤说，最难能可贵的是，终其一生，他始终坚持着与自由主义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他从没有被二十世纪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也没有沦陷在旨在逃避时代的文人情趣中。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这样一种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国大使。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都是偷偷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夫人江冬秀给他寄衣服，他写信说：“一些衣服没舍得穿，还都很新，不要多寄了！”

去世以后，罗家伦去吊唁，江冬秀告诉他，胡先生的全部遗产，台币不到五万，美金一百余元——这就是26岁就拿260块大洋月薪的胡适，这就是拿着“民国最高版税”的胡适，

1962年3月2日，胡适被安葬在台北南港。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北京大学校旗。

参考文献：

林建刚：《当胡适死去的时候》，《南方都市报》2015年3月15日